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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3）
周兴这段论述显示：紧随党中央克服左倾冒险和关门主义的步伐，情报保卫部门也改变了江西肃反时的左倾做法！
对于斯诺的六个问题，周兴也一一回答。引人注意的是，周兴强调：“现在死刑案件很少。”周兴还说，政治犯的审判程序同一般犯人一样，要由法院审判，“但非常时期除外。所谓‘非常时期’指的是出现了叛变、倒戈或暴动，那时保卫局就得及时地处理那些头目，来不及等候开庭了，不过这种情况极少发生。”
周兴还展开论述保卫局和国民党宪兵队（或政治警察）的四点不同：“前者只是贯彻群众的要求，没有群众的要求，我们是不会杀人的，更不会是秘密地杀的，而国民党则不然。其中原因群众是知道的。”“另外一个不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个人犯（政治）罪，全家被捕，甚至连小孩都会被杀。而苏维埃是不允许这个政策的。我们认为，一人犯罪一人当，与他的家人、亲戚和朋友无关。更不会剥夺这些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第三个不同是：苏维埃对政治犯的宽大政策，那些人（政治犯）只要接受教育，并有好的表现，很快就释放，并恢复他的一切权利。”“第四个不同是：犯人的口粮和我们的职员一样，他们被发给与我们的职员同样的衣粮，他们没有像在国民党的狱里那样受到拷打和虐待。”
周兴的介绍内容，显示较高的政策水平，也符合国际通行的司法原则。斯诺将周兴的回答认真记录并写入自己的著作《中共杂记》。
陕北之行改变了斯诺的看法，在斯诺的心目中，共产党已经从土匪变成中国的希望之星！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又使世界认识了中共。①好几个延安老保卫向作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斯诺直言不讳地问毛泽东：“国民党方面认为，周兴是中共的特务头子？”
毛泽东笑答：“我以为，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保卫干部都知道，斯大林曾经赞扬：“契卡（肃反委员会）是无产阶级出鞘的宝剑！”
周兴对询问自己的同志解释：“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宝剑不是指我个人，而是指当时在党的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这个组织。”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提意见了：“保安处是宝剑，军队是什么？”
由此，中共的保卫系统就没有自诩“宝剑”。建国后，公安部长罗瑞卿提出以“盾牌”作为公安的标志。而国家安全部门的标志，则是二者兼有——“剑与盾”。
当事人俱已作古，这个故事的准确性尚难论定，但是，“宝剑”与“盾牌”，至今仍是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象征。
中共的传统是强调集体的作用，其实，就个人而言，老情报老保卫，哪个不是一把锋锐的宝剑？
周兴在延安驻守12年，解放战争后期参加南京和重庆的接管，后任公安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云南省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在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中，也是一个重量级人物。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共“情报大师”李克农与张学良秘密谈判（1）
从周兴答斯诺问可以看出，中共情报、保卫工作正在发生政策变化。
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逐步纠正过去的左倾政策。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又改变过去的阶级革命政策，转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此时，国民党被日本逼得走投无路，也试探与共产党合作。蒋介石有意要打通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通道，遂委托他的郎舅宋子文去完成这一使命。宋子文求助于二姐宋庆龄介绍关系，联络陕北的中共中央。1936年1月，宋庆龄委托董健吾去陕北送信。董健吾过去是中共特科成员，公开身份是牧师，又是宋子文的大学同学，是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信使。宋庆龄叮嘱董健吾：此行重要，将来益国匪浅。董健吾带着密信远赴西安，由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延安），再由当地东北军骑兵护送，行程六天到达瓦窑堡。面见中共中央领导人之后，董健吾又把复信带回南京，面交宋庆龄，再由宋庆龄转给国民党中央。历史应该记载：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从1936年初国共最高领导沟通信息而起步。
南京向陕北伸出了触角，就近的西安岂能落后？
此时，在陕北根据地围剿红军的国民党部队，除了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以外，主要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中共中央决定积极开展对这三支部队的工作。当年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主张与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联合反蒋，若不是被左倾领导否定，也许就用不到放弃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当年的中央领导错过时机，将革命导向危局；现在的中共中央果断抓住历史机遇，主动向东北军、西北军展开统战工作。
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早想同中共建立联系，却苦于无从着手。1928年的时候，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率领东北军进占北平，公然开进苏联领事馆，把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捉来绞杀了！后来，日本军部暗杀张作霖，张学良接掌东北军，试图与共产党建立联系。鉴于东北军抗日愿望强烈，中共北方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就派刘澜波在东北军中活动。但是，当时敌军工作的方针是要兵不要官，因此在军官中没有建立党组织。张学良被国民党委任为剿共副总司令，大面上还得和自己的盟兄蒋介石站在一起。蒋介石却利用张学良对自己的信任，强令东北军不打日本打红军。于是，“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恶名传天下。1936年初，位于陕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主动派人到上海找共产党，正好在宋庆龄家中碰到刚从敌营逃脱尚未恢复组织关系的刘鼎。1936年3月，刘鼎到西安与张学良会谈，之后亲赴陕北向中央汇报。
西北军统帅杨虎城则早已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联系。1929年杨虎城在河南驻军时，就使用地下共产党员宋绮云任秘书。这个宋绮云于1941年被军统密捕，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与杨虎城一起被害，其幼子宋振中就是《红岩》小说中的小萝卜头。1930年杨虎城主持陕甘军政时期，又任命地下共产党员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又介绍同乡李直峰任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秘密侦察破译密码电报。后来，蒋介石免去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强令驱逐南汉宸。但是，杨虎城身边还有秘密共产党员，警卫团团长张汉民就是一个。潘自立去川北红四方面军，汪锋到红二十五军，张庆孚到陕北，陈刚到西安，都由张汉民掩护。1935年3月，西北军奉命与红二十五军作战，旅长张汉民身在曹营心在汉，所部被红军顺利歼灭。令人痛惜的是，俘虏了张汉民的红军部队怎么也不相信这个敌军旅长是自己人，硬是把这个共产党员给枪毙了！而且，张汉民为了证实自己身份说出红二十六军首长的关系，竟然又成为肃反中错整刘志丹等人的证据！1935年冬，毛泽东派汪锋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络，杨虎城怕汪锋是国民党特务，先扣押起来，经其他共产党员证实之后，才与中共方面签订协议。毛泽东又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份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方向的统战工作，专门成立中共中央联络局（又称西北联络局），首任局长就是中央特科“龙潭三杰”之首李克农。此前，李克农从事过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现在又进入统战工作领域。中共对李克农的官方评价是“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作者却愿意采用一个更有学术味道的称呼：“情报大师”。无论放在中国范围评价还是放在世界范围评价，李克农的情报功绩与情报才能，都堪称大师。
李克农1899年生于安徽巢县。父亲在芜湖海关任职，家道小康。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人，李克农在芜湖上学时就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19年在抗税斗争中被捕。李克农与安庆的一批五四运动健将，受中共委托创建民生中学，成为安徽革命运动的一个基地。1926年，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打到安徽时，共产党员李克农担任国民党芜湖县党部的宣传部长。蒋介石在上海联合青帮压制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同时指派芜湖的青帮头子任公安局长，同左派争权。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指派李克农打入青帮。
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事变，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两天后，蒋介石致电芜湖，调青帮头子去上海商议。李克农当晚就将情况报告中共芜湖特支。特支立即布置身份暴露的党员转移。17日，芜湖青帮成立“清党委员会”，当晚李克农又秘报中共特支，第二天早上芜湖爆发反革命事变，革命力量已经大多转移。受到通缉的李克农在芜湖练得化身本领，一时校长，一时流浪汉，一时教师，一时军官，巧妙与敌周旋。李克农的情报生涯，也许可以从这时算起。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共“情报大师”李克农与张学良秘密谈判（2）
1928年初，李克农转往上海，第二年冬天同钱壮飞、胡底考入徐恩曾的无线电学校，又潜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这个三人小组获取国民党特务的核心机密，为保护地下组织和根据地红军提供重要情报。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党中央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李克农临危不乱，及时将钱壮飞获得的警报转告中央，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
李克农揭露顾顺章叛变之后，从白区潜往苏区，任江西省保卫分局执行部长、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长征中，担任中央纵队卫戍司令，负责保卫中央安全。
李克农任局长的中共中央联络局，重点开展东北军、西北军工作。李克农首先从东北军俘虏工作入手。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战斗中被俘，痛惜自己没有死在抗日战场，却要受共产党羞辱，没想到却受到共产党的优待。擅长话剧创作的李克农，亲自改写了一个剧本《你走错了路》，描写一个国民党团长被红军俘虏之后，掉转枪口打日本的故事。高福源在台下看着这出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戏剧，忍不住放声大哭。第二天，高福源就主动约见李克农，表示要劝说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李克农精心策划，安排高福源逐步行动。高福源返回东北军后直接向张学良汇报，又受张学良委派回到红军驻地谈判。这样，共产党与东北军的联络沟通了。
1936年2月，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到东北军驻地洛川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各守驻地，互不侵犯。3月3日，从南京返回的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到达洛川。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直截了当地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李克农知道自己的情工身份名声在外，就回答了一个公开身份：“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双方坦率交谈。张学良提出共产党应该改变“反蒋抗日”的主张。李克农阐述了共产党对日作战的方略。分歧越来越小，3月5日，达成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
3月9日，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亲自抵达东北军驻守的延安城，与张学良在天主教堂举行谈判。
这次谈判不仅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