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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生活场面以及所有世态与心态的描写也就失去了依附，难以构成现在比较完整的宏篇。
（三）悬念的运用。“悬念”是建立在对文学接受者的心理特征把握上的，也是叙事文学的一种艺术经验。张平在《抉择》中运用了“悬念”的技巧，只不过这种运用不像古代小说那样，可以脱离开规定情景和人物行动而纯属“卖关子”的形式主义作法，而是将它融汇于人物命运和事态发展中。比如，中纺领导班子是李高成精心安排的，怎么会这样快就集体腐败了呢？他们怎么会如此大胆？上面还有什么人是他们的后台？李高成调查中纺的工作步骤，为什么严阵了如指掌，总在他行动之前就已经有了制约他的措施？他的妻子吴爱珍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在情节发展中，也就是在李高成的际遇命运与性格发展出现的悬念中。这些悬念是作者在叙述中运用的戏剧法的悬念技巧，这些技巧在读者心理制造了疑团、期待的阅读效果，也是作者编织故事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
在我们进行了以上三个方面论述之后，我以为还不要忘记了张平逐渐形成自己风格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作者主观的介入。如果从审美风范上说，小说分倚重客观与倚重主观两大类的话，那么，张平属于后者。他的小说中，作者主观介入的程度是少见的。主要表现在他的主人公从始至终的内心独白，这种内心独白，一是在理性观照下进行的，它直抒作者胸臆，扩大了思维空间，突出了作品的题旨；二是许多段落的内心独白，简直就是主人公的灵魂拷问，不仅增强了主题的深度，增强了对生活的穿透力，而且也增强了这一形象对读者心灵的艺术震撼力。但也要指出的是作者在发挥这一长处时，亦有“过度”之处，这就带来较多的内容重复，显出冗赘之弊。这些都会破坏艺术的表现力。我以为，这值得作者再细细运思一番。
一曲反腐败斗争的嘹亮战歌——代序
严昭柱
继《天网》、《孤儿泪》之后，张平又推出了他的新作、长篇小说《抉择》，生动地描写了国有大型企业中阳纺织集团公司一场惊心动魄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读完《抉择》，我认为，它不但是近两年来直面社会矛盾、反映时代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新潮中的一部佳作，而且它在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方面的努力和实绩，可能会把反腐败斗争题材的文学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表现反腐败斗争，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难点。说到底，难就难在作家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根源、本质和前景。在创作实践中，这个难点常常对作家敢不敢揭示现实矛盾、展现激烈而复杂的反腐败斗争，通过艺术表现能不能鼓舞群众和干部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构成一种认真的考验和挑战。事实上，这类题材的作品有一些是敢于揭示现实矛盾的，但其整体效果却难以令人满意。因为它们往往揭露腐败现象较为充分，而描写反腐败的斗争方面却相当薄弱，有的作品主人公还不得不无奈而痛苦地与腐败现象暂时妥协。诚然，揭露也就是一种鞭挞，痛苦无奈地暂时妥协也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控诉和抗议。这比起那些对于腐败现象不愤恨、不控诉、不触及，却沉溺于自恋等所谓“私人化写作”，甚至欣赏和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作品来，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对于腐败止于揭露、止于抗议，又是不够的。我们的作家应该更加热情地去反映和汇歌我们时代的反腐败斗争，才能为主人公提供更深远的背景、更广阔的舞台、更激烈的冲突，一句话，提供我们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典型环境，才能真实地再现代表时代发展趋势、前进方向的典型人物，鼓舞干部、群众把反腐败斗争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和夺取更大胜利。
张平的《抉择》，不但对腐败现象进行了无情而充分的揭露，而且对反腐败斗争给予了热情而充分的展现，在对环境的典型化方面作了认真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在反腐败斗争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是一个突破。
《抉择》直面现实矛盾，对腐败现象的揭露是尖锐的，同时又是深刻的。它所描写的中纺集团公司的腐败现象，可以说触目惊心。它不是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而是公司整个领导班子都烂掉了；它不仅是这个班子的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而且有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充当后台；他们把一个两万职工的国有大型企业搞到濒临破产，而他们光间接送给严阵的贿赂款就达几百万元，后来在严阵的内弟钞万山家里就搜出人民币130多万元、港币20多万元、美元近10万、8千克金条、数百万元存款、大量首饰珠宝和11套房产证！或许我们会遇到这样的疑问：作者把一个国有大型企业的领导班子写得如此腐败，那么，应该怎样看待它的典型性？难道它可以代表所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现状吗？如果可以代表，这难道不是一种严重的歪曲吗？这种疑问，其实包含着对于典型的一种流行的误解。简明地说，典型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都既有个别性，又有普遍性。中纺集团公司领导班子“集体腐败”就既是“这一个”，而又有普遍性。不过，这种普遍性，不应该误解为仅仅是量的规定性，而应该理解为主要是质的规定性。也就是说，不应该要求作者笔下的中纺班子成为现有的所有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班子廉洁或腐败的平均数。这种要求之所以不适当，因为它必然会否定文学形象应有的个别性，也就必然会导致文学创作走上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而且，这种要求也不合乎人们文学欣赏的实际经验。实际上，通过中纺班子的文学形象，人们并不是获得所有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班子廉政状况的统计值，而是引发和深化了对于腐败的根源、实质和危害的认识和思考，是激发和强化了对于腐败的憎恨和反腐败的决心及勇气，这些，恰恰是这一文学形象的质的普遍性。因此，中纺领导集体严重腐败这一文学形象的典型性，主要应该从它所概括的腐败现象及其危害、根源、本质来认识。
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可以说，中纺班子集体腐败这一文学形象概括了相当丰富的现实内容。譬如说，它概括了一些腐败分子“发国难财”的丑恶罪行：国家年年向中纺贷款，但是，“贷得越多，亏得就越多！为什么？这些亏损究竟是怎么亏出来的？不合情理，也不合规律，太让人深思了”。而事实是，例如1994年国家贷给中纺公司8千万元，公司领导却从中拿出2千万元办了一个“新潮”有限公司，包括40多个实体，这些实体的经理和负责人，几乎全是他们的子女和亲信。结果中纺公司是停工停产了，而那些派生出来的小厂小企业小公司，一个个红火得不得了——“许许多多的腐败分子，正是在亏损企业的招牌下，大捞特捞，大发国难财。”又譬如，它概括了许多腐败分子赖以生存、作恶的卑劣手段和社会时弊。他们的手段就是收买领导干部，领导干部不收礼，他们就收买他的亲属。中纺总经理、腐败分子郭中姚就曾有恃无恐地对市长李高成说：“你知道么？这个公司要养活多少领导干部！其实都是我养着他们呀！想查中纺的问题，查得动吗！这些年，你不收礼，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事情，可在你妻子身上，你知道我们花费了多少？”郭中姚等中纺班子的腐败分子，正是通过收买，利用了李市长妻子吴爱珍，特别是依靠了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的保护，才得以生存、作恶和逃避惩罚的。而团团伙伙、圈子山头的时弊，也成为腐败分子的有力依靠。当李高成市长决心解决中纺公司的腐败问题时，严阵、吴爱珍、郭中姚都以圈子作武器，警告他“人要恩怨分明”、一如果你连个圈子也没有，又有谁来保护你？”而李市长派去调查中纺腐败问题的工作组，也因为圈子意识，因为判断李高成与严阵、郭中姚是一个圈子的人，而作出了一个颠倒是非、掩饰罪恶、保护腐败的“报告”。这又是多么令人警醒的事实！再譬如它对一些手握权势的腐败分子主观动机的揭示，也具有相当的概括性。李高成曾经质问腐败分子：“我真不明白，你们要这么多钱究竟要干什么！”他的妻子吴爱珍和老部下郭中姚都明白地回答：“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吴爱珍说的“后路”，还是说李高成从市长退下来以后不能光凭工资，所以得趁有权时捞钱；郭中姚则是要为国家变色留“后路”，拼命捞钱，将来“要还是社会主义我就照当我的官，要成了资本主义我就去当资本家”，这显然至少已经是政治变节。那个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严阵，也已经化名办妥了两个国家的护照！这些艺术概括既有真实性，又有深刻性，对于人们深化对腐败的认识是很有意义的。
《抉择》对于反腐败的斗争方面更是给予了热情而充分的表现。反腐败斗争靠什么？作者以鲜明的艺术形象作了正确的回答：靠我们的人民群众，靠我们的党。作品为我们描写了中纺的工人群众在腐败分子篡夺公司权力以后悲惨的处境。老厂长原明亮那家徒四壁的境况、老劳模范秀枝那双布满云翳的浑浊的眼里滴下的辛酸泪水、优秀青年技工胡辉中在厕所边摆补鞋摊的木然神情、老工人夏玉莲拖着病弱的身体在“分厂”条件极其恶劣的车间中喘着气费力干活的身影，都给我们留下强烈的印象，都使我们不由得心酸流泪。作品更为我们描写了中纺职工坚决而有力的反腐败斗争，这种斗争贯穿始终，成为推动《抉择》整个故事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坚定地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支持他们的反腐败斗争，他们执着地向市委、省委直至党中央反映情况。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决性，团结、智慧和力量，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崇高而英勇的精神风采。他们对腐败分子是那样的嫉恶如仇，而对党的好干部又是那样的信赖、关心、体贴。当李高成病倒时，数千名工人群众守候在医院门口，表达着他们对党的好干部的关心和支持。在零下20多度的气温下、寒风中，他们的身影、行动和语言，给予李高成何等温暖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当这场斗争处于决战的时刻，工人群众听到李市长被抄家的消息，群情激奋，准备集合去省委反映情况；这时，身患癌症的老工人夏玉莲毅然登上高楼，以跳楼相威胁，阻止工人集体去省委，以保护李高成，同时要求与省委万书记对话，请求省委保护党的好干部。这是血性多么刚强的群众，是对党多么热爱的群众！有这样的群众支持，反腐败斗争的前景怎么会不光明呢？
就是这样，《抉择》以腐败分子为一方，以我们的党和群众为一方，展开了一场震动全市、牵动省委以至惊动中央的严重的政治斗争，斗争之尖锐与激烈达到了双方无法调和、无路可退而只能背水一战、舍命相搏的程度。这就是《抉择》为小说主人公提供的活动背景、斗争舞台、总体情势和矛盾冲突，它们既是“这一个”，又有我们时代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普遍性，因而达到了典型环境的高度，为小说塑造具有时代特色与丰采的典型人物形象打下了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