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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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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给我出尽了洋相,我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情急之下,我一抡铁锹,索性不干了。

“谁爱干谁就干吧,反正我不是党委!”猪八戒摔耙子——我来脾气了。

宣传队是校方的喉舌、钦差,校方是党委的忠诚战士、卫士。我的这句话我可犯下了滔天大罪——反对深翻,怨恨党委,就是反对党!

李老师想当红人,我成了他的绊脚石,他对我能不恨之入骨吗?当下,李老师不再斯文了:

“你,牤牛卵子多耷拉两天吧!”

言外之意,我被他判了“死刑”,让我等待缓期执行。

幸亏杨守山、吴玉珠几个同学过来帮我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不然李老师不许我吃饭!

这一天总算是过去了,什么时候“执行死刑”我没有精力来思考如何应对。这时我所需要的,是吃饭,别做饿死鬼就算幸运了。

晚上,杨守山找到我悄声说:“你真傻,别人挖的都不到二尺深,你怎么非得挖三尺啊。”

原来大家都挖二尺,就把土填回去了,我光顾干活,哪有闲功夫瞭望战场上的“敌情”啊,咎由自取!

深翻的锣鼓声绕梁三日,在余音未了的时候,又一场“保卫胜利果实”的战斗又于深秋瑟瑟的寒风中交火了。

 3 红里透紫的老师(梅难止渴)(3)

3红里透紫的老师(梅难止渴)(3)

俗话说得好,“五月旱不算旱,六月连阴吃饱饭”。1958年的天气和年景就应了这句话,粮食生产获得了大丰收。说那是上天的恩赐,毫不为过。试问,这一年从春到秋人们都干了些什么呢?修水库,除“四害”,流尽了血汗……却没有谁对田亩有过心血的浇灌,有的是狂热与冷漠交配后生出来的怪胎。那就是,到手的庄稼不让农民去收割,“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秋雨任意地蹂躏,却要搞什么“深翻”!这不是冷漠吗?上天终于被震怒了,他生气了。

那年的秋末冬初,先雨后雪的天气中,眼看着一片金黄就要“颗粒无收”了。于是乎,公社党委下令全力以赴“保卫胜利的果实”。就这样,我们1年2班和1年4班放下铁锹拿起镰刀,在初冬时节来到了小韩村搞秋收。记住,“初冬时节搞秋收”可谓一绝!

小韩村,东西两头各有一个生产队,我们班在“西方”,1年4班在“东方”。下面的故事就叫做“西方不亮东方亮”,我的罪过之三。

经过几番的较量,李玉秀老师的“威信”,在全班同学中与时俱进,与日俱增,在学校那也有了一定的起色,开始了上升的态势。他感觉对班级的掌控基本上是得心应手了,没有谁再敢不从师意,再说三道四地干扰他的“圣旨”了。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他的“起色”与“态势”,每天到地里“冬收”,我们班都要比1年4班早出晚归,得到学校领导的肯定,李老师欣欣然。当然,领导不会忘记对1年4班说:“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学习”,那是领导的艺术,没有直接地批评你,你就偷着乐吧。

最值得李老师骄傲和庆幸的是,他没有违反粮食政策,1年4班就那个了!

那时候的“粮食政策”属于超高压线,近则受伤,碰则亡!在“粮食”上犯错误,就是反革命!有很多干部群众都因为“粮食政策”丢了官,甚至丧了命。“粮食运动”至今提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谈虎色变。

1年4班怎么“那个”了?碰上了超高压线!

自从来到小韩村,4班学生的伙食天天像过年,叫我们垂涎。一日三餐不光是吃得饱饱的,还吃得好好的。白白净净的秫米干饭里还掺着红白小豆,那个香那个甜,路过他们的伙房,馋得我们直流口水。就这道饭,即使是90年代也够得上有品位的主食了。更违反“粮食政策”的是,生产队还时不时地给他们做大豆腐、水豆腐改馋。屎壳郎落秤杆子上——都把他们美出金星来了。

4班的班主任姓梁,叫梁文富,他真的胆大包天吗?

“东方”的生产队队长姓王。这家伙,天是王大,地是王二,他是王老三。他告诉梁老师:“什么政策不政策的,孩子们冰天雪地里干活容易吗?吃了总比糟蹋了好,有事我顶着1

他听说梁老师因为“粮食政策”被领导“暗示”了,就亲自到学校“说理”:“你们老师也怪,干嘛不让学生吃饱?伙食归我管,有事你冲我说怎样?”

学校领导也算良心发现吧,他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好吧,不违反政策就好……”

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也姓王,心也是肉长的,在伙食上“西方”要压倒“东方”,他三番五次地要把伙食搞上去,一点都不扣门儿。他对李老师说:“我可不能让学生叨咕我什么,起码我得跟东队差不多吧。”

每每这般,李老师总是严词拒绝,他说:“违反政策是要受处分的,学生们年轻,克服一点就是了。”

王队长不再和李老师苦口婆心了,偷偷地给我们“加量”。俺们的李老师真是不白给,他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二两的窝头怎么和四两的一般大了?”他明白了,窝头里分明是掺进了“毒药”。他下令道:“我们不能多吃多占,生产队的心我们领了,多出来的‘定量’不能领1多出来的就是“毒药”,会毒死李老师的。我们还是王八拉车——规规矩矩(龟、车)地吃那每顿饭的二两窝头。

学生来气,敢怒不敢言,王队长自有主张。

王队长宁不过李老师,李老师也把他得罪了。一天,王队长找到学校领导诉苦:

“你给我换个班级吧,这个班学生倒是不少,每天干活倒不多,不玩活。”学校领导果然言听计从,把我们调到欢喜岭村了,1年3班进入,走进了伊甸园。

李老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起色”淡化了,“态势”萎靡了,白白付出那么多的苦心经营,落个灰头土脸。我们和他一样,大伯子背兄弟媳妇——卖力不讨好。同学们没有一个不在背地里骂他的,也没有一个好脸色给他看的。

到了欢喜岭,同学们的“情绪”高涨,李老师觉得委屈也没趣,常常讪笑跟我们套近乎。我一看他这副面孔,很恶心,就冲着他自言自语:“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碍…”这话傻子都听得出来,没有不会心大笑的,解气。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由于我对他的刺激太大了,太猖狂了,我就成了“辩论会”中一个被辩论的主角,何况我还有“前科”埃

回到学校后,辩论会在李老师难以压制的情绪中开始了,敲山震虎,不然班级下滑的态势难以遏制。

辩论会定在晚饭后召开,辩论谁没有公布,要给你个出其不意,叫你猝不及防,给你毁灭性的打击。但每个人心中都有数,辩论对象包括梁显杰、吴义纯和我。地点,我们的教室。

参加人员,除了本班的师生以外,还特约了学校的团委书记李文明、政治老师兼教导主任刘福泉,加大档次提高力度。除此之外,还有一支生力军——部分班级的学生骨干,那是一支支火力猛烈的枪炮,只等一声令下,叫你魂飞魄散。

教室里挤满了声讨大军,个个面沉似水,同仇敌忾。桌子椅子早就摆在四周,上面坐满了人。教室中间是块空地,像四合院的天井,那是被告席。所以对于我,“四合院”就是地地道道的刑场,肝脑涂地的地方,阴森、恐怖。

我知道我在劫难逃,但又不甘心就这样束手就范。草草地吃过晚饭,我第一个回到教室里。屋子里黑黢黢的,也没有点灯,那时没有电,都是煤油灯带个灯罩,我们叫它“保险灯”。我所以早一点回来,就想钻在桌子的后面,来个闭门不出,爱咋咋地!

等我藏好了,同学们也纷纷回到了教室。没有谁议论什么,也没有往日的嬉闹嬉笑,都很知趣地找准自己的位子,等待这场暴风骤雨地来到,生怕雨点落在自己的身上。

少顷,人到齐了,四盏保险灯把教室照得雪亮。在一片寂静中,我的心跳加快了,保险灯下我能保险吗?我在桌子后面的墙角那缩成一团,屏着呼吸,汗毛都竖起来了,像一只大难临头的刺猬。

偏偏在这寂静中,李老师狠狠地咳了两声,算是拍了两下惊堂木吧,吓得我一激灵。

然后他高声喝道:“梁显杰!吴义纯1

透过密密麻麻的腿缝,只见他俩耷拉着脑袋从人群中走进“天井”。那脸色灰白,实在难看,精神崩溃了似的,因为我都瑟瑟发抖了。我在等待,等待李老师喊我的名字。奇……書∧網叫我名字的时候,我出去还是不出去……我还没有想好,李老师就喊我了。

“李……”

“李”字刚发出半个音节,就卡住了,卡了半天也没有卡出下文来。李老师真的咳嗽了,咳了半天终于止住了,也没再喊我的名字。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躲过了一场灾难。

梁显杰、吴义纯被辩论得声泪俱下,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后来的“文革”批斗会也不过如此而已。他俩被无限地上纲上线,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任由恶言恶语地洗礼和千夫所指。

不久,我终于明白了我死里逃生的细节。

会前,李老师征求团支部书记张柏芝这个会怎么个开法,其实意在让团员一马当先,刺刀见红。张柏芝见黑名单里有我,就提了个建议:

“别整他,这小子脾气大,浑身都是刺,嘴臭,谁穿新鞋往臭狗屎上踩……”李老师想了想,点头了,大概是想起了欢喜岭那次我拿话敲打他了吧。可没承想,到开会念黑名单的时候他忘了这码事儿。刚要喊我,张柏芝就给他递眼色,这才打祝也许是闷气太压抑,他才咳了几声吧。

虽然我的名字被李老师鬼使神差地生吞活剥了,但我还是不敢露面,在黑暗中接受对我灵魂的鞭笞。

开始是他俩作自我检查,随后就是口诛笔伐,句句是匕首,字字是刀枪,流泪是毫无作用的,那是流血斗争。

此时此刻的检查,你就是八斗之才也过不了“深刻”“二将”把守的这一关。老师带头喊“重新检查”,教室里的回应震耳欲聋。“深刻”,就得往自己的身上添枝加叶,往自己的脸上抹黑。越是添枝加叶,就越是漏洞百出,越抹越黑,越黑声讨越是火上浇油。他俩头上的帽子越来越多,终于被压趴下了。反正也是没好了,拉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一言不发了。

他们俩“坦然”起来,我却感到很内疚。因为有好多的大帽子,应该戴在我的头上,无奈我不在,李老师叫他俩李代桃僵了。然而,悲情的我,悲剧的主角永远由我来扮演。

 3 红里透紫的老师 (悲情单思)(4)

3红里透紫的老师(悲情单思)(4)

1958年末到1959年初,全国性的3年自然灾害初露端倪。

深冬时节,天气显得个外的寒冷,那是因为“腹内无食,不怨天寒”。记不得是哪一天了,学生和老师每日的“定量”,突然间由原来的9两下降到了4两,这个时期被后来称为“四两粮时期”,一个永远也抹不掉的历史坐标。

那一宿饿得我难以入睡,肚子咕咕的叫,接着就是难以忍受的腹痛。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顿饭4两粮都觉得“食不果腹”,何况一天只有4两啊!

饥肠辘辘的何止学生啊?比我们大六七岁的老师一样地难熬饥寒交迫的岁月。我亲眼看见李老师偷偷地在食堂的大锅里捞“淀粉”往嘴里塞。他的斯文在那个时候已经荡然无存,他的“粮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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