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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地下室，空的——早呼叫转移啦。哎——，我们破案还是你破案啊？”警察有些不悦了，我只好说自己傻逼啥都不懂，警察语气好转，“感谢您报案，如果有必要会找您联系。”
我赶紧说为首都长治久安身体力行添砖加瓦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是每个良民应尽的义务和荣耀。几天后，正经燃气公司上门了，置换燃气阀是免费的，他们换掉了那破铜烂铁，庆幸没出事。
2
几天后，派出所说抓住骗子了，让我协助辨认。小羽也陪我去了。警察把我和几个人领到一扇厚厚的玻璃墙前，这是花玻璃，看不透，警察让我们透过一条半公分左右的窄缝往里看。屋里一览无遗，和我以前呆过的留置室不一样，没铁栅栏，亮堂堂的，一群人或垂头丧气，或一脸微笑。在警察的吆喝下，他们抬头面对我们，再侧身，转身，来几回。没见那骗子，两受害者高呼：“就他们，臭外地的，操你丫的！”
两人要冲进去打人，被警察阻止了：“放心吧，进去了还不够丫喝一壶的？”
我留意起门外经常散发的印刷品广告，不乏诈骗集团。最拙劣的一桩是自称某香港集团公司，为庆祝成立二十周年回报社会大抽奖。这幢楼乃至整个小区家家户户都中了三等奖，奖金二十五万或“本田”轿车一辆，要求速和南京分公司联系。广告图片上有南京最大商业大厦，一个和赖昌星有几分神似的家伙做老总状端坐黑皮椅，煞有介事地对着手机训话，背后墙上一堆金牌，活像九十年代小有成就的农民企业家。我耐着性子打电话过去，那女子操岭南口音的普通话，一听就是文盲。她先是一惊一咋地恭贺我撞了大运，假模假式地让我提供银行账号身份证等信息，我听见敲击键盘的声音，核实一遍，最后才说要兑现得缴一万税费和邮寄费。我强忍着笑说在奖金里扣除如何，她说不好操作且没先例。我让他们静候佳音，立马给南京警方报警，得知也是个呼叫转移，目的地在福建，被骗者还真不少。一北京老太在记者和警察面前哭诉，昨天刚卖房子的钱，今天就被骗走了。
小羽感叹：“这年头，骗子真是商机无限啊！”
不速之客也不少。自称居委会查证或收卫生费的，查水表气表的，推销保险化妆品上网卡电话卡的……一律带着精致胸卡。自从冤枉缴了两次卫生费，自以为聪明地买了一次假化妆品外，愈发警惕起来。只有上门求助的性工作者、菜贩和查水气表的还算放心。
前房客累计拖欠有线电视费三百元，一直没看电视，也没缴。催缴几次无果，上门来了。我申明十多年不看电视了，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就跟离了他们我会耳朵失聪双目失明似的。我指着那个老古董说：“看这台电视，免费给您您要吗？”
“您就不看看‘新闻咸播’？”中年女人问。
“‘新闻甜播’都不看还‘新闻咸播’呢。”我乐呵呵地，“有必要看吗？前十五分钟领导们很忙，中间十分钟全国人民很幸福，最后五分钟外国人民很悲惨。我就偷着乐吧。”
“您就不看看比赛，足球啊啥的？”
“我不想为这帮蠢货再死一个脑细胞，没索赔已经便宜这帮孙子啦。”
“天气呢？”男人问。
“进门看脸，出门看天。”
“电视剧您该看了吧？”
“我不想把智商降到和这帮傻逼一个水平，除非我来编我来导。”
“那‘春晚’呢？”女人就像抓住了我的把柄，我笑：“啥玩意啊都是，一帮娘们媒婆伪娘们披着红被单冲你露大金牙，姨太太似的……我已经够三俗啦。”
“难道您就不接触媒体，当睁眼瞎啊？”中年男忍住笑，做百思不得其解状。
“自个眼睛耳朵鼻子才是媒体，我就信自己的感官！”我拿出剪刀把门框上的有线电视线路“咔嚓”一刀两断，“这下不怀疑我了吧？这钱我肯定不缴了。”
“那就等法院传票吧。”震惊之余凶相毕露了。我无所谓的样子：“悉听尊便，拿到传票肯定反诉你们。”
“倒打一耙啊？瞧这人嘿！”女的也笑了。我一股无名怒火爆发了：“你们不经过我允许就单方面向我输送信息垃圾，变成脑残还买单，有这么霸道的吗？我要索赔就是十个亿！死一个脑细胞一块钱。”
俩人在旁边嘀咕了一阵，就像看一个深度脑残人士似的看了我几眼，走了。
3
每年春季“两会”，都要运动化大清理一番，以使代表们代表咱开一个舒心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圆满的大会。这期间，大街小巷一片红箍兜。楼下这片贫民区因此鸡犬不宁，并殃及到紧挨着它的楼房。这种年复一年的游戏看起来有点夸张，却颇符合物理学原理：保证电流稳定，不短路不擦出火花不出乱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导体之间绝缘。有人固执地认为，像我这样不稳定的边缘人，很容易破坏这种绝缘状态。
先是自称居委会的人敲门，不搭理。他们已骗取了我半年清洁费，我找房东核实，房东说甭理他们。可能他们超常的嗅觉发现我这儿藏着漏网大鱼，锲而不舍，又狡称查水表的，我被骗开门。放他们进来后，那老头老妪颤颤巍巍，撑着门框哮喘了几分钟才站稳，东瞅瞅西瞧瞧后自称是居委会的，要我出示证件。我问他们到底何方神仙？老太太无声一笑，指指胸前有印章的卡片。我没好气地说：“就算那是真的，居委会有啥执法权？”
老头狡黠一笑，指指手臂上的红箍。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我只好拿出暂住证，看已过期，要我补办，我拒绝了。老头问：“你是干啥的？”
“你管我是干啥的？”我反问，老头说：“你啥意思啊？我有权问你。”
“啥权？谁给你的权？戴块红布条就有权啊？我带一红裤衩也可以问你呢。”我顶撞起来，老头脸红脖梗：“你啥态度啊？”
“就这态度。”我没好气，在电脑前坐下来。老太太打圆场：“年轻人咋这么大火气啊，咱们也是跑腿的，都不容易。”
“可不是嘛。”我揶揄道，“这么大的岁数了，不在家抱孙子干嘛啊？要是遇上一歹徒你们对付得了吗？就您二位能逮住的坏人，怎么也得九十岁以上兼残障人士吧？”
两人一阵干笑。老太太笑着说：“我看您不是坏人。”
“您咋知道，坏人能让您一眼看出来？”我指自己额头，“您看这儿刻字了吗？”
老头趁机说：“说话真逗嘿，甭管您咋说，就回答几个问题。”
我怕两位背过气去我可说不清楚，就没好气地说：“你赶紧问，我还忙着呢。”
“行，很快。”老头拿出一小本，问了姓名年龄籍贯房东姓名和来京时间后，我预测的那句“来京目的”准确无误地到来了。
我狂笑：“我闲得慌，浑身起腻，想来北京待着，不行吗？”
“行，是中国人都想来，那就是旅游，旅居吧。”老太太说。
“旅居是指住在外国但没拿外国籍的人，您直接把我弄成华侨了。”我笑。
“是啊，两头挨不着，咋写啊？”老头就像成功得手的骗子，就势说，“只能写暂住了。”
“爱谁谁吧。”
老头接着问：“职业？”
“自由职业。”
老头有些愣了：“这叫啥职业，就是无业吧？”
“下岗再就业，你要看下岗证吗？”我嬉皮笑脸地说，“我说了随便你咋写，就写无业游民吧，你们的说法叫‘无正当职业’、‘社会闲散人员’。”
登记完毕。老头深明大义似的说：“既然是暂住，就得办证，这也不是咱定的，公民就得遵纪守法，咱也好交差。您说不是不这个理儿？”
我说我是中国人，爱住哪儿住哪儿，要不你们把我遣送了，还省一张车票呢。
“行，不拿居委会当领导。”老头慢吞吞地话里有话，“那咱们只好向相关部门反映了。”
我差点笑岔气，一付无所谓的样子：“随你怎么着，相关部门我又不是没去过——我呀，惯犯了。”
老头和老太太磨磨叽叽走了，晚上“相关部门”果然被引来了，一付狐假虎威嘴脸。这“虎”五十上下，黑制服，高大肥胖，以一脸凛然正气掩饰仕途上的失败。他哼哼哈哈，在室内扫了几遍，又去阳台察看，那阵势活像在犯罪现场搜寻蛛丝马迹。老雌狐说：“嚯，还有腊肉呢。”
“已经被偷了一次啦，你们什么服务，形同虚设，就知道收钱。”我抱怨。
“要不说加强管理呢。”黑制服说。他们又敲开隔壁“小夫妻”的门，查看了他们的证件。这时小羽回来了，也被查了身份证。这屋里就我这个臭外地的属于不稳定因素。看见桌上床上和柜子上尽是中英文书，黑制服和蔼了一些：“您干啥工作啊？”
“翻译。”我说，他佩服的口气说，行啊，有空教教他，再抑扬顿挫地念叨：“A（爱）——，B（逼）——，C（喜）——，D（底）——，有意思。”
“我哪敢教您啊？您说我是A我不敢装B。”我笑。黑虎在床上坐下来，俩老狐恭敬站一旁。黑虎随手拿起床头的《动物农庄》（注：《动物农庄》，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一部反乌托邦寓言小说。）翻了翻：“这写啥的啊？”
“儿童读物，大活人一不留神变成阿猫阿狗阿猪啥的。”
“变戏法啊。”他笑起来，“您还童心未眠哪！”
“老还小，老还小。”
“还挺逗。”黑虎揶揄道，转入话题，“今儿来就为您暂住证问题，听说您有意见？”
“谁没意见啊？就你们北京人没意见。”我说。
“咱北京人去外地也得办。”黑虎说。我想起牛胖子的壮举，豁出去争论了几句，黑虎立马虎威大发：“你还挺较真！”
小羽忙拦住我，打圆场：“您别和他介意，他就有点拧巴（注：拧巴，北京方言，此处指死脑筋。）。”
王磊和朱虹云也在旁边解围，证明我不是坏人，就是有点掉书袋。
“坏人就不是查暂住证的问题了。”黑制服冷冷地说。朱虹云上前拽着黑虎的胳膊摇摇，差点拍老虎屁股：“您就放过他吧，他马上也是咱北京的上门姑爷啦。”
“是吗？——你别拽着我胳膊。”黑虎同时享用着作为老虎被冒犯的恼怒和被奉承的得意，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他看看朱虹云再冷冷地打量了小羽两眼，那意思很明白，这北京丫头真瞎了眼。然后振振有词，“那也得办。北京是首都，情况特殊，就是全国其他地方都废除了，北京也不可能，不然就不叫北京了。咱这片更是敏感区域，多少外国人啊，复杂着呢。再说，不就二百块钱的事儿嘛。”
我说不是二百块钱的问题。请你们吃了喝了都行，不行再找个小姐啥的，这楼下就有，二百块够潇洒好几次，也算帮一把弱势群体。虎乐狐笑，均做正人君子状。黑虎说：“咱可没那爱好。”
“我也没有。”老雄狐赶紧补充，“这样吧，您不去派出所，您把这旧的给我，我给你升个级，办好了，给您拿来。跑腿的算我的。”
小羽抢在我前面答应了。我只好磨磨蹭蹭地拿出旧暂住证，掏钱，送神。
第29章
1
第二本书在第一次冲击波后，并没形成“暴风雨”或“龙卷风”什么的。我们设计的第二波和第三波都搁浅了。语焉不详的原因约莫是这个话题有些痒痒，不宜再挠。敏感的书商却没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