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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种商品出口税率由5％上调至20％（政府对出口企业给予10％出口退税）并拟进一步上调。当时这在列强看来简直是中国政府的自杀之举，等于是要断绝各出口商人的财路，有些报纸甚至还不怀好意地认为“中国新政府糟糕的财政，令北京已经开始杀鸡取卵了！”
但八月欧战的爆发，轮到各国观察家大跌眼镜了，中国的这一政策虽然造成了7月份出口的大幅度下滑和大量货物积压，但同时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利益——…欧战一爆发，上述货物的价格猛涨，那些商人原本因为税率调高卖不出去而迁怒于政府，到这时反而感谢起政府来。财政部的一纸命令，让他们推迟了销售，但也等来了好时机，钢铁、煤炭、纺织品、粮食等大宗物资涨幅均在15％以上，并且到了九月以来伴随着欧洲各大强国悉数被卷入了战争之中，由于各国对未来普遍没有信心，导致国际市场上物价再一次猛涨，大宗交易如钢铁、煤炭、粮食等涨幅都在20…25％左右，一些药品价格更是猛涨40％以上，而且供不应求！至于战争需要的特殊物资，如钨铅等金属，涨幅超过50％，而且还有加速上涨的趋势。
在中德联合声明的第二天，中国财政部再次下达通知，将各种战略物资出口关税提至30％。当时的国际市场上，中国是钨和锑的第二大出口国，铅的第四大出口国，美国是钨、镍的第一大出口国，而智利则是硝石和铜的第一大出口国。几乎在中国财政部调高战略物资出口关税的先后，美国、智利等几大矿产出口大国也不约而同地提高了战略资源地出口关税，坐享欧洲“战争红利”，一时间，国际金属市场价格暴涨。
英法两国一直以来认为自己殖民地甚多，贸易和商业发达，对于战略物资的获取相当容易，并不屑于囤积和储存，在战争爆发的头半个月就吃足了苦头——英镑和法郎轻微贬值，各种资源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各资源输出国的提价政策对德国影响很小，德国一直都在囤积战争物资，而中国方面自12年以来，李汉为了给德国战车补血，同时也是为了偿还德国贷款，一直都是以大量战略物资尤其是各种重工、军工所需重金属抵偿德国贷款，让他们非自愿地加速囤积，德国也因此拥有了将近2年半的战争储备，使得现在的德国在战略物资的储备上，比原来历史上的德国多了一倍不止。
而且欧战刚刚开始，英国海军便斩断了德国同国际市场的联系，因此国际金属市场的暴涨对德国影响并不大。奥匈帝国也差不多，暂时也未受到多大的影响。不过最惨的还要数俄国，虽然本身资源丰富，但限于工业和采矿实力的孱弱，短时间内无法生产，甚至于因为适龄人口大量动员后参军，连粮食和军火都开始出现短缺。中国皮草跟木材一直都是俄国的主要输入国，随着财政部下达出口关税调整，东北输往俄国的皮草跟木材等价格增加了三分之一，高额的溢价令不少俄国商人遭遇亏损。
在这样的情况下，陆征祥在大总统的暗示下再一次向英国抛出了提高进口关税的谈判。只要英国答应将进口关税提升至20％，中国方面可以考虑降低一些出口关税。但骄傲的英国人并不肯轻易服输，他们只同意将关税提升至7。5％，并且要求中国出口关税不得高于10％。双方的立场和要价相去甚远，再加上中方本就是为了试探英国人对中德签署联合声明的态度，自然是谈不拢了。毕竟欧战开始之后，欧洲商品供给本国跟殖民地都成问题，哪里还有余力顾及远东中国，关税谈判并不急于一时。
中国能够抓住欧战的机会大肆渔利，一直野心勃勃的日本同样没有忽视这个机会。尽管日本国内高层已经确定了对德宣战，但反对之声依旧不小，最根本的莫过于亲英派的萨摩藩跟亲德派的长州藩之间的碰撞。新首相大隈重信尽管是长州藩元老山县有朋推出来的，但却是一位立志于改革日本的改革派，很显然他领导下的内阁不可能完全尊崇山县有朋的安排行事。所以在众多元老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内阁已初步决定站在英国一边参加战争。若不是长州藩对日本政局的影响远超大隈重信的想象，元老们几乎被蒙在鼓里。
不过长州藩对德国的亲近也不过因为担心德国在欧战中的胜利表现，到是跟日本效仿德国建立现代化新式陆军没有多少关系。萨摩藩跟长州藩元老碰面后很快在对外侵略扩张上达成一致。为了照顾长州派的利益，也为了显示萨摩派的目标取向，最终内阁和元老达成一致意见：日本对德宣战，但目标仅限于青岛和太平洋德属诸岛，不介入欧洲战局；青岛方面由陆海军配合攻略，太平洋诸岛由海军全权负责。
因为一直没能得到英国方面的默许，日本国内吃不准英国人的态度。直到中德联合声明传出之后，英国对于中国再次向德国靠近的举动十分不满，重新有了用日本压迫中国让步的想法。在青岛问题上，英国并不反对德国将青岛交还中国，但对于中德联合声明中所透露出来的有关方针又表示极为不满，对于中国搞“以夷制夷”政策亦表示反感。在这个背景下，虽然巴尔特表示反对放手日本“自由行动”，但英国方面还是通过外交渠道在中德联合声明后的第三天向日本暗示无意阻挠后者在青岛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但不允许日本援引英日同盟协约，必须对德宣战！
接下来的这些日子里，中日两国也开始了各自疯狂的外交努力。日本方面是努力的向让自己的行为看起来名正言顺，并希望得到协约国内部的列强支持，这样日本到时候对中国前线军队大打出手并且吞并胶州湾不管对国内还是国际都是理直气壮的了。英国默许他们参战，自然就是对他们攻击青岛开了绿灯。法国对于任何打击德国的行为都表示欢迎。俄国自无不可，这个国家现在在东线同时面对德国东普鲁士军团跟奥匈帝国军队的挑战，还要应付国内的物资紧张跟财政的窘境，甚至巴不得德国人吃亏呢。
因此日本的重点外交攻坚对象便是美国了。
美国向来都是日本单方面在中国行动最强有力的反对者，但是这个时候，偏偏是美国国内因为欧洲恐怖的战事开始，国内孤立主义势头最盛的时候。他们认为日本这次行动是得到了英国地支持，是协约国对同盟国的作战行动，虽然有干涉中国主权的意思，但是行动是无可指责的。纵使威尔逊总统有意趁机扩张美国在远东的影响力，但得不到国会跟国内民众的支持，也只能叹息作罢！威尔逊总统和他的国务卿通过国务院在给美国驻华公使的训令中说：“向中国朋友尽量表达我们的善意，但是在这种局面下，对于日本在山东的行动我们不能干涉两大国际体系的战争行动……”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向李汉转达的时候也是一脸的无奈苦笑，他们这些人辛苦图谋美国在华利益扩张跟影响力的增加，就因为国内民众畏惧战争引发的孤立主义而这样被轻易放弃！唯一令中国稍微松心的是，美国准备秘密运送四船的军火支援中国特别是中国缺乏的重型火炮跟炮弹，另一位与李大总统交往莫逆的美国人司戴德趁机向总统暗示，他跟身后的财团、银行团势力会尽可能的游说国会跟政府高层，在最合适的时机介入！言下之意就是其他的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了！
日本大隈内阁在经过一番周旋之后，已经毫无顾忌地进行了战争动员。而且从日本国内海陆军动员的情况来看，这一次日本不但要夺取青岛，还要给李汉政府一次严重地打击！为今后日本继续向中国大陆扩张奠定基础。
山雨欲来！
在这样的风云变幻中，日本最终于9月15日绕开中国，直接对尚且占领青岛还未完成交接的德国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远东跟中国水域中的一切德国、军舰和武装船只完全解除武装，并在9月20日前将胶州湾租借地移交日本，由日本在战后“移交”给中国。
这显然是不折不扣的讹诈，中德有关交还胶州湾租借地的方案刚刚出笼，日本就来这么一手，顿时中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中国国内舆论自辛亥年革命以来，一直有亲英、亲美、亲日、亲德四个倾向。不过民国国内虽然现在基本都认定现任总统是在德国的扶持下才能夺取最高政权，但是国内亲近德国的势力真不多。如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等便跟英日两国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国民党不但亲近英国背后更有日本资本的扶持，而美国的那套三权分立跟总统制更是东南沿海跟民国精英阶层之中很有销路，说到底，若不是有李汉这位亲德派大总统，中国民众对德国的认同度并不高。
但是之前不高并不代表一成不变，随着德系资本这几年来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再加上近来中德联合声明的出现，在民族主义高涨的中国民间，作为第一个愿意主动交还割占租借地的列强国家，哪怕这个国家是因为欧战的原因才被迫做出这样的选择，国民依旧认为德国人愿意主动放弃手上沾满了中国人鲜血跟丢失掉的尊严的特权，这是对中国平等对待的开始，也是这个国家走向富强的开端。
本来民间才刚酝酿一股亲德舆论主流，但随着日本对德最后通牒地发表，原本日本在国内本就因为两次去年、今年两次趁乱增兵辽东威胁中国国家主权的事而臭名狼藉的名声更是引得全国哗然。日本对德最后通牒的发表也成为舆论批判的风口浪尖，受到曾经一度掌握了国内主流革命媒体的国民党系报纸的影响，国内革命党及民族主义者一般都认为日本是中国革命的资助者，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也是中国要学习的榜样。但就是这个所谓的资助者、同情者兼榜样露出了狰狞面目，让人不由极为愤慨。新政府的咽喉报纸‘中国之声’发表社论指出：“……先有甲午中日战争，日人割我台湾杀我同胞，掠我钱财数万万。又有庚子年日人铁骑践踏我国都，掠我国宝抢我财物。更有去年、今年两次增兵我辽东半岛。日本昨日发表的最后通牒，与其说是为了维护东亚和平，保障中国权利和中立立场，倒不如说是日本丑恶嘴脸跟狼子野心的暴露，反映了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和侵略，这不能不让人愤慨，亦不能不让人奋起抗争！”
遍览15、16、17三日中国南北所有的报纸，尽皆都是“反对”、“抗议”、“日本”、“青岛”等字样，国内舆论激愤，除了亲近国民党的部分报纸在日本人导演的闹剧中表现的十分尴尬外，基本上国内都是呼吁政府强硬回击日本保护本国主权，只有少数一些报纸提出请求英国、美国斡旋以解决中日争端。
日本政府政府绕开中国直接向德国政府发布最后通牒宛若狠狠一巴掌扇在了中国的脸上，这种完全无视中国主权的行径遭到了中国、政府最激烈的抵、制，外交部总长陆征祥在第一时间向驻日公使陆宗舆下达命令，要求陆宗舆向日本政府再次递交抗议国书！
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效仿中国，三次拒绝了陆宗舆的照会国书。直到17日晚，这才召见了日本驻华公使陆宗舆！
这陆宗舆曾任清政府奉天洋务局总办兼东三省盐各使、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底任驻日公使。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少有的外交人才之一，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