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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旧党，不管是元佑党人还是元佑学术，都是坚决反对变法，或者反对王安石的新政，所以，元佑学术和元佑党人更不能用。”
“我们要坚持变法，不变法就没有出路，就没有发展，就没有中兴之期，但反对变法的元佑党人和元佑学术不能用，新党人士和新学也不能再用，我们必须起用一种全新的学术理论和以此种学术理论为基础的变法策略。”
李虎眼前霍然一亮，顿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赵明诚的变革思路果然与众不同。
“叔父，你刚才不是说，要坚持以新学为官学吗？”
“我说的新学，不是文荆公的新学，而是一种全新的学术理论。”赵明诚笑道，“即使要用文荆公的新学，那也只能是借鉴，或者干脆改头换面，用文荆公的新学为内核创造一种全新的学术。”
“当年文荆公为了推行变法，创立了新学，而更早的大汉王朝，董仲孙更是创造了新儒学以配合汉武帝的变革。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凡变法必须以学术思想为基础，并以此学术思想培养实施新政的人才，这是变法成功的不二法则。”
“从目前形势来看，我们继续用文荆公的新学和他的新政来变法，显然不行了，前有党争之祸，后有蔡京之败，文荆公的新学和新政在大宋人的心目中一落千丈，强行推行势必引来巨大的阻力，即使那些有心变法的人，也会因为昔年的仇怨而抵制变法。”
李虎连连点头，非常同意赵明诚的说法，但虎烈府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为变法创造一种全新的学术思想吗？这显然不可能。
“叔父，你的学术思想是什么？”李虎望着赵明诚，心想你在这件事如此用心，是不是想把自己的学术推出来？如果你有自己的学术思想，那我不惜代价也要让它成为官学。
“我？”赵明诚略感惊讶，随即明白了李虎的用意，和李清照相视而笑。李清照在得到李虎的承诺后，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也逐渐接受了赵明诚的说法，的确，目前情况下若想尽量避免党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新旧两党全部排除在朝堂之外。
“我学的也是文荆公的新学。”赵明诚说道，“不过，我主要从事古经文的研究，多年来，我也有一些心得。”
赵明诚虽然学的是文荆公的新学，但主要搜集金石铭文，研究古代文字，从事考释古铜器，整理竹简，记述古迹等工作，说白了就是一个考古工作者，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以证经补史。
大宋自立国以来就奖励经学，提倡恢复礼制，对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现了热潮，前有欧阳修的《集古录》，今有赵明诚的《金石录》，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正因为如此，赵明诚对古经文有很深的研究，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大宋历代皇帝尤其是当今的太上皇，对恢复礼制非常热衷。其实恢复礼制是个借口，某种程度上是大宋统治者对儒学的一种改造愿望，希望儒学能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能为大宋国策的修正提供理论依据，继而帮助大宋用更好的国策发展强大。
赵明诚把自己多年来对古经文的研究、对新学理论的研究和对变法得失成败的总结，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文荆公的变法侧重于财经改革，疏忽了政治改革。大宋变革从文荆公的熙宁变法到蔡京主政，新法断断续续、前前后后实施了五六十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赵明诚把自己对新政的看法说完之后，李虎有些疑惑了，变法的目的不就是要解决财政危机嘛，为什么还要注重政治改革？
“大宋的危机从表象上看，主要是财政危机，其实往深层次看，财政危机产生的根源则是来源于中央权力过度集中。”赵明诚说道，“变法不去解决危机的根源，却一门心思想从表象上解决问题，那变法不可能成功。”
这话有道理。这就象一个人生病，治标不治本，甚至舍本逐末，那病当然越治越重。李虎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当即对这种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叔父可以详细说说吗？”
“王荆公的变法思想叫权时之变。”赵明诚解释道，“荆公在地方上做了二十多年的父母官，对权贵官僚们疯狂兼并土地，对中小富豪地主的破产，对百姓在赋税重压下的困苦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大宋财政危机爆发后，要求变革的思潮开始在朝野兴起，其后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了庆历变法，而荆公也由此产生了变法强国的想法。”
“记得当时荆公写了一份奏章《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份奏章里，他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变法措施，但他明确指出了当时国政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性，变法的必要和变法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当时的危机是‘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是以变法势在必行。他认为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而关键在于增加财力。他后来推行的一系列变法措施都是以此为目标。”
“为说明变法的合理性，荆公提出了‘权时之变’的‘先王之政’说。”
“所谓权时之变，就是根据时代变化而修正先王之礼法，这是先王礼法中原有之意，而先王之政在则于运用礼治与法治两种手段治国，缺一不可，但是先王所用礼法都是根据当时需要制定的，随着时代的变化，礼法也会产生弊端，不合时世，后人应当‘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如果不敢逾越古人一步，以为这样就是遵从古人礼法，那就错了，恰恰背离了先王之政。”
“汤、武生于桀、纣之世，如果‘暗于君臣之常义，而不达于时事之权变’，哪里有所谓的汤、武？孔子同样‘有时而用权’，如果孔子只知固守常礼而不知权时而变，哪里有所谓的孔子？圣人为政之道，在于审时度势，根据时代需要制定礼和法，这恰恰是遵先王之道、合先王之政。”
“由此可见看到，文荆公所要‘权时之变’的，所要变革的，是中央权力过分集中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还有就是废弃均田后出现的土地过度兼并，而不是要削弱中央集权，更不是恢复均田制。”
“文荆公明确主张‘操纵之权，上之所专’的皇权集权思想，在他看来，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大权，必须掌握在皇帝手中，不可旁落。他认为历史上的尧、舜、禹、汤、文、武各代之盛，正因为‘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所以他在变法中，不仅没有削弱中央集权，反而处处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努力。”
“中央权力过分集中，表现在财经制度上就是国家垄断，这严重触犯了官僚贵族和大富豪们的利益，所以熙宁变法以失败而告终。到了蔡京主政，把元佑党人全部赶走了，一系列的以国家垄断为基础的财经制度实施了，但后果是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却无限制放大，最终新政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现在我们回头去看一看，大宋的财政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也就是大宋的基本国策，大宋所有制度都是以‘中央集权’来制定的，中央权力越大，皇权高度集中，必然产生弊端，而任何变法如果不在这个根源上想办法，那么弊端就一直存在，无论怎么变法，最终都是失败。”
第十七章 未来的大宋官学
李虎听懂了。在赵明诚看来，荆公的变法治标不治本，由此为新政而创建的学术理论也失去了支撑作用，所以，必须要创建一种全新的学术思想，以这种全新的学术思想来支撑新的变革策略，而新的变革策略首先就是改变大宋的基本国策，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实施变法，既不要过度集权也不要权力失衡，因此需要重新分配皇权和相权、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继而制定和实施新的官制，新的财经制度，既治标又治本。
赵明诚的改革思路完全符合李虎和虎烈府的改革思路。以李虎和虎烈府的想法，中兴大宋就是推倒重来，但这种办法目前看来不现实，大宋中兴还是要以大宋原有的礼法为基础，但不能修修补补，必须动一个大手术，既治标又治本。
李虎很兴奋，也很激动，他总算找到了一条看上去比较正确，也很符合虎烈府利益的治国策略，急切间，他非常想知道赵明诚所有的完整的变革构想，“叔父，那么在你看来，我们是不是要即刻构思一个全新的学术思想，创建一个全新的学派？”
赵明诚和李清照面面相觑，哭笑不得。这个孩子自小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若论行军打仗还是不错，但说到做学问却是一窍不通，竟然闹出这么大的笑话。
“使相，这做学问，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构建一个学术思想更需要多年的积累和研究，至于创建一个学派，那不但需要一帮志同道合的大儒和门生弟子年复一年的努力，更需要有超绝的天赋和独特的创新，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李清照笑了起来，慢声细语地说道，“你不要急，这方面你叔父和我已经有了个大概的想法，我们慢慢告诉你。”
李虎尴尬不已，其实这话说出来之后他就后悔了，太无知了。
赵明诚的眼神有些恍惚。他想起了李长浩，还有自己和李长浩在太学的日子。李长浩在自己的心目中地位很高，亦师亦友，但谁能想到，李长浩的命运如此乖蹇，而他在逃亡的过程中竟然没有把超绝的学识传授给李虎。难道说，李长浩从逃亡那一刻起，他就放弃了一切？那李虎为什么又有今日不可思议的成就？李长浩永远都是一个迷一般的存在。
“变革是大宋中兴唯一的路，你要承担大宋中兴之责，自然就要变法，而若想变法成功，你必须有一帮忠诚、坚定的支持者，这一点至关重要。”
赵明诚这时想到了王安石，当年他重用亲故，并被台谏大臣斥之为堵塞贤道，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变法阻力之大，其中之艰险，岂是一般人所能想象。
“你起自辽东，兴于代北，虎烈府目前的班底都是北方汉蕃，而大多数文臣来自于辽国，依靠这些人根本无力推行新政，最多只能立足于西北。”赵明诚一针见血，李虎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就当前的形势来说，你尚未在西北立足，也没有进入汴京，更无法确定你掌控大宋权柄发起变革的时间，所以，现在正是你为下一步的变革做准备的最好时机。”
“要变法，首先要推动变法的人，你原来的班底算一部分，而今你到了西北，要在西北扎根，那么西北的文士肯定也要算一部分。我说过，在变法这件事上，政治群体有南北地域之分，新党基本出自南方，旧党基本出自北方。我们现在既不要新党，也不要旧党，那么把这两部分文士除掉之后，你在西北只能重用支持变法的非旧党文士。”
“当今大宋，在学术思想上，并立三大学派，一王安石的新学，二是二程（颢、颐）的洛学，三是张载的关学。除此之外，还有温公（司马光）的朔学和苏氏父子的蜀学，这两个学派在学术思想上无法和上述三大学派并列，又都是反对变法的守旧派，是元佑党人，而且蜀学还远在西南，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