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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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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候,老贫农和校长就那么粗心吗?不是,绝对不是。那个时候的学生没有现在这么娇气,倘若出现问题,家长也不会像现在一股脑地把责任都推给你来承担。我记得,好多家长见到老师的时候,总忘不了那句话:不听话,你就给我打他!

在农村,老师是至高无上的,大概是解放前沿袭下来的“传统”吧。那时的学校也发生过“死人”的恶性事件,没有哪个老师来承担责任的。大概是1957年吧,在罗家房小学的一次篮球比赛中就死了一个学生,事后没有任何风波搅得学校鸡犬不宁。当然了,我们不能用“觉悟”来评论当时与现今孰高孰低,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时,老师有老师的样,家长有家长的样,学生有学生的样啊。

七星山离学校八九华里的路,是沈阳以北辽河以南的制高点。当年八路军解放沈阳的时候,这里曾经是国民党嫡系部队扼守的军事要塞。山上构筑有大小72座碉堡,沟沟岔岔星罗棋布。这次测量山高,也把碉堡的分布方位弄清了,并绘制了“地图”,一张“军事地图”。

老贫农对这堂室外课非常满意,我也得到他的赞许:“李老师教学很有一套啊,连我这大老粗都看明白了。”他指的就是那张“军事地图”。

想不到的是,正是这张“军事地图”惹出了麻烦来,被“军师”发现了,致使长眠地下的英灵“再受一遍苦,再遭二茬罪”。“文革”期间最时髦的就是这句话了,是告诫天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否则,我们就要“再受一遍苦,再遭二茬罪”。想不到,这句话轮到了革命先烈。

“军师”,就是那个“五七战士”董特派员,董连奎。得到我的手里有一张“军事地图”的消息,令他大喜过望。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谋划,他就把自己的独断专行强加给了二道房大队,还有二道房学校。

他的谋划,是产生在“政治挂帅”与“阶级斗争”气候中的,是结合“忆苦思甜”与“阶级教育”的产物。他的谋划还符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他反复发问:共产党八路军烈士的遗骨,为什么同国民党的碉堡共处一山啊?他们是为二道房这块土地牺牲的英雄,为什么葬在荒郊野外?现成的阶级教育史,学校为什么视而不见?

董特派慷慨陈辞又义愤填膺,句句在理,字字千斤。就这样,在他咄咄逼人的倡导下,两位烈士的遗骨于1971年秋迁到二道房村北的一片荒地里,那里成为新的“烈士陵园”了。

“陵园”没有围墙,也没有七星山的青松翠柏,也没有高山可依,也没有辽水环绕,只有孤零零一座用水泥红砖,临时建起的烈士纪念碑和两个墓碑。纪念碑的正面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后面是烈士牺牲的经过以及悼念之词。墓碑其中之一书写着“侯其才烈士之墓”,居南;另一个是“赵瑞丰烈士之墓”,居北。

第二年春,两座墓碑被牲畜“蹭痒痒”给蹭倒了。对此,不知道烈士九泉有知会作何感想,反正人们见了都骂董特派“无事生非”。

当初所以把两位烈士的遗骨安葬在七星山,是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意愿,认为那是烈士安息的最好选择了。董特派一意孤行,不仅是对烈士的不敬,也惹怒了原来墓地周围的人们,那也是人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啊!践踏了人家的感情,满足了他的自作多情,是何道理?

二道房以及周围的学校,每年的清明节都要举行祭扫烈士墓的活动,去马虎山水库中心地带那个荒丘的一处烈士墓地。在那里,长眠着少说也有4名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现在,二道房学校的师生用不着舍近取远了,却冷落了那四名英灵,死人不知,活人伤感。由此看来,董特派的这个谋划“漏洞”太多了,甚至是一无是处,其中包括“怨声载道”。

在董特派的思维中,“格式化”的东西体现在他敲定的碑文上。“革命先烈永垂不朽”的背面书写的碑文,竟然不顾历史的真实,随意地塞进他个人“格式化”的意志,他把“杨姓”描绘成无恶不作的地主武装,是杀害革命先烈的罪魁祸首,引起“杨姓”家族的强烈不满。“格式化”,就是那时千篇一律的“历史剧”情节的模式,只有这样“碑文”才能立得住。试想,人们在怀念先烈悲哀的情感中,这样的碑文不是更令人悲哀吗?

 2 貌似的老师(鉴别真伪)(2)

2貌似的老师(鉴别真伪)(2)

崇敬的可以恣意亵渎,历史的就会遭到任意践踏,科学的则被随意丢弃,难以入驻人们的心中。置身那个时代,麻痹,已经是每个人的通病,且都觉得没病才是有病,病得不清。

有人说我是“貌似的老师”,就因为我自以为是真正的老师,才觉得我不是个真正的老师。除此之外,还因为我的日常工作常常没有老师的“形象”,而难以得到别人对我的认可,根本不像个老师。

在学校,我还是个九等人。学校校田地的农活,都是我领头去干,活少的时候我自己去干。有时候刚干完活,就灰头土脸地去上课,上完课再去干活。上课就等于体力劳动后的休息,体力劳动则是脑力劳动后最好的放松。难怪人家说我是学校中的劳动力,是生产队劳动力中最轻松的人,有道理。

和在生产队一样,学校的“活计”我样样都得拿得起放得下。语文、数学、化学、物理、体育、图画……除了音乐课以外,我什么都教过。我不爱教音乐,觉得就像赶车不爱和牛马说话,自然也就懒得“对牛弹琴”。

“数理化”,学生爱学,感觉新鲜。在农村,别说是“数理化”的知识了解得甚少,许多农民连物理、化学这个名词都很少知道,他们的孩子对此哪能不感兴趣?

原来初中3年的课程,现在要2年来完成,课本就是这么编的,内容粗放,“深奥”得像诗,跳跃性很大,这完全背离了学生的接受能力与规律。为了不泯灭他们的兴趣,当老师的就得深入浅出地讲解,能让学生掌握最基本的东西就算行了,就算成功了,就算你对得起他们了,也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

良心换来了有口皆碑,都说我真有两下子,这有点叫我莫名其妙……

哈哈,我终于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来,自己都憋不住要笑。那就是,听不懂的人越是多,就越是认为你“才高八斗”啊!你越是“才高八斗”,就越是有人“高看”你一眼,你就越是像个“貌似的老师”。

1972年初春时节,德盛堡大队的李书记,也就是8队原来的队长,找到我“才高八斗”,说有要事相求。那么大个书记“求我”,我哪能不去?人家事先都和校长打招呼了,我知趣,搭个“求”字不是求我,是求校长。我干一不干二,铡草不倒粪,别说我不务正业就好。

李书记开门见山,要我和他一起去沈阳买硫酸。

70年代初,好多生产队对使用化肥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认识到化肥是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大家都想买回硫酸,自己用磷矿粉兑硫酸做磷肥,省钱,有效。

李书记要我和他一起去,想让我鉴定一下硫酸的含量,害怕买到假硫酸,搭进去钱还让人家笑话。

鉴定也好,鉴别也罢,相关的药品与仪器学校没有,我只能用物理的办法试试看了。李书记也无奈,只好如此。

我带上天平、量杯和李书记去了沈阳一家化工厂,那个厂子在东陵区,很远,当天勉强返回。

经过对硫酸比重的测量,这个硫酸的浓度太低了。看颜色,十有八九是废硫酸,PH值很低,根本不能使用。李书记相信了我的分析,奇#書*網收集整理没有买下这批硫酸。

后来,这个厂子有个和李书记很熟的人告诉他,这些硫酸全是用过的,幸亏你们没有买,不然白白搭进去5000多元。那时,一个生产队的年终分配有个三千两千的就不错了,5000元是个想象不到的天文数字。

你看,我又成了“农技员”,生产队做磷肥的时候都请我当参谋,把关。

正是因为我客串了一回“参谋”,李书记才下定决心,自己大队的学校也要开办戴帽的初中班,省得有事求人家二道房学校的校长放人。

1972年5月末,德盛堡在二道房学校的初中学生,回到了本大队的学校。进校的老贫农就是那次带队抄家的“老曲”。别看他的年龄只比我大两岁,全堡子的老少爷们都这样称呼他,年轻的“老谋深算”者也。现在,他对我很客气,只要我说出的话,他都言听计从。但我从来不胡言乱语的,只有一件事我是非说不可了。

这就是要在学校建立一个气象哨,老曲十分赞成,我也得到如前文中一些想得到的效果,再此不再赘述。

德盛堡的初中班,也和我当年任团支部书记一样地昙花一现了。到了下学期,公社在建立了曹家中学后,全公社北部11个村的初中班都河归大海一样吞并在一起,直到现在。我不愿意放弃我所经营的气象哨,没有回应曹家中学的诚意约请,依然在德盛堡小学任教,一直到1976年8月1日到公社上班。

回想起差1个月就是整整6年的教师生涯,我往往暗自窃笑:

我是怎么为人师表的呢?我是传道了,还是授业了,或是解惑了?但只有一点我敢肯定,也很欣慰,更是自豪:我对任何学生都如同兄弟情同手足,从来没有以我之好恶,而对学生选择亲疏。这是我做学生时最希望得到的,我必须让我的学生得到。直到如今,凡是我教过的学生,老远就叫我李老师,亲切。就像王作东同学送给我的豆腐,看着洁净舒心,吃了回味无穷,享受一生。

我这样做一个“貌似的老师”,用不着谁说我“伟大”,根本也不是哪类的“伟大”。我就是一心想把“卑微”与“鄙视”蒸发,得到“博爱”与“人性”的结晶。一次又一次地努力,一次又一次地从新开始,从学生到农民,从农民到公社干部。

 3 草根的干部(偶得天书)(1)

3草根的干部(偶得天书)(1)

一次次的努力,合围着一圈圈汗水的年轮。一次次的重新开始,印满了一个个艰难辛苦的足迹。

1976年8月1日清晨,我骑车25华里来到公社上班。在外人看来,在岳父的眼睛里,我也是一名很荣耀的公社干部了,羡慕我的眼神和喜悦脸色都无疑证明了这一点。其实,我只是一个挣工分的临时工,在大大小小的公社干部中,我不是九等人,而是十等人,最低的一等。这就是说,曾经庄稼人中的“好手”,教师中的“有两下子”,都像旧的年轮一样化作了一个圈——那就是个零,一切又要从零开始。

在公社上班,工作时间的伸缩性很大,而不是现在的弹性工作制度。要不是开会的话,晚来早走由你自己做主,没有人说你迟到早退。这和生产队相比,有点像过年放假;与学校对照,相当于老贫农。

公社机关的机构很是庞杂,什么党委、革委会(后来的乡政府)、办公室、组织办、秘书办、政策研究室、机管站……不下20几个,济济一堂。我是搞气象才去公社的,由农业技术推广站领导管辖。那时的农业技术推广站有正副站长2人,阎站长、史站长(副),我们站员4人中有3人都是临时工。

到那的第一天,我听见那个正式的张姓站员对阎站长说:“阎站长,我出去一会儿。”“行。”这一会儿究竟有多大的一会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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