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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郭书记比较，吴乡长很沉稳，少言寡语，不怎么爱批评人。他和老史也有某些相同之处——没有一个贴近他的人，是他不愿意接近别人，有点自持清高，因之，下边的同志们对他敬而远之。
代理终归是代理，吴乡长很清楚，他也不甘于长期代理下去。
郭书记心中很清楚，心里最不服他的就是吴维新，他不愿意为郭书记“歌功颂德”。在吴维新的心中，郭书记是他晋升的最大的障碍。郭书记在县委那没给吴维新说过一句好话，但也没说过坏话。有时候还在众人面前，郭书记就旁敲侧击吴维新，“你比我都能耐”，吴维新呵呵一笑，完成了一次心照不宣的对决。
现在他是代乡长了，没有郭书记的阴影，那转正还是问题吗？好好表现表现吧，圆满完成县委下达的工作任务就是了。于是，他开足了马力，挂上高档，全速前进，以证明自己的能力，或是卓尔不群。经过反复运筹，一件让上下都瞩目的项目上马了；一个可以取消“代理”两个字的程序编制出来了。这就是他要兴办乡政府机关农场。
那个时候，农场是块诱人的肥肉，对此个个垂涎欲滴，趋之若鹜。对内，体现领导对同志们的关怀；对外，是一个吸引上层的靓丽名片。
郭书记在的时候“关怀”做的很小。什么关怀？年年让老毕头给食堂下几大缸大酱，免费供大家在就餐时食用。老毕头的大酱算得上“开坛十里香”，闻名遐迩。当时的县委书记赵纯厚来罗家房临走时都要带上一些，可见“关怀”的意义该有多么的深远。
全县都知道，赵纯厚与郭书记的关系非同寻常，但绝不是说大酱就是他们密切的粘合剂。但是，这说明一个事实——那时候讨好上级领导的成本很低，领导的胃口也不像现在这么大。吴维新要办农场，那白花花的大米得顶多少缸大酱的价值啊？有句顺口溜说得好，“要送礼，拿大米”，大米是最得力的沟通感情的大使。
无奈的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冯书记走了，人心好像散了，散得如同两年前的生产队，人倒是不少，出力的却不多。机关干部一到农场干活的时候，便是“门可罗雀”了。100多人的机关，只有几个临时工之类的干部到场，叫吴乡长一筹莫展。
我那时年轻，又有一把力气，又毫不吝啬，天天出满勤，回回干满点。多数人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党委委员以上的，个个股站室的大小头目，都公务在身，难以脱身，很少看见他们劳动的身影。
眼看就要插秧了，可那稻田地里畦埂还没修呢，吴乡长大为光火。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吴乡长专门召开一个会议，让大家发言表态，征求意见。会议的主题是，农场办还是不办，吴乡长开宗明义！
说是征求意见，其实就是统一大家的思想，让你按他的意志表态。你要提出相悖的言论，看我怎么拿你试问，他态度杀气腾腾，毫不掩饰。所以会议的气氛让大家很不舒服，有几个愿意为他人拿大米作嫁衣裳的？苦劳是我们的，功劳是他一个人的。
会场显得很冷清，好比吴乡长的脸。有谁愿意带头表态？愿意言不由衷？凡是遇上这样的会，大都以不吱声为上上策。说反对的话，得罪领导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违心顺从领导的旨意，等于拍马屁，不得人心，人格荡然无存。
我是个急性人，平时就是“倔”字当家，“实”字为人，自然话一出口就不会模棱两可。我说我说两句，吴乡长示意我发言，会场更是鸦雀无声了，都想听听我要说什么。
我说，这农场办还是不办，我说的不算数。我接着问吴乡长，如果是劳动改造，我天天参加，不迟到也不早退。要是为了大家谋利益，秋后分大米，我不参加任何劳动，大米我一个粒也不要！请吴乡长告诉我！
话音未落，吴乡长的脸色就很难看了。等我发言结束了，气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这样，沉默了一两分钟，也没有第三者为他打圆场，包括党委委员以上的同志。等吴乡长的气憋足了，再也憋不下去了，终于恶狠狠地道出两个字，“散会！”
大概他头一次碰钉子，而且很疼痛，甚至痛定仍然思痛。不久，就传出来农场解体的消息。
吴乡长不走运，倒不是因为我给他当头一棒。“代理”两个字犹如长在他脸上的恶疮，怎么治也治不掉。就在他期盼不治自愈的时候，“代理”两个字终于没了，恢复了原状——仍旧是副乡长。
他做半年代乡长后，上级派来了新的乡长，吴乡长退居二线，成了调研员。
接替他的乡长姓赵叫赵国林，对吴乡长高看一眼重视十分。在宣布吴乡长退居二线的机关大会上，赵乡长十分郑重又十分虔诚地表示：
“……吴乡长出行优先用车，其他领导，包括我用车在其后考虑……”
这就是说，假如赵乡长是皇帝，那么吴乡长就是太上皇，可见赵乡长是多么的谦虚。这句潜台词不难理解，大家都心领神会。不过，吴乡长确实有自知之明，退居二线后，从来没有用过乡里的车。赵乡长也有“自知之明”，吴乡长能用他的车吗？就好比吴乡长能坐赵乡长办公室的椅子吗？尽管你真诚地让他去坐。
吴乡长退居二线后，还是一派军人风范，每天里都是按部就班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什么职责？一个一般机关干部的“职责”：遵守工作时间啦、和领导保持一致性啦、开会准时到场啦、学习积极参加啦……有时也去完成领导交给他的临时性的工作，比如：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农村有个习惯，大概是尽人皆知的吧（其实除军队以外都如此）。那就是，不管是正乡长还是副乡长，一律称乡长；不管是正书记还是副书记一律称书记，以此类推约定俗成。再就是即使你退休了，别人对你的称呼依然是你感到最得意的那种。按此惯例，“吴副乡长”是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他的，而叫他吴乡长。这很重要，否则就是对他的不恭，甚或有贬低人家的味道。
称呼是极其重要的，赵乡长就把第四次人口普查的重要工作，交给了重要人物吴乡长。
吴乡长授命于天，身体力行，既挂帅又出征。在全乡动员大会上，吴乡长慷慨激昂，表示一定要夺取这项具有深刻历史意义战斗的胜利！然后就是各村各单位，以及乡里负责这项工作个小组头头的表态。大家表态的开场白清一色的“在吴乡长的领导下”如何如何，一个小时就可已结束的会议，活生生地开了半天。此时此刻高涨的热情、高潮迭起的热烈，比起当年办农场时的叫板，行成强烈的对比，造成极大的反差。吴乡长春风得意又胸有成竹，他笑津津地坐在主席台的正座上，悠闲地吐着一股股浓烈的烟圈，神情尽情的舒展，“丢官”后的失落倏然间找回了平衡，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如此的惬意。
乡里的这项工作由吴乡长牵头挂帅，并成立一个人口普查领导机构，下设一个专门办公室。我在办公室负责宣传报道工作，另外还有两名机关干部负责技术指导。技术指导，有个专用官衔，叫“普查指导员”，全国统一的称号。
我的工作就是宣传人口普查的意义目的，程序法规等等，要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段时间，我经常深入到各村检查宣传工作，掌握掌握写了多少条标语，出了几期板报，开了多少次座谈会……由于各个阶段工作的内容不同，所以宣传的重点和方式也不同。我清楚，这项工作马虎不得，该走的“形式”必须走好，否则，一环扣不严，整个链条就脱节了，影响全局，乃至全国的普查质量。再说了，乡里所以抽调我搞宣传，还是吴乡长的钦点。他为什么用我？绝不是他的大度，是他怕用人不当砸了他的台面。
为了搞好这次人口普查，整套班子人马10多个人，都是吴乡长筛选钦定的。自从他退居二线后，这次是他做的惟一一个实质性的工作。他要干好它，证明自己宝刀不老。
赵乡长心里也清楚，只有吴乡长才能实施这个浩大的工程。因为他曾经是这里的最高权力人，人刚走茶还热，下属绝不会那么无情无义。相反，会大大地支持他，来证明他们该有多么的有情有义多么的仗义。
那么，结果如何呢？
4 如毛的上司（焦头烂额）（6）
4如毛的上司（焦头烂额）（6）
万事俱备，舆论先行。全乡的宣传工作在全县有声有色，吴乡长得意他自己用人有方。“技术指导”这块令他焦头烂额，常常出现严重的技术错误，那可是要命的，弄不好所有的程序都得推翻重来，影响全局、大局，前功尽弃。忽然间，吴乡长就好像掉进万丈深渊，惶惶不可终日。怎么向赵乡长交代？怎么向县里交代？那可是有责任状的！他清楚，推倒重来可不是你一个乡的问题，甚至涉及到全沈阳市，或更大的范围。因为人口普查是有时间界定的，时间出了问题，全国的人口普查还会准确吗？倏然间，吴乡长感到头重脚轻，自觉得自己有点大意失荆州，忧心忡忡。于是乎，他“要挥泪斩马谡”，从来不会骂人的人，骂起人来比谁都厉害。
两名负责技术指导的普查指导员，一个是乡政府企业办的会计赵玉田，一个是乡政府的统计李志民，都是他钦点的。论能力论水平，干相对比帐目要简单得多的普查，那还有什么说道吗？是的，不然吴乡长哪能选定他俩？可偏偏县里的工作组一来检查，技术问题被抓住一大堆。吴乡长的牛皮白跟人家吹了，想露脸却现了眼，火得嘴上满是泡。
一天，赵李二位正在给各村的指导员讲具体的技术操作课，吴乡长亲自与会旁坐静听。他突然发现了某个问题讲错了，而讲课人自己还没有发现讲错了，更谈不上纠正了。吴乡长火了：
“妈啦个bi的，瞎讲啥！对吗？”
吴乡长脸都气白了，烟斗把桌子敲得山响，讲课的听课的不无愕然。谁也没想到，“下台”的吴乡长竟然会发这么大的火。
赵乡长听说吴乡长骂人了，还有“妈啦个bi的”那句脏话，他暗自发笑。笑什么？也是“用人得当”。别看赵乡长来的时间不长，但对吴乡长的为人做事脾气秉性却了如指掌。吴乡长是个特别要强的人，性子也急，是个干工作不干则已，干就干个明白的人。他对吴乡长骂人给予极大的支持。
那么，吴乡长的火发的对不对？反正我赞成！
乡村两级干部中的许多人神经麻木，敷衍塞责惯了，分不清轻重缓急，实则是缺乏政治敏锐性。农民把这种糊涂人形象地说成是——打铁的烤糊卵子，看不出火色来。人口普查是个政策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也竟敢稀里糊涂地应付，就得有“振聋发聩”的举措，才能使其清醒！
历时半年多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结束了，罗家房乡获得新民县和沈阳市的嘉奖，我们乡乡村两级共30多人获奖，吴乡长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为了纪念这次人口普查工作的圆满成功，新民县专门编辑出版了一个集子，记录着许许多多人在人口普查中的感人事迹，罗家房一个乡就占了7篇，名列前茅。在这7篇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