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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生前没有完成的夙愿，由儿子实现了，1860年，二十一岁的林若翰在神学院毕业，由伦敦圣公会派往香港，在圣保罗书院任教。一到香港，他就爱上了这座四面环水的海岛，只是不太习惯炎热的气候，每天大量饮水，以补充消耗。他努力使自己适应这方水土，并已像拚命喝水那样，孜孜不倦地汲取中国的文化。每天六点钟起床之后，就去图书馆，教一名管理员学习英文，作为交换条件，对方教他汉文。八点钟才吃早饭，祈祷之后去圣保罗书院给学生上课。数年之后，他的学生以熟练的英文完成了学业，一批一批走出校门，他本人也读完了厚厚的一摞中国典籍，而且从不同籍贯的学生那里学会了广东话、潮州话、福建话、客家话和“官话”，成为一名“汉学家”。
1872年，他被教会按立为牧师，奉命到圣约翰大教堂任职。圣约翰大教堂是圣公会在香港最大的教堂，共有五位牧师，林若翰是其中之一，除了管理教堂内部事务和联络本牧区的教友，他还有充裕的时间研究学问和外出传教，从香港到内地，足迹遍及华南、华中和华北，并且几次进出京城，和帝师翁同龢、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都有过交往。1876年到1879年，直隶、山东、山西一带连续三年大旱不雨，颗粒无收，俄俘塞道，哀鸿遍野。于裂的华北大地上，林若翰匆匆奔走呼号，把募集而来的十余万两白银撒向人间，嗷嗷待哺、濒临倒毙的饥民望着这位黄发碧眼的救命恩人，感激涕零，尊称他为“鬼子大人”！中国人历来以“鬼子”一同表达对外国人的蔑视和仇恨，即便是大清帝国全面衰落、西方教会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全盛时期，各地也仍然不断发生捣毁教堂，杀死神甫和牧师的“教案”。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传教士是以妖术邪法拐骗儿童、诱奸妇女、食人心肝、挖眼炼药、无恶不作的“鬼子”，何曾被称作“大人”？林若翰以其放赈救灾、济世活人的善行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朴实憨厚的北方农民难以表达对他的感激和尊敬，笨拙地创造了“鬼子大人”这个尴尬称呼。黄土地上刮起一股林若翰旋风，身受其惠的灾民们纷纷归附于他的麾下，受洗入教，皈依基督。那是林若翰创造的一项奇迹。188O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接见了他，也可以称得上一项殊荣。
李鸿章对他的功德甚表嘉许，然后问他：“牧师此番赈灾，发展了多少人入教？”
林若翰答：“约三五万人。”
李鸿章又问：“其中有多少读书人？”
林若翰愣了。他的教民，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村妇，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把他看作救苦救难的“活神仙”，却弄不清楚东方的神和西方的神其实并不是一回事。林若翰手里有一份长长的教友名单，而他们当中却很少有人认识自己的名字……
见他无言以对，李鸿章说道：“牧师来华时日不浅，却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人。中国人当中，有信佛的，有信道的，而真正穷究其教义者却如凤毛麟角。那些无知愚民，更谈不上什么信仰，无非是伸手要好处，佛祖保佑我如何，老天爷保佑我如何。香火最盛的，莫若财神，那便是赵公元帅保佑我发财了。牧师发展的那些教民，无非吃教而已，一旦无钱可散，便立即散伙。以本部堂所闻，在中国信奉基督教的，并没有几个真正的读书人，那么教徒虽多，又有何用？”
说罢，哈哈大笑。
李鸿章的这番话，只不过是即兴闲谈，但却深深地刺痛了林若翰的心。经过审慎的观察和思索，他终于明白了，中国本来并没有宗教可言。伏羲、女娲、三皇、五帝都不是神，而是中国人的远古祖先。老子和孔子也不是神，而是中国人之中杰出的圣哲。他们的学说不是宗教，而是“道”。“道”便是学问，而学问只掌握在读书人手里，和种田做工经商的人不相干。种田做工经商的人所信奉的“玉皇大帝”、“西天王母”、“赵公元帅”在读书人心目中也没有什么地位。读书人孜孜以求的是“道”，“道”是他们认识世界的途径，是他们灵魂的栖息之所。外来的宗教要想在中国立足，就必须征服中国的读书人，而征服他们的途径又恰恰不是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而是“道”。“道”在中国简直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词汇，既可以清静无为地坐而论道谈玄说偈，似乎只是智者的哲学游戏；又可以经世致用地“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那就已经走进政治了。中国的读书人对政治的狂热可以说是天下少有，从孔子、屈原、司马迁、李太白、王安石……一直延续下来，他们总是百折不挠地力图把自己所掌握的“道”作用于政治，哪怕碰得头破血流。当中国失去了往日天朝帝国的地位，神州大地上西风劲吹之时，他们为了影响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急切地寻找着解惑释疑的“道”
明白了这个道理，林若翰不再云游传教，改弦易辙，返回香港，潜心著述。他的著作不仅有宣传宗教的普及读本，更大量的则广泛涉及国际历史、政治、军事、文化、科学，通过这些洋洋洒洒的论述，和中国的读书人寻求共鸣。他仍然不时地深入内地，与以往不同的是，他脱下西服革履，换上长袍马褂；高鼻蓝眼的洋夫子，“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用心地和读书人交朋友。近年来，甲午之战使中国跌入了前所未有的深渊，而读书人的思想却被这场惨败刺激得空前活跃，林若翰预感到一场巨大的变革即将到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激进人士脱颖而出，即将取代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张之洞之流的位置，左右中国这艘古老帆船的航向。他为此而激动不已，因为康、梁、谭都是他的朋友。现在，正如他所预期的那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已经在中国展开，施行新政的诏令少则一日一诏，多则一日十余诏，雪片似地从紫禁城发往全国，在这适宜的气候，林若翰像北飞的候鸟，又来到了北京……
车子驶出了崇文门，顺着护城河沿往西，在正阳门下绕过瓮城，奔上前门大街，到珠市口又转弯往西，朝着菜市口方向驶去……
莽苍苍斋。
易君恕说起两个月前的往事，仍然耿耿于怀，心潮难平。
谭嗣同专注地听完了他的叙说，感叹道：“香港拓界之议，我在湖南也听到了消息，早就预感到会是这个结果！我与李鸿章虽无交往，倒是深知其人。他作为曾国藩的高足，不能说没有才学；办了一辈子洋务，也不能说没有阅历。但是此人私心太重！他对下徇私枉法，对上以利结主，堂堂元老重臣竟然低三下四地巴结太监总管李连英，重金行贿，借以在皇太后面前邀欢固宠，为士大夫所不齿。本朝官场腐败之风，李鸿章实为始作俑者！在对外交往之中，他则一味趋承逢迎，委曲求全，以国土、利权与洋人作交易。前年在莫斯科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将黑龙江、吉林路权让与俄国，置东北于俄国控制之下，并允许俄国军舰在战时驶入中国所有口岸，因此，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以三百万卢布赠李鸿章作为酬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大清国的外交大权掌握在这种人的手里，列强图谋中国，何患不成啊？”
“您既然早有预见，当时为什么保持沉默，而不挺身而出？”易君恕问道。
“我算得了什么？”谭嗣同苦笑一笑，“一名候补知府，官职低微，无权面奏皇上，上书言事要由都察院代转。那都是一些顽固守旧的昏谬老臣，层层阻挡，外官和民间的呼声根本不可能上达圣听！”
“现在的情形不同了！皇上厉行变法，启用维新人士，兄长也在首选之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易君恕说，双眼闪射着希望，“请兄长恳奏皇上，将那些误国的老朽尽行罢黜！”
“你真是书生意气！要将那些人尽行罢黜，谈何容易？”谭嗣同叹了口气，说，“现在皇上对他们还一个都没有触动，那边就已经先下手了：突然罢免翁同龢，而皇太后的内侄荣禄被授为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领三军，皇太后的亲信王文韶出任户部尚书，入军机处、总理衙门，军、政、财权都已控制在皇太后的手里，今年秋天她还要带皇上到天津阅兵！这些都是什么征兆？”谭嗣同高耸的眉弓下，那双深邃的眼睛幽幽地盯着易君恕，令人不寒而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君恕，你难道看不出吗？”
“啊？！”易君恕目瞪口呆，连日来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疑团，由谭嗣同点破，透过层层迷雾，他仿佛看到了九重深帏之中的大清国最高中枢，两股力量正在激烈较量，一个不祥的预感在他脑际闪现，“她……她难道敢废黜皇上吗？”
“难说啊！当年同治帝驾崩，身后无嗣，由皇太后作主立当今皇上继位，垂帘听政十余年，如今皇上已经成年，亲政，不再听从她的摆布，她既然敢立，也就敢废！其实，早在皇上颁诏变法之前，皇太后就试图废黜皇上，只是因为恭亲王力持不可，才只好暂且作罢。恭亲王死后，皇太后便又和庆亲王、荣禄、刚毅策划废立阴谋。皇上曾对庆亲王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皇太后得知，大发雷霆：‘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了！’”
“啊！”仿佛晴天霹雳在头顶炸响，使易君恕惊心动魄，当今大清国的君主已处于随时都可能被废黜的危险境地，这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原来，皇上是迎着灭顶之灾，厉行变法！”
“是啊！皇上明知前途凶险，但他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不愿做亡国之君，被天下后世所耻笑！”谭嗣同动情地说，“皇上蹈厉发愤，力排众议。厉行变法，推行新政，即使皇冠落地、身陷鼎镬也在所不惜，我们的皇上不愧为以身许国的圣明天子！”
“复生兄，”易君恕悚然望着谭嗣同，胸腔里那颗心在怦怦地狂跳，“您和康先生、梁先生追随皇上变法，也是在铤而走险啊！”
“当然，”谭嗣同慨然道，“我们心里都明白，中国被列强逼到了绝境，皇上被太后逼到了绝境，变法乃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成则可以救中国，败则必然流血横尸、肝脑涂地！我此番奉诏进京，这在世人看来，正是青云直上的大好时机，而我知道自己的前面将有多少艰难险阻，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皇上的信任、皇上的托付，重如千钧啊！”他缓缓立起，满怀崇敬地朝着紫禁城的方向拱起双手，“皇上一声召唤，臣谭嗣同来了！为了皇上，为了大清国，我愿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