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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金不需要朝廷出。”范直昌急忙说道，“官方至今没有介入交子铺的经营，各路交子铺都由各路的商贾联合经营，比如成都府路的交子铺就是由十六家富商联合经营。川蜀、荆湖、京西和关洛共有交子铺十二家，联合经营的富商多达两百多家。朝廷的交子务负责每年的交子发行，这些交子分摊到各交子铺，各交子铺按照发行量拿出准备金。发行量和准备金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蔡京的交子改革让各地交子铺遭受重创，交子铺和其经营商户的财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为了重振交子，迅速扭转财政危机，川蜀四路的交子铺有意合并。”范直昌看了燕青一眼，继续说道，“荆湖、京西的交子铺也有同样的想法。当前各地交子铺有十二家，如果合并为六家，再把陕西和河东有意加入交子经营的富商拉到一起，那么每家交子铺的联合经营者的数量会增长，这样实力就强了，准备金也就不成问题了。”
范直昌接着把交子制度和交子铺恢复正常后的情况做了一番描述。
朝廷稳定下来，交子恢复了正常价值，交子铺实力更强，百姓的信心就恢复了，商贾和其它行业经营户就会和交子铺重新合作，这样商贸就开始恢复，其它行业经营户也开始恢复生产或者扩大再生产。经济逐步恢复了，财政也渐渐好转。
交子铺正常了，业务量大了，铺内进出的钱多了，随即可以展开借贷、投资等业务，而这些业务又可以进一步促进商贸和其它行业的发展，如此整个经济盘活了。经济蓬勃发展，赋税当然也节节攀升，于是财政危机得以扭转并逐渐好转。
范直昌所描述的一切都很美好，但需要时间。百姓对交子信心的恢复需要时间，经济的恢复更需要时间，而这一切都需要国家实力作保证，国家实力最直观的就是武力，军队强悍，屡战屡胜，不断的开疆拓土，那么百姓自然就有信心，经济恢复自然就快，但是，开疆拓土需要钱，经济恢复更需要投入大量的钱，没有钱那是万万不行。
交子是一种货币，支撑交子的是财富，真正的财富包括粮食绢布等等，没有这些真正的财富，不要说交子，就是真金实银也没用。军队打仗需要粮食和武器，拿着金银珠宝是打不了仗的。
罗青汉再一次询问范直昌和燕青，有没有钱粮帮助朝廷马上进行西征。
“钱粮肯定是有。”范直昌犹豫了半天，还是忍不住说道，“但朝廷必须在变革政策上尤其是财经制度上做出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并付诸实施，而且要保证它的长期性和持续性。”
“你不要被宰相那帮人吓倒了。”罗青汉冷笑道，“我刚才说了，总帅和我们，包括整个虎烈军的人，都坚决站在你们这一边，谁也不能阻碍变革。”
燕青马上说道：“罗帅，当今天下三分，谁也无法预测未来的形势，但若想给各地的巨商富贾以信心，总帅首先要摄政，要独揽大权，然后朝廷要用未来的利益交换他们手上的钱粮，否则，短期内，我们无法取得他们的信任，更不要说筹集钱粮了。”
罗青汉的脸色有些难看了。
燕青苦笑，“掳掠的事，可以在汴京、大名府、应天府干一干，但我们若想统一中土，就不能长期干，如果再干，各地巨商富贾都跑了、破产了甚至被杀了，那我们就是竭泽而渔，只能救急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在武力威胁他们的同时，和他们紧密合作，这才是最正确的办法。双方互利互惠，他们得到了钱财，我们统一了中土，相比起来，我们获得的利益更大。”
李虎和董小丑陷入沉思。
送走范直昌和燕青，李虎急召黄涉、柴云、霍六哥、毛军、高宝龙、侯概、张高儿等人再度商议。
李虎决定独自摄政。
独自摄政的后果就是各地可能有叛乱，而叛乱最有可能爆发的地方就是荆湖和京西，毕竟那两个地方和东南叛逆的地盘紧紧相连，当地官员在叛乱后可以迅速得到东南叛逆的接应，实在不行的话也可以迅速逃到东南去。至于西北，因为太过贫瘠，钱粮不足，党项和吐蕃都是敌人，叛乱后难以支撑，只要李虎不篡僭，王渊、刘光世等人还不至于马上反目。
李虎和众人商量后，随即决定毛军在参加完新皇登基典礼后，马上返回襄阳，和张关羽、赢秦、李迥等人做好平叛准备。应毛军的要求，李虎下令从大同调高缘、吴撞天和云海军到襄阳，马上建水军，做好南下攻打东南的准备。
西北军则进行一次大调整。杨可世调任西北大都督，主掌西北军事。杨志调任环庆路，出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杨陵调任泾原路，出任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王渊、王玶、赵明三人则调到中原战场。
当夜，李虎在议事大堂宣布了自己独自摄政的决定。
为了进一步控制东府，削弱宰相的权力，宰相不再兼领两省侍郎。门下、中书侍郎和尚书左、右丞为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柴云、李复、赵明诚、霍六哥出任参知政事，范直昌以翰林学士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参知政事。
这样，东府就有七位宰执，西府有四位宰执，加上李虎，共有十二位宰执大臣。
宰相李纲没办法，他的权力严重削弱，只有接受这个事实。
六月十二日，新帝登基。
诏告天下，大赦。
同日，新帝下诏，天下兵马大元帅、汉王李虎摄政，辅佐新帝。
同日，李虎以天子的名义下旨，定国是，实施变革。
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指导机构。
设立“疏浚黄河司”，负责治理黄河。
设立“提举市易司”，作为全国市易务的管理机构。
设立“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详定诸行利害。
其它诸如财政等众多变革措施，由所属府署实施。
以上诸多机构都是仿效当年王安石变法，目的是把变法措施落到实处，由专门的机构来推行变法，另外也是进一步分化东府权力，确保变法顺利实施。
这次变革部分秉承了王安石的新政，但基本国策却彻底颠覆，而财经制度改革却走向了“放任自由、不抑兼并”的经济模式。
第二十五章 骊山争议
六月底，川蜀、荆湖、陕西、河东和关洛的巨商富贾云集长安骊山，和朝廷共议财经制度改革。
这些巨商富贾包括大地主、大商贾、大交子经营户和矿冶、织造、运输等各行各业的行会魁首，人数超过了六十人。
朝廷方面则由宰相李纲、副相黄涉、参知政事和相关府署长官参加共议。
在这之前，朝廷在李虎和虎烈人的强势逼迫下，以李纲、李复、赵明诚、张孝纯、马扩等为首的一批持保守变革态度的官员不得不让步，接受了由李虎、黄涉、范直昌、燕青等人拟定的全新变革策略。
这是巨商富贾们第一次参予国家决策，第一次获得参政议政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是李虎给的，所以他们在感激李虎的同时，竭尽全力、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也使出浑身解数，与朝廷争夺利益。
议事范围非常广泛，从国策到学术理论，从经济到文化，从当前形势到统一大业，无不包括。代表官民两个阶层利益的一百多人讨论了大宋财政危机的缘由，范仲淹、王安石和蔡京变法的经验教训，新旧两党互相厮杀造成的危害等等，而重点则是在新国策基础上推行实施的一系列变革措施。
到了七月中，议事双方的分歧虽然在妥协中不断缩小，但形成了两大派系，这两大派系在激烈的争论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观点，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这是李虎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而这件事影响到了国家决策。
一派急于统一，立志把本朝疆土恢复到汉唐鼎盛时期，甚至要求开拓更大的国土，为此他们希望朝廷能够利用变革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国力，把中土的敌人和潜在的敌人统统消灭，或者赶离中国，从而排除入侵或受袭扰的危险。
这种积极的扩张策略表现在经济上，就是有效利用国家资源，迅速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为此，他们要求朝廷设法控制和协调经济发展，采取诸如管理铸钱、国家监督盐铁茶专卖、发展商贸等等一系列措施。在律法上，他们倾向于严刑峻法，要求修改大宋刑律。大宋刑律宽松，尤其对官吏惩罚较轻，只要不是造反都不会叛死刑，坐牢都还能继续享受国家俸禄。这一点，也是大宋腐败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派根据战略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构设其国家目标，着眼于现在或将来，思想非常激进。
另一派则极力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认为朝廷的责任就是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以仁义治天下，宣扬儒家学说，设法恢复传统礼学价值，以图清除中国之积弊。
在经济上，他们推崇“放任自由、不兼并抑”的经济模式，虽然也要求国家干预，但仅仅是限制私人的自由和首创精神，目的是为了抑制国家和富豪对穷人的压迫。
这一派在对外策略上趋于保守，他们设法限制单纯地为了扩大帝国版图或提高中土威望而进行的战争，控制国家资源在这一方面的过度耗费。
在商贸上，他们也非常保守，他们建议收缩，而不是扩大和遥远国家的贸易往来。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和海运贸易的历史来看，这种贸易往来对中国不利，输出丝茶等生活必须品而输入金银珠宝等奢侈品，不利于中土国力的提高。
这两派的观点不能笼统地用激进和保守来区分。另外，持有这两种观点的官员混杂于北方虎烈人和南方大宋人中间，也不能用虎烈人和大宋人来区分。因为持中外一统大战略一派后来聚集在骊山行宫的东溪议事，所以他们自称骊山东溪派，而另一派聚集在骊山西观，遂自称骊山西观派。
在学术思想上，他们的理论观点差不多，在国家基本策略上，他们的观点大概也一致，两派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国家发展战略上，而这种发展战略的矛盾直接导致朝廷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系列具体政策上出现了严重分歧。
如果朝廷未来的目标是中外一统，那很显然，朝廷的各项政策就要围绕这个目标制定，在经济政策上就要倾向于国家垄断，在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上都要倾向于国家，以便朝廷积累更多的财富支撑连续的战争。
反之，如果朝廷未来的目标是中土统一，是提高中土百姓的生活水平，那么朝廷围绕这个目标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就不一样了，尤其经济政策，肯定要倾向于放任自由，在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上更多地倾向于“民”，以便尽快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
发展战略的不同，表现在对外政策上也是不同。如果朝廷要中外一统，对外政策整体上来说就非常强硬，以武力为主。比如近期，为打破三分天下的格局，就要迅速发动西征，消灭党项人；反之，如果目标仅仅是中土统一，那对外政策就要更加灵活多变一些，尤其在三分天下时期，更要合纵连横，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