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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给我出尽了洋相，我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情急之下，我一抡铁锹，索性不干了。
“谁爱干谁就干吧，反正我不是党委！”猪八戒摔耙子——我来脾气了。
宣传队是校方的喉舌、钦差，校方是党委的忠诚战士、卫士。我的这句话我可犯下了滔天大罪——反对深翻，怨恨党委，就是反对党！
李老师想当红人，我成了他的绊脚石，他对我能不恨之入骨吗？当下，李老师不再斯文了：
“你，牤牛卵子多耷拉两天吧！”
言外之意，我被他判了“死刑”，让我等待缓期执行。
幸亏杨守山、吴玉珠几个同学过来帮我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不然李老师不许我吃饭！
这一天总算是过去了，什么时候“执行死刑”我没有精力来思考如何应对。这时我所需要的，是吃饭，别做饿死鬼就算幸运了。
晚上，杨守山找到我悄声说：“你真傻，别人挖的都不到二尺深，你怎么非得挖三尺啊。”
原来大家都挖二尺，就把土填回去了，我光顾干活，哪有闲功夫瞭望战场上的“敌情”啊，咎由自取！
深翻的锣鼓声绕梁三日，在余音未了的时候，又一场“保卫胜利果实”的战斗又于深秋瑟瑟的寒风中交火了。
3 红里透紫的老师（梅难止渴）（3）
3红里透紫的老师（梅难止渴）（3）
俗话说得好，“五月旱不算旱，六月连阴吃饱饭”。1958年的天气和年景就应了这句话，粮食生产获得了大丰收。说那是上天的恩赐，毫不为过。试问，这一年从春到秋人们都干了些什么呢？修水库，除“四害”，流尽了血汗……却没有谁对田亩有过心血的浇灌，有的是狂热与冷漠交配后生出来的怪胎。那就是，到手的庄稼不让农民去收割，“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秋雨任意地蹂躏，却要搞什么“深翻”！这不是冷漠吗？上天终于被震怒了，他生气了。
那年的秋末冬初，先雨后雪的天气中，眼看着一片金黄就要“颗粒无收”了。于是乎，公社党委下令全力以赴“保卫胜利的果实”。就这样，我们1年2班和1年4班放下铁锹拿起镰刀，在初冬时节来到了小韩村搞秋收。记住，“初冬时节搞秋收”可谓一绝！
小韩村，东西两头各有一个生产队，我们班在“西方”，1年4班在“东方”。下面的故事就叫做“西方不亮东方亮”，我的罪过之三。
经过几番的较量，李玉秀老师的“威信”，在全班同学中与时俱进，与日俱增，在学校那也有了一定的起色，开始了上升的态势。他感觉对班级的掌控基本上是得心应手了，没有谁再敢不从师意，再说三道四地干扰他的“圣旨”了。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他的“起色”与“态势”，每天到地里“冬收”，我们班都要比1年4班早出晚归，得到学校领导的肯定，李老师欣欣然。当然，领导不会忘记对1年4班说：“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学习”，那是领导的艺术，没有直接地批评你，你就偷着乐吧。
最值得李老师骄傲和庆幸的是，他没有违反粮食政策，1年4班就那个了！
那时候的“粮食政策”属于超高压线，近则受伤，碰则亡！在“粮食”上犯错误，就是反革命！有很多干部群众都因为“粮食政策”丢了官，甚至丧了命。“粮食运动”至今提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谈虎色变。
1年4班怎么“那个”了？碰上了超高压线！
自从来到小韩村，4班学生的伙食天天像过年，叫我们垂涎。一日三餐不光是吃得饱饱的，还吃得好好的。白白净净的秫米干饭里还掺着红白小豆，那个香那个甜，路过他们的伙房，馋得我们直流口水。就这道饭，即使是90年代也够得上有品位的主食了。更违反“粮食政策”的是，生产队还时不时地给他们做大豆腐、水豆腐改馋。屎壳郎落秤杆子上——都把他们美出金星来了。
4班的班主任姓梁，叫梁文富，他真的胆大包天吗？
“东方”的生产队队长姓王。这家伙，天是王大，地是王二，他是王老三。他告诉梁老师：“什么政策不政策的，孩子们冰天雪地里干活容易吗？吃了总比糟蹋了好，有事我顶着１
他听说梁老师因为“粮食政策”被领导“暗示”了，就亲自到学校“说理”：“你们老师也怪，干嘛不让学生吃饱？伙食归我管，有事你冲我说怎样？”
学校领导也算良心发现吧，他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好吧，不违反政策就好……”
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也姓王，心也是肉长的，在伙食上“西方”要压倒“东方”，他三番五次地要把伙食搞上去，一点都不扣门儿。他对李老师说：“我可不能让学生叨咕我什么，起码我得跟东队差不多吧。”
每每这般，李老师总是严词拒绝，他说：“违反政策是要受处分的，学生们年轻，克服一点就是了。”
王队长不再和李老师苦口婆心了，偷偷地给我们“加量”。俺们的李老师真是不白给，他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二两的窝头怎么和四两的一般大了？”他明白了，窝头里分明是掺进了“毒药”。他下令道：“我们不能多吃多占，生产队的心我们领了，多出来的‘定量’不能领１多出来的就是“毒药”，会毒死李老师的。我们还是王八拉车——规规矩矩（龟、车）地吃那每顿饭的二两窝头。
学生来气，敢怒不敢言，王队长自有主张。
王队长宁不过李老师，李老师也把他得罪了。一天，王队长找到学校领导诉苦：
“你给我换个班级吧，这个班学生倒是不少，每天干活倒不多，不玩活。”学校领导果然言听计从，把我们调到欢喜岭村了，1年3班进入，走进了伊甸园。
李老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起色”淡化了，“态势”萎靡了，白白付出那么多的苦心经营，落个灰头土脸。我们和他一样，大伯子背兄弟媳妇——卖力不讨好。同学们没有一个不在背地里骂他的，也没有一个好脸色给他看的。
到了欢喜岭，同学们的“情绪”高涨，李老师觉得委屈也没趣，常常讪笑跟我们套近乎。我一看他这副面孔，很恶心，就冲着他自言自语：“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碍…”这话傻子都听得出来，没有不会心大笑的，解气。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由于我对他的刺激太大了，太猖狂了，我就成了“辩论会”中一个被辩论的主角，何况我还有“前科”埃
回到学校后，辩论会在李老师难以压制的情绪中开始了，敲山震虎，不然班级下滑的态势难以遏制。
辩论会定在晚饭后召开，辩论谁没有公布，要给你个出其不意，叫你猝不及防，给你毁灭性的打击。但每个人心中都有数，辩论对象包括梁显杰、吴义纯和我。地点，我们的教室。
参加人员，除了本班的师生以外，还特约了学校的团委书记李文明、政治老师兼教导主任刘福泉，加大档次提高力度。除此之外，还有一支生力军——部分班级的学生骨干，那是一支支火力猛烈的枪炮，只等一声令下，叫你魂飞魄散。
教室里挤满了声讨大军，个个面沉似水，同仇敌忾。桌子椅子早就摆在四周，上面坐满了人。教室中间是块空地，像四合院的天井，那是被告席。所以对于我，“四合院”就是地地道道的刑场，肝脑涂地的地方，阴森、恐怖。
我知道我在劫难逃，但又不甘心就这样束手就范。草草地吃过晚饭，我第一个回到教室里。屋子里黑黢黢的，也没有点灯，那时没有电，都是煤油灯带个灯罩，我们叫它“保险灯”。我所以早一点回来，就想钻在桌子的后面，来个闭门不出，爱咋咋地！
等我藏好了，同学们也纷纷回到了教室。没有谁议论什么，也没有往日的嬉闹嬉笑，都很知趣地找准自己的位子，等待这场暴风骤雨地来到，生怕雨点落在自己的身上。
少顷，人到齐了，四盏保险灯把教室照得雪亮。在一片寂静中，我的心跳加快了，保险灯下我能保险吗？我在桌子后面的墙角那缩成一团，屏着呼吸，汗毛都竖起来了，像一只大难临头的刺猬。
偏偏在这寂静中，李老师狠狠地咳了两声，算是拍了两下惊堂木吧，吓得我一激灵。
然后他高声喝道：“梁显杰！吴义纯１
透过密密麻麻的腿缝，只见他俩耷拉着脑袋从人群中走进“天井”。那脸色灰白，实在难看，精神崩溃了似的，因为我都瑟瑟发抖了。我在等待，等待李老师喊我的名字。奇……書∧網叫我名字的时候，我出去还是不出去……我还没有想好，李老师就喊我了。
“李……”
“李”字刚发出半个音节，就卡住了，卡了半天也没有卡出下文来。李老师真的咳嗽了，咳了半天终于止住了，也没再喊我的名字。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躲过了一场灾难。
梁显杰、吴义纯被辩论得声泪俱下，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后来的“文革”批斗会也不过如此而已。他俩被无限地上纲上线，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任由恶言恶语地洗礼和千夫所指。
不久，我终于明白了我死里逃生的细节。
会前，李老师征求团支部书记张柏芝这个会怎么个开法，其实意在让团员一马当先，刺刀见红。张柏芝见黑名单里有我，就提了个建议：
“别整他，这小子脾气大，浑身都是刺，嘴臭，谁穿新鞋往臭狗屎上踩……”李老师想了想，点头了，大概是想起了欢喜岭那次我拿话敲打他了吧。可没承想，到开会念黑名单的时候他忘了这码事儿。刚要喊我，张柏芝就给他递眼色，这才打祝也许是闷气太压抑，他才咳了几声吧。
虽然我的名字被李老师鬼使神差地生吞活剥了，但我还是不敢露面，在黑暗中接受对我灵魂的鞭笞。
开始是他俩作自我检查，随后就是口诛笔伐，句句是匕首，字字是刀枪，流泪是毫无作用的，那是流血斗争。
此时此刻的检查，你就是八斗之才也过不了“深刻”“二将”把守的这一关。老师带头喊“重新检查”，教室里的回应震耳欲聋。“深刻”，就得往自己的身上添枝加叶，往自己的脸上抹黑。越是添枝加叶，就越是漏洞百出，越抹越黑，越黑声讨越是火上浇油。他俩头上的帽子越来越多，终于被压趴下了。反正也是没好了，拉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一言不发了。
他们俩“坦然”起来，我却感到很内疚。因为有好多的大帽子，应该戴在我的头上，无奈我不在，李老师叫他俩李代桃僵了。然而，悲情的我，悲剧的主角永远由我来扮演。
3 红里透紫的老师 （悲情单思）（4）
3红里透紫的老师（悲情单思）（4）
1958年末到1959年初，全国性的3年自然灾害初露端倪。
深冬时节，天气显得个外的寒冷，那是因为“腹内无食，不怨天寒”。记不得是哪一天了，学生和老师每日的“定量”，突然间由原来的9两下降到了4两，这个时期被后来称为“四两粮时期”，一个永远也抹不掉的历史坐标。
那一宿饿得我难以入睡，肚子咕咕的叫，接着就是难以忍受的腹痛。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顿饭4两粮都觉得“食不果腹”，何况一天只有4两啊！
饥肠辘辘的何止学生啊？比我们大六七岁的老师一样地难熬饥寒交迫的岁月。我亲眼看见李老师偷偷地在食堂的大锅里捞“淀粉”往嘴里塞。他的斯文在那个时候已经荡然无存，他的“粮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