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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鱼十八万，一只狗八十万，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大街上除过性用品商店就是“狗宝宝商店”。物质无处不在，对人的挤压无所不至。徐有福就是这样一个被挤压而开始变形的人。他的改变，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他又不是古代那种支撑一个民族危亡的栋梁之材，没有必要坚守所谓的“操守”。“恋爱不成上吊的，没病没灾吃药的，合同签完失效的”——若徐有福再不像电影《南征北战》中涸辙之鲋的张军长向李军长靠拢那样向赵勤奋靠拢，注定会成为这种新“四大傻”的最后一傻——看完短信傻笑的。
二十八
总经理送给徐有福一部手机。
情人之间互赠礼物，由荷包、香巾发展到手机，也就几十年工夫，时间并不漫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情人之间互赠的定情物一般是一个笔记本或一块手绢。比如两个下乡插队的知青，女的给男的赠一方小手帕，男的回赠一个笔记本或一支钢笔。当然也有赠一把挽着红绸的锄头或铁锨的。有时锨把上还会刻上一行小字：“祝你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或者“祝你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实践中茁壮成长”；或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胸怀全球，放眼世界”；“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等等。
这些话里，尤其让人感到无趣的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如果是一个美国人，还会说“美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呢！茶杯应当对于茶壶有较大的贡献，徐有福应当对于许小娇或吴小娇有较大的贡献。这话和没说有什么两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至少是一种精神；胸怀全球，放眼世界至少是一种境界——当然徐有福若见到总经理，兴许会和她开玩笑，说她是“胸怀保龄球，放眼紫雪市”，再加一句注脚：总经理应当对于徐有福有较大的贡献。
那时还有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这话是毛泽东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现在看来这话也错了，实践已证明，知识青年（特指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有必要！
当然那时候互赠最多的还是一些笔记本。笔记本上写的话也像锄头和铁锨上写的那样，硬邦邦的。一般都是采用“愿我们在某某中怎样怎样”或“愿我们像某某怎样怎样”这样的句式，比如：“愿我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比翼齐飞”；“愿我们在共同的劳动和生产中缔结革命的战斗友谊”；“愿我们的爱情像松柏树一样万古长青”；“愿我们的爱情像江河水一样奔流不息”。等等。最带点诗情画意的赠言，也就是王勃的那句诗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若由王勃发展到白居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那已是十分情浓的时候了，也许已开始张罗着结婚。
有一个笑话这样讲，那时有一个女孩子，同时收到两个男孩子的笔记本。一个上面写的是：“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另一个上面写的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个女孩子权衡再三，觉得后一个“革命意志”更坚决一些，于是便将第一个的笔记本退回去，与第二个做起了“比翼鸟”。
也就二十多年时间，笔记本变作了手机。
总经理赠给徐有福的，是一部十分时尚的手机。彩色屏幕一打开，跃动着各种美丽的图案，就像一些花枝招展的女孩子振翅飞入你的怀抱一样。总经理还手把手教会了徐有福使用这种新款手机的各种功能：发短信、接收短信、转移短信。她甚至将徐有福的手机调出多种声音，并把自己打来的电话专门设置了一个独特的声音，总经理将那个十分动听的声音连放两遍，对徐有福说：“你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知是我打来的。”
总经理给他调声音时，俩人正躺在干净松软的被窝里。总经理一条肥美的大腿像刮去鳞片的桂鱼一般缠绕在徐有福身上。
徐有福与总经理早已撇开“中介人”田小兰。就像两个商人，在一次贸易洽谈会上相识，并在礼仪小姐导引下签了合同，俩人站起来笑着握手后，礼仪小姐便没有什么用了。
总经理和徐有福一周做一次爱。当然是在蓝天大酒店总经理宽大的套房里。有一次徐有福记错了相约的时间，在走道里碰上了刚拉开门出来的市长。市长并不认识徐有福，以为他是酒店的住客。市长出门后将领带正了正，并深沉而威严地咳嗽了一声，然后背着手目不斜视向前走去。徐有福后来问总经理，总经理直言不讳地说：“是啊，我在紫雪市，就你们两个朋友：徐有福和刘泽天，他比你先到。”市长名叫刘泽天。
徐有福与总经理做爱已十分从容。就像领导在大会上讲话一样：该喝水时喝水；该略作停顿就略作停顿；该用目光扫视一下会场就扫视一下会场；该接连说出一些排比句就接连说出一些排比句。有时“嘈嘈切切错杂弹”，有时又“大珠小珠落玉盘”。把一门手艺玩得炉火纯青，差点就到了那种叹观止矣的程度。领导讲话不经意间还会说出一个错别字，他俩做爱却连一个“错别字”也没有。
徐有福觉得，人要是无耻起来，其实超过了任何一种动物。他有时还像小孩子恶作剧一般逗总经理玩儿，故意将“枪栓”拉出来，直到星眼迷离的总经理情难自禁以手按他的身子，才从容地再将“枪栓”合上去。原来两个四十岁左右的人做爱，就像两个四十岁的人才考上大学一样，对“知识”的渴求远比年轻人更多一份贪婪。
1977年大学招生制度恢复后，徐有福上高一。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求知若渴的年代！当时他读中学那所学校的每一间教室，每天晚上都有大量的社会青年来听课，过道里和讲台旁到处挤满了人。为一道几何或代数题的解法，学生和学生会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学生和老师也会争辩起来。徐有福当时记得，有一个高二毕业班的学生，将老师写在黑板上的每道数学题都能解对，有时老师还没解到那儿，他已把答案说出来了，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有一次晚上听课，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迟到了，急匆匆夹本书从门里进来时，在门槛上一绊向前扑倒，眼镜都摔出去了，却将那本书死死捏在手中，仿佛捏着什么“圣物”一般。而其实那只是一本普通的高中数学课本。当时这个人的眼镜恰好出溜摔到坐在前排的徐有福脚下，在教室里一片善意的哄笑声中，徐有福钻到桌下将玻璃片已摔碎的眼镜捡起来，递给那位“同学”。
徐有福至今记得，1977年招生制度恢复后的第一年高考，作文题叫《难忘的一天》。就是那个在徐有福班上补习时绊倒的社会青年，考了全县文科第一名，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他写的那篇作文后来在全校的高中年级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讲解。这篇作文记述的是自己的一位老师，在文革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文中有这样的句子：“那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忠良遭害、奸佞横行的时期毕竟过去了。在纪念十年浩劫中赍恨以殁的英灵的时候……”徐有福班上的语文老师还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赍恨以殁”这些词汇写在黑板上给同学们讲解。这篇作文中记述的那位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老师，还在偷偷翻译一部外国的文学名著，只译了一半，便撒手人寰。作文里将这位早逝的老师与鲁迅先生当年的早逝作了比较，并引用了当年鲁迅先生去世后，斯诺挽鲁迅的那副挽联：“译书尚未成功，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泪雨，文坛从此感徬徨。”
那篇作文的其他内容徐有福早已忘记了，但这副挽联他却牢牢记在了心中。
那时人们的目光里多单纯啊！真的，除过“求知的渴望”再什么也没有。即使一个女孩子脸蛋长得很漂亮，也不会有多少人去注意。人们都在低着头专注地解数学题呢，而看漂亮女孩子却是一种物理现象。
可现在的徐有福，一边冷静地低着头“解”总经理这道数学题，一边还不忘记抬起头来观察那两道“物理”题——每次和总经理约会毕回到局里的办公室，他就用更热切的目光寻找着那两张姣好的面容。徐有福自己都感到暗自吃惊：面对许小娇吴小娇温情的目光，他竟没有丝毫的不安，也没有一点“良心发现”，反而显出前所未有的坦然——为什么见了她俩要不安呢？真是的！徐有福轻而易举就原谅了自己——原来人最容易原谅的就是自己，他们耿耿于怀、不肯原谅的，从来都是别人！
徐有福将那个小灵通和局里发的那部手机锁进了办公室的抽屉，将总经理送他的这部五彩缤纷的手机拿在手里把玩，像娴熟地玩保龄球一般——徐有福曾和许小娇、吴小娇、赵勤奋去蓝天大酒店的地下保龄球馆玩过几次保龄球，你要想懂得什么叫“优雅”，去看看许小娇、吴小娇打保龄球的姿势就明白了——那就叫优雅！有些人打保龄，就像站在田径场上旁若无人地往出扔铁饼和铅球似的，动作吓人得很！
我现在也有两部手机了！徐有福心里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和温暖感。而这种温暖感是总经理给他带来的，他因此对总经理心怀感激。
赵勤奋一次对徐有福说：“徐有福你干脆将旧手机卖掉得了。怎样？卖不卖？一百元。”
“我就是穿上皮鞋，也喜欢把换下的布鞋放在箱底。因为它曾伴我走过一段人生的路程。”徐有福这样回答赵勤奋。
许小娇便在一旁喝彩：“有福说的好，人是应该恋旧物的。这样的人才能赢得尊重。”
“就是的，每一件旧物都蕴含着一段美好的回忆。丢掉旧物，不是将自己人生的某一个段落一起丢掉了？”吴小娇也接上说。
“如果你看一本书，正看到放不下的时候，突然中间缺了十几页，你说有多扫兴！”许小娇继续发挥。
“你俩一唱一和围剿我呀！徐有福就是那本不缺页的书，你俩抢着翻去！”赵勤奋急赤白脸地说。接着又道：“你俩总护着他，我心里当然酸酸的。不过你俩的教导我领会了：有了二奶，别忘了大奶；有了三奶，也不要忘了二奶。”
“赵勤奋你真是个歪嘴和尚。”许小娇和吴小娇不理赵勤奋了。
徐有福现在也常常将那部彩屏手机挂在耳上，在市政府办公大楼上下的电梯间，甚至在大街上笑眯眯地边走边说。
徐有福在手机上与总经理说着一些情意绵绵的话。
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只鸭子，若自己是鸭子，那市长不也成鸭子了？她不过是他的“第二办公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