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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9日，谢育才、王勖一家人被押出集中营。
然而特务们一直将他全家紧紧盯稍着。 时间一天天过去，谢育才夫妇焦急万分。有一天，特务突然来问他：“电台的密码你知道吗？”谢育才应道：“我不懂这个。”特务又说：“我们已和南委接通电讯了，南委要你回‘全福处’，‘全福处’是什么意思？人名还是地名，这你应该知道吧？”谢育才一听，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全福处”，应该指的是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地区区委书记刘全福处，老刘负责着南委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估计敌人真的利用电台与南委接上电讯了，难道南委已经暴露？如此一分析，谢育才更加焦急，可又不能让敌人看出真相。急中生智的谢育才这样与敌人周旋道：“我想起来了，‘全福处’是地名，在福建龙岩，我在那里住过的。”这个地方与刘全福所在的闽南平和县相距400余里。谢育才想的是：如果能找到刘全福，就可以找到南委了。
敌人是如何与南委电台接上关系的呢？《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中“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概况”中这样写道：“1942年2月（春节）后，南委电台接到重庆电台指示：‘江西台找你们，请与联系。’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内，南委电台正在与其他电台通电时，江西电台突然用同样的波长插了进来，诡称由于机器损坏中断联系，现已修好，要求恢复联系。起初，南委负责同志认为江西电台中断联系半年多，对此应有所警惕，于是决定，首先，考查一下是否是江西台，要它说明中断原因；二、要江西省委将中断后的情况作详细报告；三、南委暂不向江西省委作任何指示和通知。此后，江西的叛徒即以江西省委名义，通过电台陆续发来一些‘报告’。南委曾询问谢育才本人情况，江西台则诡称‘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和‘情况不明’等等。南委书记方方曾将此情况提交涂振农、郭潜等研究，他们都认为没有问题。于是，方方决定派郭潜去传达指示和检查江西工作，并给谢育才发一封明文隐语的信，要谢育才5月中旬到曲江与郭潜见面。”
这个情况与谢育才分析的现状差不多，敌人用江西的电台取得了南委的信任，并且得到南委要谢育才去曲江见郭潜的情报。再也不能等了！1942年4月29日深夜，住在后面平房里的看守，因有事外出一直没有回来，而前面房子里的两个特务，又到邻居处聊天，迟迟未归，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只能拼死一搏了，哪怕牺牲也在所不惜。
当时他的孩子已经熟睡，若带着孩子走，万一孩子啼哭，则前功尽弃，若放弃孩子离开，未满周岁的孩子明天将会怎样？生离痛过死别，孩子本来就跟着他们受尽折磨，今日一别，也许永世不得相见，是生是死，只能听天由命了。既是革命者又是为人父母，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哪有父母愿意将孩子抛弃？作为革命者，谢育才必须越狱为党报警，作为父亲，只好寄希望于庄家人良心发现，庄家没有孩子，应该不会杀害无辜的孩子吧？吻了又吻熟睡中的孩子，夫妻二人忍痛割爱，跳出窗外，越墙逃走。谢育才把事先写好的两张纸条压在园中石板上，一张条子上写了首诗：“卑躬屈节非顺意，擒住雄心静待时。鸟已高扬人何慕，欲学叔齐与伯夷。”以表明心迹。另一张条子是写给庄母的：“庄老太太，孩子是没罪的，请不要因政治信仰不同而杀害他。”
小心翼翼将园门打开一条缝，两人闪身而出，很快钻进小巷里。夜深人静，两人不敢稍懈，一路连奔带跑，朝着原先观察好的方向迅速奔去。他们昼伏夜行，风餐露宿。为了不至引人注意，谢育才用偷偷带出来的剪子，将王勖头发剪短，换上用旗袍改的短衣，女扮男装。白天他们躲藏在被盗挖过的坟穴里，轮流睡觉，渴了舀坟头积水解渴，晚上，到天黑尽了才敢出来，急匆匆赶路。途中曾碰上土匪，将他们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和手表也都搜走了。
走到离泰和100多里路的时候，因为心急改为白天走公路，以加快行程，却不料碰上抓壮丁，将他俩抓到乡公所。到了乡公所，一搜身，发现王勖是女扮男装，谢育才急中生智，谎称两人是自由恋爱，遭受家庭阻挠，所以从吉安逃回家乡平远，乡长对他们的一套说辞半信半疑，因为当天是圩日，围观者很多，大家都很同情他们的“反封建行为”，乡长见他们身上没钱，又不想惹麻烦，于是就放了他们。谢育才趁机提出要求，要乡长发给路条，许多围观者也纷纷支持他们，乡长怕再添麻烦，干脆开给路条，二人因祸得福。
终于可以在大白天走路了，王勖又回复女装，穿上旗袍，两人激情满怀，希望早日到达南委！由于盘缠不够，谢育才把仅剩下的一件御寒衣物——毛背心也卖掉了，最后连那块露宿山间用的油布也卖掉做路费。日夜兼程，谢育才的脚底打起了血泡，走一步都钴心的疼，一瘸一拐，欲速不能，心中十分着急。路途中，谢育才深怕自己赶不及而使南委遭受破坏，按下山时，南委电告的曲江地址，不具名地写了一一封信：“江西最近伤寒病流行，注意提防传染。”5月22日，谢育才夫妇风餐露宿，冒着被敌人追捕的危险，经过24天步行，行程500多公里，终于到达闽粤边平和县的小（石示）村。 谢育才找到南委军事干部刘永生和长乐中心区委书记张全福。谢育才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南委的安危，当听说南委安然无恙时，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当晚，谢育才奋笔疾书，将自己被捕和逃离的经过，详细写了一份报告，将江西省委被破坏、颜福华等主要领导人叛变、与南委通讯联系的电台已被敌人控制等情况，如实进行了报告，并报告了郭潜的通讯地址已被敌人掌握，建议南委立即转移。
几日后，因南委电台摇机员投敌叛变，发生了南委电台被袭事件。由于谢育才及时报警，南委书记方方和南委机关及下属组织均未遭受损失。方方先后召开几次会议，周密布置撤退转移，又给郭潜发一密码电报，要他立即撤退。可是，郭潜却疏忽大意，收到电报后未及时译出，被特务逮捕，立即叛变，破坏了粤北省委，并亲自带特务破坏了南委，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及南委交通站长被捕。电台被袭、南委事件，都发生在谢育才越狱归来不久，谢育才夫妇因此受到特别怀疑。这既在情理之中，而同时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没有比在自己革命队伍里蒙受不白之冤更令人痛心的了。
谢育才夫妇弃子越狱后，一直接受组织审查。从1942年7月至1944年冬的两年半时间里，谢育才隐居在潮安，过着没有党组织生活的日子，忍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1944年底，潮汕党组织恢复活动后，谢育才参与了韩江纵队、东江纵队的工作。1946年，谢育才随华南游击队北上山东烟台，接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对他的历史审查。他襟怀坦白，如实向党交代了从被捕到签字、越狱赴南委报警的全过程。由于当时江西仍属国统区，无法进行详细的调查核实，故审查结论为：不管谢育才同志当时思想动机如何，但在敌人面前签字愿意放弃共产党立场，是一种背叛行为，应予补行开除党籍处分。但姑念谢育才同志在历史上对党有很多贡献，及越狱回来救南委，又在潮汕地区协助党建立与发展韩江纵队，能坦白检查错误，所以对其进行党龄处理：一、1945年2月参加韩江纵队起重新入党；二、从1942年4月越狱回南委到1945年参加韩江纵队时止，作为考察期。”
对此，谢育才没有怨天尤人，更加努力工作，为解放海南做出了很大贡献。
1950年6月，谢育才受命担任广东省汕头市首任市长，全心投入汕头市城市接管和经济建设工作。此时，意外又发生了：谢育才夫妇在越狱时丢下的孩子谢继强，被特务头子庄祖方收养。解放前夕，庄一家带着孩子逃到香港。解放初，广州市公安局在进行策反工作时，与庄祖方建立了联系。庄表示，如谢育才想要回孩子，他愿意送还。得此消息，谢育才夫妇真是喜出望外。经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叶剑英同意，孩子终于回到谢育才夫妇身边。
广州市公安局因与庄祖方联系，被错认为“与敌特勾结”，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被开除党籍、逮捕、监禁，谢育才因此事受到牵连。此间，在清理江西特委遗留的档案时，发现谢育才在离开集中营时，曾在“死结”、“密结”上签字，谢育才再次被开除党籍。所谓“死结”即“个人政治上无保留”，“密结”即“离营后要保守集中营的秘密”，这是任何人离开集中营的必需手续。在那个极其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无论谢育才如何解释，均无济于事，他再次失去了政治生命……
后来谢育才被安排到华南垦殖局工作。对党赤胆中心的他，一面勤奋工作，一面继续申诉。1957年，组织上根据谢育才的表现，同意他重新入党，并被派往海南农垦局任局长兼党组书记。然而十年浩劫期间，谢育才的问题再次被造反派们当作“特大反革命分子”和“大叛徒”被又一次揪了出来，并立即开除党籍。1977年，久经磨难、极度苦闷的谢育才郁郁而终。临终留下遗言：我虽历尽坎坷，但坚信组织最终会理解我对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几经周折，1999年1月8日，中共广东省纪委发出第一号文件，内容是：“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经中央纪委常委复议并报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恢复谢育才同志1926年至1945年一段的党籍党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此时，谢育才已去世22年……
谢育才是个悲剧式人物，他的经历和冤屈也非常人所及，然而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党的忠诚天地可证，这也是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个人名字的缘故。
其实在“红岩”故事里，也有很多谢育才式的人物，他们虽然在“11·27”大屠杀中成为了“革命烈士”，但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他们中相当一些同志一直没有被政府和组织所认定其革命身份和烈士英名，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们以另一种忠诚，演绎了对党的信任和期待——
我知道，到今天为止，关于“11·27”大屠杀中还有几十位牺牲的难友只知其名，却不知其身份，也不知其来自何方、逝于何事，更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谁，他们为何被关在监狱，又该不该像江姐、许云峰式的英雄被刻在我党的光荣史册上？他们或有名，或无名，甚至有的连长的什么样都不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没有被列入“革命烈士”的名单上……
这是为什么？因为有关部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至今仍然不知道他们当时的身份。许多共产党员，由于当时都是地下工作，又是单线联系，而且不少人用的是假名。被敌人逮捕后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们有的继续编一个假名来蒙骗特务的审问，因此直到牺牲后仍然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现存的“红岩”革命烈士评定，也是经历了几个过程。最早的一批是根据罗文斌等脱险难友们出狱后提供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