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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毛”重聚首
5月底，毛人凤来到台湾，见着了军统“五毛”中的“二毛”毛万里、“小毛”毛钟新，大家互诉经历，居然各有一番撞击地狱之门的惊险过程，听得毛人凤咋舌不已。
4月里，戴笠之母戴兰氏病逝，毛万里作为毛人凤的代表去江山老家奔丧着实忙碌了一阵。万万没有料到，中共军队进展神速，5月3日杭州宣告解放。此时，毛万里正住在江山县城内商会会长姜春山的家里，陡闻恶讯，马上关照续娶的新夫人朱挹秋和儿子毛世荣整理行装，准备往南逃遁，计划是途经福建再到香港。由于交通工具有限，毛万里让儿子先把继母送到福建南平，然后再返回江山接自己。谁知，又是一个估计不足，当毛世荣去南平折回时，江山县城已被解放军攻占，毛世荣只好顺着江山甘八都到福建浦城的公路沿线寻找父亲。
5月6日，毛世荣终于寻到毛万里，只见父亲一身的尘土，满脸的胡茬儿，沉重的双脚拖着疲惫的躯体，一歪一趔地行走在公路上。毛世荣激动地喊了两声“阿爹”，毛万里好像没有听见，急得毛崽一个劲地揿汽车喇叭。
响声刺激了毛万里，回头才见是儿子，顿时喜出望外，甩开双腿往前跑，不知怎的，膝盖一软，和身跌倒在地上，要不是身边的随员搀扶及时，不知会摔成什么模父子相见，才知毛万里刚从姜春山家出来，迎面便碰上了解放军，幸亏跑得快，没有当俘虏。接着，车子开到浦城，小歇一天。第二天，传来前方建瓯站被解放军攻克的消息，毛万里决定丢掉汽车，绕上山路，步行走向福州。一连走了五六天，随身人员只剩下一个副官，一个警卫。此时，毛万里身躯已经发胖，脚板上又生着鸡眼，疲惫加疼痛，折磨得他身心交瘁，根本挪不开步子。开始，随行人员不少，大家半扶半抬地总算每天能前进五六十里路。后来，人手渐少，走上二三十里路，便要歇歇了。这一天，毛氏父子步入建阳县境内，宿在一个碉堡里，睡梦中被解放军包围了。毛万里毕竟是干特工的出身，善于应变，当场关照毛世荣，从现在起不可再以父子相称，大难临头各自飞吧。如果跑到福州，就去某街找某人，他会告诉你去台湾的路程，接着，两人销毁所有可以表明正式身份的证据。
从碉堡里出来，毛万里假扮成资本家，拿出备用的身份证接受检查，对方见他人胖，穿西装，打领带，居然相信了。毛世荣年纪轻，身强力壮，穿一件皮前克，被解放军当作汽车驾驶员留下。结果，毛万里独自跑到福州，再去台湾，真可谓不幸之幸，捡回了一条命！
听毛万里叙述，毛人凤还得知，自己在老家的原配夫人姜春梅和几个哥哥都留在吴村乡水晶山底，没能跑出来。另外，5月5日那天，毛万里还在江山县城见到戴笠的儿子戴藏宜，估计也没能跑出来，这些都令毛人凤忧虑，因为受特工家属身份的牵连，他们多半会受一番磨难。想到这里，毛人凤不由地长叹了一口气。
“大毛”（毛人凤）叹气，“二毛”（毛万里）沮丧，“小毛”（毛钟新）却是惊魂难定。虽说生死间隔于一发的危险使他害怕，但失职造成的恶果，更使他不敢正视毛人凤一眼。5月初，有关湖南军政首脑暗通中共的情报连连传来，毛人凤决定再次派毛钟新前往长沙组织暗杀。毛抵湘后，协同夏松建立“湖南政局侦防组”，具体落实毛人凤的指令，为此，毛钟新还拟了一份暗杀对象的名单，程潜首当其冲，接下来是程星龄，唐伯球、邓介松、萧作霖、唐生明、张严佛等十多人。不知哪个环节出了纰漏，风声不慎外露，毛钟新一连接到几封恐吓信，声称索取毛命，易如掐死一只臭虫，吓得“小毛”慌不择路地逃出了长沙。
就这样，保密局于湖南最后的努力，由于毛钟新的敝帚自珍（怕死），无功而返。从前，落在戴笠的“家法”之下，受牢狱之苦是轻的，送去“殉法”也不为过。对此，毛钟新捏着一把汗，战战兢兢地向毛人凤汇报了长沙之行的经过。也不知毛人凤是珍惜群“毛”的乡谊之情呢，还是受毛钟新夸大情况的“蒙蔽”，非但没有追究，反而重新委任，派他去羊城兼任广州办事处的副处长。随后，忍着“骨肉”创痛，着手重整残局。毛人凤先让潘其武、叶翔之等人在台北市士林芝山岩安下“毛记保密局”的窝，该有的部门不能缺少，诸如设计委员会、局长办公室、督察室、总稽核室、机要组、核算组、布置组、特种问题研究组、特种技术研究组、第一处（情报）、第二处（行动）、第三处（人事）、第四处（电讯）、第五处（司法）、第六处（经理）、第七处（总务）等全部挂出牌牌，哪怕先有师傅，后请小僧也行。
接着，再举办特务训练班，以补充新鲜血液。训练班设在台北市郊区内湖乡，又称“内湖训练班”，班主任由毛人凤自兼，负责实际工作的是毛万里，学员主要从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国家招考。由于这些学员一般都没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也不与旧的派系存在于丝万缕的瓜葛，日后自然会毫无困难地成为毛人凤的“私产”。由此可见，毛人凤自固根基，已开始走出纯粹地继承戴笠“遗产”的格局，而是嫁接戴笠的经验，蓄养烙有“毛氏”印记的学生阵营，这为今后经营台湾落下了一着深谋远虑的棋子。
大内密杀令
戴笠失宠时，毛人凤曾经品尝过墙倒众人推的滋味；戴笠“殉难”后，毛人凤又想象过树倒猢狲散的情景，幸而都没有成为现实。但是，自从南京、上海迅速失陷后，国民党政权的土崩瓦解却给他带来了重新体验创痛的机会。8月1日，程潜发表和平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等宣布起义，湖南全境解放，国民党几乎未作像样的抵抗，便痛失整个华中。8月13日，在香港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黄绍竑、贺耀祖、龙云等44人发表宣言，宣布与蒋介石政权决裂。8月17日，解放军攻克福州，福建大部分获得解放。8月26日，解放军攻克兰州，继而，甘、宁、青陆续建立人民政权。9月，陶峙岳在新疆宣布起义。国民党终于丢失大西北。
面对屡屡出现的“附逆”现象，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对毛人凤说：“叛变我的人比共产党更可恶！”毛人凤很少看到老蒋用“这样”的神色、“这样”的口气跟自己讲话，顿时觉得有一种预感逐渐逼近，他相信：总裁肯定不会轻易饶恕这些家伙。
毛人凤的估计一点不错。蒋介石自下野“归隐”奉化以来，常常被反省后的懊恼萦绕。他恨张学良，恨杨虎城，以为是他们的“兵谏”（西安事变），让自己错过了消灭共产党的机会；他恨李宗仁，恨白崇禧，认为是他们的“捣乱”干扰和分散他的精力，不能始终如一地把反共进行彻底；他恨陈仪落井下石，在最困难的时候，站到共产党一边。而这一切的一切，又是这些忤逆们“恰当”地利用了自己的宽容，不计较他们以前的过错（指从事反对老蒋的活动），乃至养痈遗患。倘若不是政权濒临覆灭，老蒋对自己的气度或许还会抱着欣赏的态度。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因此，当毛人凤在奉化请示如何处置杨虎城、陈攸等人的问题时，老蒋的所言所行，便是懊丧恼恨情绪的激烈反映。5月里，老蒋在上海指挥淤沪防御时，对毛人凤下达指示，又说到过去杀人少，现在不杀不行之类的话，进一步加深了毛人凤的印象。
6月21日，蒋介石乘飞机从福州到台湾。24日，在台北市郊草山选了一所别墅当官邸，他说，就在这里定居了，遂改“草山”为“阳明山”，（老蒋信奉王阳明的学说）。7月14日，老蒋飞广州，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最后以中常委的名义通过决议案，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决议规定：“非常委员会”为非常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非常委员会决议通过，方为有效。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兼任非常委员会主席，结束了7个月的退居生活。
蒋介石出山，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个政治形式的转换，即幕后操纵变成了台前指挥，但老蒋企盼的象征意义，却不能仅仅局限于名分的匡正上。他明白：有权无势，等于无权；有权无术，等于无权；有权无威，等于无权。眼下，要收拾败局，恢复信心，严格要求，严肃纪律，严厉制裁缺一不可。未几，惩罚叛逆，以儆效尤的刺杀密令便交到了毛人凤手里，李济深、张治中、龙云、傅作义等人，赫然在册。
此时，毛人凤已将总裁的心理揣摩了好久，一闻密令，七窍贯通，立即制订了一个有关刺杀对象与奖励办法的条例，共有6条：
一、凡杀害解放军师级军官，或解放区县长以上干部，或起义的国民党同级别军官、同级别文官，或原军统少将级者，发给奖金银元五千到二万元。
二、凡杀害解放军团级军官，或解放区县长、局长级干部，或起义的国军中上校级军官，或原军统上校级者，发给奖金银元三千到五千元。
三、凡杀害解放军营级军官，或解放区科级干部，或起义的国军中级军官，或原军统少校级者，发给奖金银元二千到三千元。
四、凡杀害解放军连级军官，或解放区下级干部，或起义的国军下级军官，或原军统尉级者，给奖金银元一千元到二千元。
五、凡杀害解放军高级将领，或解放区高级干部，或起义的国军高级将领和高级文官的，给奖金银元二万元以上。
六、凡在解放区开枪而暗杀未遂的，经查明后，给奖金银元五百到一千元。
毛人凤制订的这个条例，沿用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传统办法，还至少在三个方面作了发挥：第一，把重点暗杀与大面积的暗杀结合起来；第二，把暗杀叛变分子与暗杀中共干部结合起来，其间，专门“强调”了“附逆”的特工人员；第三，不仅奖励杀人者，而且还奖励暗杀行为。这样一来，整个暗杀行动势必会变得更加广泛、更加残酷、更加恐怖。
条例制订完毕，毛人风上报老蒋，很快得到了批准。于是从八九月份起，由整个“毛记”特工系统担纲的暗杀活动进入高潮。
夜行人霹雳索命
当然，由毛人凤直接关心并亲自指挥的暗杀活动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老蒋眼里的“钉子”。追溯其序幕，当开始于1949年1月，包括没有付诸行动的刺杀李宗仁，以及付诸行动的刺杀何思源。
何思源，原北平市长，是代表傅作义与中共方面商洽和平解放北平的重要人物。1949年1月中旬，老蒋根据毛人凤送呈的情报，知道了傅作义正与中共平津前线的联合司令部在进行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