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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过了半个月，杨树林养成对着电视说话的习惯。《新闻联播》结束时，播音员看着电视外面说，欢迎收看，再见。杨树林也对着电视说，好的，再见。看电视剧的时候，当杨树林先于主人公知道潜伏的危险，而主人公仍毫无所知并靠近危险的时候，杨树林会冲着电视喊道：别去，危险！看足球的时候，当中国队一次次被对手突入禁区而自己却无所作为的时候，杨树林对着电视骂道：怎么那么笨啊，白吃那么多农副产品了——之前杨树林看了一个介绍中国男足运动员伙食的节目，桌上全是肉蛋奶。
杨帆获得了极大的自由，放学不用立即回家了，爱玩到几点玩到几点，回去晚了也没人问干什么去了，写不写作业都行，晚上被人叫出去也没人管，几点回来都行，只要带上钥匙。
有时杨帆放学后会去陈燕家，陈燕家搬楼房了，两室一厅，俩人在陈燕的屋里写作业，写完说点儿各自学校好玩的事儿，然后杨帆想做点儿上回在电影院里做的那种事情，但因为是在陈燕家，客场，加上光线又挺亮，陈燕的心也不在这事儿上，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占，便放弃了。聊到一半，陈燕去上厕所，厕所和卧室一墙之隔，杨帆能听到从墙那边传来的声音，这种声音让杨帆心跳加速。上完厕所回来，陈燕状态如初，杨帆却很难为情，涨红了脸。陈燕问他怎么了，杨帆说没事儿，这楼房的暖气就是比平房的炉子热，烤得慌。
晚上杨帆常被同学叫出去，他家旁边是一趟公共汽车的终点站，公共汽车的门关不严，他们就随便扒开一辆车的车门，在里面抽会儿烟，或者坐在司机的位置上，搬着方向盘玩会儿，有的人会坐在售票员的座位上，翘着二郎腿，胳膊搭在玻璃上，探出脑袋，嘴皮子不动地吆喝：进站了进站了，靠边儿靠边儿！玩够了，他们就各回各家。
杨帆回到家的时候，杨树林有时候已经睡了，有时候还在看报纸，杨帆不管他，自己倒水洗脸洗脚，然后上床睡觉，有时候睡前看点儿不健康的读物，还很小心翼翼，怕杨树林说话不算数，又来行使做父亲的职责。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直到被出版社寄来的一个包裹打破。那天杨树林自己在家，收到一个包裹，是出版社寄来的，收件人写的是杨帆，里面的东西摸着像一本书，杨树林的第一反应是：这小子邮购了不健康书籍。于是烧了一壶开水，用蒸汽熏信封，熏了一会儿，信封开了，杨树林掏出书检查。
是一本高中生作文选，杨树林心想，这小子什么时候爱看书。随手翻了翻，从书里掉出一张汇款单，上面写着稿费二十元，收款人后面印着杨帆的名字。
杨树林不相信书里会选上杨帆的作文，翻到目录看，果然清晰地印着“杨帆”两个字，所属的学校也正确。杨树林翻到杨帆的那篇作文，正是上回他看过的那篇《我眼中的北京》。读了一遍全文，杨树林没什么印象了，感觉行文中有自己教导过的影子，于是一种荣誉感和成功感油然而生。
杨树林看了三篇，觉得杨帆写得确实不错，入选理所应当，当然，自己更是功不可没，于是放下书，去菜市场采购，要为杨帆和自己庆祝。
杨帆回家后，看见桌上的作文书，旁边摆着出版社的信封，敞着口。这时候杨树林左手一只鸡，右手一条鱼，胳膊上还挎着一篮子菜进了门。
杨帆质问道：谁让你拆我信的。
杨树林笑嘻地说：这种好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啊。神态之自然看不出和杨帆之间有丝毫隔阂。
杨帆说：擅自拆他人信件是犯法的。
杨树林举起手里的条鱼说，给你买了条胖头鱼，补补脑子。
杨帆说，你不是说不管我了吗。
杨树林又举起手里的鸡说，三黄鸡，炖个汤。
杨帆还想说点儿什么，见杨树林装傻，便拿起作文进了里屋。杨树林也拎着东西进了厨房，没一会儿，传出香味儿。
杨树林喊杨帆吃饭，杨帆说你先吃吧，我不饿。杨树林说不饿也得按时吃饭，对身体好，再说了，今天这顿饭就是给你做的，赶紧过来，趁热，凉了就不好吃了。见杨树林主动冰释前嫌，杨帆也不想让父子关系太僵硬，有个台阶便下了，搬了把凳子坐在桌前。
杨树林把鱼头夹到杨帆的碗里：多补补脑子，写出更好的作文来。还要给杨帆夹菜，被杨帆拒绝，杨帆说我自己来。
杨树林倒了一盅二锅头，咂了一口，问杨帆喝不喝，杨帆摇摇头。杨树林说喝点儿吧，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杨帆还是不喝，杨树林没再勉强，开始询问作文的事儿：你们班几个人的作文被选中了。
杨帆说，班里就我一个，学校有仨。
杨树林说，你们学校没表示表示吗。
杨帆说，表示什么。
杨树林说，给学校争得荣誉了，学校不发个奖状给点奖学金什么的吗。
杨帆说，不发。
杨树林说，我们厂的先进工作者还发奖状涨工资呢。
杨帆没说话，继续啃鱼头。
杨树林说，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杨帆说，明天是星期日，我打算在家睡觉。
杨树林说，我说的是长远的。
杨帆说，没打算，该干嘛干嘛。
杨树林说，不想在写作方面有所造诣吗。
杨帆说，没想过。
杨树林说，你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始，坚持下去，说不定能成功。
杨帆说，成功什么。
杨树林说，写作啊。
杨帆说，我还是喜欢数理化。
杨树林说，你的数理化至今没在奥林匹克竞赛获过奖，作文已经出书了，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走写作这条路。
杨帆说，到时候再说，我吃完了。撂下筷子就要走，被杨树林叫住：你坐下陪我说说话。
杨帆不情愿地坐下。
杨树林说，这次出书的作文是我上回看的那篇吧，我说的那些意见都在点儿上吧，你看，你以前的作文我没怎么看过，没怎么指导你，所以一直没入选，这次我说了说，你就入选了。
杨帆不愿打击杨树林，其实作文根本就没按他说的改，杨帆原原本本地交上去，被老师改了几个错别字，就送到组委会。
杨树林又和杨帆东拉西扯了半天，有一句话忍了半天，最后还是没忍住，不知道是当作事实告诉杨帆，还是自己感慨：每个成功儿子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父亲。说完一仰头，喝干盅里的白酒。
第二天一大早，杨树林骑着自行车去了新华书店，拿着杨帆的那本样书问有没有卖的，售货员往聚了很多人的柜台一指。杨树林走到跟前，身边一群和自己岁数差不多的人，都在购买此书，一买就是三四十本，喜悦溢于言表。
杨树林计算了一下亲友的数目，买了二十本，正要离开书店，突然想到薛彩云，应该把这个好消息传到大洋彼岸，于是又买了一本。月底，新华书店统计销售量，这本书成为畅销书，上了图书销售排行榜。
杨树林回到家，把二十一本书堆在桌子上，心情甚好。杨帆起了床，一睁眼，看到桌上摞满作文书，问：哪来的。
杨树林说，书店买的。
杨帆问：买这么多书干嘛。
杨树林：馈赠亲友。
杨帆说，一篇破作文有什么可送的。
杨树林说，让他们看看你的成就。
杨帆说，我的作文，不用你送。
杨树林说，我买的书，不用你管。
杨帆说，我不想让人看我的作文。
杨树林说，印成书就是让人看的。
杨帆说，那也用不着主动送给人家看。
杨树林说，你不送书人家看不到，让大伙一块替你高兴高兴。
杨帆说，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杨树林说，叫什么。
杨帆说，显呗。
杨树林说，作文是你自己写的，又不是抄的，没必要掖着藏着。然后就把书分成一堆一堆，每本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要送的人名，弄完觉得不够周到，又对杨帆说，你给签个名吧。
杨帆说，不签。
杨树林说，签上名送给人家显得礼貌。
杨帆说，你不觉得那样很傻吗。
杨树林说，不签就不签吧。忽然又想起什么，问杨帆：用不用给加拿大那边寄一本，上回那信封我还留着呢，你会英语，把地址抄上。
杨帆说，不用了，往国外寄挺贵的。收起自己那本，心想，幸好杨树林不在联合国工作，要不然这本书能在全世界畅销。
杨树林的高中同学聚会，带着各自的老婆孩子，杨树林也带着杨帆去了。来了二十多个人，二十多年没见了。当初插队的时候，都是一身军装猫着腰撅着屁股在地里干活，看不出区别，现在有的人西服革履，有的人大腹便便，腰都弯不下去了，屁股比以前大了两圈，也有的人还穿着当年的军装。
当年插队去了山西，所以找了一家山西饭馆，八张方桌拼在一起，二十多个人围成一圈，点了一桌牲畜的肉类和粗粮野菜，喝山西老白干。
桌上话题先从忆苦开始，谁偷过老乡家的鸡吃，谁天天拍生产队长马屁，谁和老乡家的闺女谈过恋爱，推杯换盏，笑声不断。喝高兴了，又开始感叹命运，谁升官了，谁发财了，谁离婚了，谁二婚了，有两个因乳腺癌英年早逝的女同学进入大家的话题中，得到在座各位的同情。
说完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话题转入到下一代。之前杨树林一直得不到话语权，升官发财二婚和乳腺癌都跟他不沾边儿，唯一有点儿关系的就是离婚，但说到他的时候也是一笔带过，提到下一代，杨树林来劲儿了。
杨树林说，我儿子的作文出书了。
杨帆白了他一眼，杨树林不为其所动，坚持把话说完：他们班就他一个，全校才仨。杨帆脸白了。
一个同样看上去现状不是太好的中年妇女说，你儿子真有出息，我那小子就不行，职高没上完就退下来了，现在整天在家待着也找不着工作。
一个中年男子叼着烟，说，老杨，你得请客。
旁边有人附和道：对对对，咱们这群人里，包括咱们的下一代，你儿子是第一个把文字变成铅字的。
另一个曾经的文学爱好者现在已经是公司经理的男胖子挺着肚子说，我给报纸杂志社投过十年的稿，一个字也没发表过，光邮票钱，都够买一辆自行车的了，发表东西，多少人的梦啊，你儿子小小年纪就实现了。
杨树林听了满脸喜悦，有点儿飘飘然，承诺日后给在座的每人一本作文书。有人说要拿回去让自己儿子向杨帆多学习，杨树林更忘乎所以，乐得脸上的肉都堆在一起，本来眼睛就小，这回眯成一条缝儿了。
后来结账的时候，服务员拿来账单，不知道给谁。在她向餐桌走来的时候，有大哥大的开始拨号，没大哥大的就看呼机，说出去回个电话，呼机也没有的就找旁边的人聊天，旁边的人积极配合，话语之密集容不得服务员插话。杨树林还沉浸在喜悦中，没发现势态的变化，服务员走到桌边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闲着。服务员站在杨树林斜后方，问哪位买单，没人理会。服务员又问了一遍，然后低头看了看杨树林，杨树林这时候也抬头看了一眼服务员，两人的目光相遇了，杨树林很尴尬，觉得一桌人都在看着自己，自己有责任买单，自己儿子都出书了，别人儿子还待业呢。于是硬着头皮接过单子，一共六百多块，幸好这帮同学在山西插队，不是海南，点的都是山西人民常吃的内陆的肉菜粮食，没点鱼虾蟹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