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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意一定，陶永便断然道：“我没有收什么好处，绝对没有！但我希望这篇文章早点见报。人家毕竟是县长，帮了这个忙，也算增加点感情投资，跟他搞好关系，将来拉广告也容易些。不网罗点关系，人家凭什么给我广告？我又怎么完成创收指标？”
姚小琪这才勉强同意：“我送上去看看吧，姜总、曾总跟各县领导接触较多，对他们的情况比较了解。稿件先给姜总他们看看，他们同意发我就发，他们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第二天，姚小琪把稿件送给姜沙白审阅。姜沙白看罢也有些犹豫，说：“这是宣传领导干部的，应当慎重一些。我和胡德魁不熟悉，对他的情况不了解。曾总交际广，可能比较了解情况，请他把把关。”
按规定，除非报道市领导的文章，曾牧野一般不看原稿，只读清样。但这篇稿件姜沙白还是送给他，郑重其事地请他审阅。
曾牧野对宣传县处以上领导干部的文章一直非常慎重，把关极严，这一次一反常态，草草翻了翻稿件，含糊地说：“姚小琪写的东西应该没问题，发了吧。”
稿子很快进入发稿流程，不久就在报纸上刊出。
一切进行得如此顺利，陶永不禁暗自庆幸，文章一刊出，他和秦生的交易就算大功告成，两万块钱就属于他了！这钱来得太容易，容易得令人心跳！他准备等过一段时间，风平浪静之后，再把钱的事告诉姚小琪。
谁也没想到，文章发表三天后，两辆挂着警字牌照的帕萨特轿车悄悄驶出市委大院，一路奔驰扑向山南县。由纪检、公安、检察等部门人员组成的山南校舍改造案专案组，出其不意地把正在开会的胡德魁带走了。专案组行动时没有声张，两辆帕萨特警车在县里停留的时间很短，县委县政府大部分人都没有看到胡德魁被带走的一幕，但这一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此后，有关胡德魁案件的传闻也迅速流传开来。
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说，胡德魁对山南校舍改造事件负有主要责任，他实际上是校舍改造工程的幕后策划者。原县教育局长王伟良是胡德魁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是同乡，两人出生在同一个村子，关系打小就非常密切。为了得到教育局长这一肥缺，王伟良先后向胡德魁行贿数次，总金额达十八万元。当上教育局长后，王伟良为了讨好胡德魁，又经常向他行贿。胡德魁是个权力欲非常强盛的人，作风专横，县里重大项目的审批都牢牢掌握在他的手里，而他则把审批权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山南校舍改造的资金实际上由他掌控着，哪所学校可以获得工程款、数目多少，都由他最后拍板。王伟良与他达成默契，每审批一项工程，都给他一定比例的“回扣”，整个工程共进贡胡德魁三十余万元，胡德魁成了这个项目的最大受益者，王伟良则在其次。
王伟良被捕后，胡德魁托人带口信给他，要他不要惦记家里，安心接受审查。王伟良明白他的意思，把校舍改造事件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一直不肯供出胡德魁。而胡德魁则多方说情，力图为王伟良减轻处罚。专案组其实很早就怀疑胡德魁有问题，但他受贿极为诡秘，没有留下任何证据。王伟良不松口，专案组就无法向他下手。王伟良被判刑后，心里非常苦闷，感到胡德魁没有全心全力救他，心里渐渐感到绝望。他分析自己的处境，觉得如果不说出真相，黑祸全背在自己身上，那么自己就会受到重罚；如果说出真相，则有望立功减刑。他非常矛盾，犹豫着要不要说出真相。
就在王伟良犹豫不决之时，专案组根据别的线索，对胡德魁展开侧面侦查，查出他在别的工程项目中有重大索贿受贿嫌疑，总金额高达两三百万。专案组故意把这个信息透露给王伟良，这才王伟良彻底崩溃了，感到胡德魁自身难保，根本不可能救他，不如把他供出来，将功抵过，争取宽大处理。于是他下决心供出了胡德魁，专案组获得这个确凿证据，闪电出击，对胡德魁实施抓捕行动。
2
胡德魁被抓的消息传到报社，报社上下无不震惊。铁一般的事实说明，写胡德魁的报道严重失实！几位热心读者先后给曾牧野和姜沙白打电话，责问报社为什么刊发讴歌贪官的文章？把一个贪得无怨的腐败分子吹捧成廉洁奉公的公仆，完全是颠倒黑白，是非不分！你们的记者是怎么采访的？究竟有没有一点政治立场？你们这样干，新闻媒体能有威信吗？你们知不知道，这期报纸简直成了笑柄，老百姓一提枫城日报，无不嗤之以鼻！
姜沙白感到震惊，姚小琪采访一直深入细致，从来没有出现如此严重的差错，这回到底怎么回事？他把她叫来，仔细询问采访经过。姚小琪只好把稿件来源说了。听说稿件是陶永拿来的，姜沙白又把陶永叫来，追问有关情况。陶永也已听到胡德魁被捕的消息，心里感到恐慌，只好说出胡德魁和秦生请他吃饭，交给他稿件的经过，但没有说出收受两万元的情况。
姜沙白显然有所担心：“胡德魁选择这个时候宣传自己，一定是有政治目的，想借新闻媒体美化自己，挽救自己的命运。他们除了请你吃饭，还有没有给你什么好处？你一定要说实话！”
陶永心里很矛盾。他知道，如果只是吃顿饭，没有收受贿赂，责任就比较轻，充其量也就是采访不深入，受了蒙骗而已。说果把收受两万元贿赂的事说出来，就意味着这是搞有偿新闻，是严重违反新闻纪律的行为，问题的性质将完全不同，说不定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到底说不说？他觉得这个秘密只有胡德魁、秦生和他三个人知道，胡德魁虽已被捕，但他肯定不会把秘密说出来，因为这对他没有任何好处，说了只会加重罪名。秦生肯定也不会说。只要他们不说，这件事就会成为永久的秘密。
他决定孤注一掷，便说：“我没拿他们什么好处，真的没有。我只是碍着秦生的面子，不得不答应他！另外，这件事是我的错，不能怪姚小琪，没有她的责任。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姜沙白说：“这件事如何处理，我还要同曾总商量，你们先去吧。”
陶永悄悄来到报社外面，走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给秦生打电话，想把那两万块好处费还给对方，把事情掩盖过去。但秦生的手机总是关机，怎么也联系不上。
事情的发展超出人们的想像。当天下午，一辆依维柯警车突然驶到报社，两名专案组的人大步流星来到曾牧野办公室，不容置疑地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胡德魁为了在报纸上美化自己，曾送给姚小琪一笔钱。姚小琪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已经触犯法律，我们奉命拘传姚小琪，希望你们配合！”
曾牧野恍然大悟的样子，忿然道：“我就感到事情没那么简单。把一个腐败分子吹捧成优秀公仆，没给好处，她会这样干？我把她叫来！”
姚小琪很快被叫来，专案组的人说明来意，她惊愕地说：“我没收人家的钱！”
专案组的人面无表情，冷冷问：“胡德魁长得什么样，你知不知道？”
姚小琪说：“不知道，我没见过他。”
专案组的人轻蔑地说：“既然你没见过他，不认识他，却写这么长的文章吹捧他，没有利益驱动，你会写？不要狡辩了，有什么话到专案组申辩，真相如何很快就会查清楚。”
姜沙白闻声赶来，对专案组的人说：“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姚小琪和胡德魁没有直接接触过，她不可能有受贿行为。这事一定是搞错了！能不能先由报社把情况调查清楚，如果确实存在触犯法律的问题，再由你们处理？”
专案组的人冷冷拒绝，“我们既然来了，肯定是掌握了一定的证据才来的。姜总，请你配合。”说着给姚小琪戴上冰凉的手铐。一左一右夹着她走下楼去。
专案组的行动像一枚炸弹，使报社炸开了锅。许多编辑记者听到消息，纷纷涌到楼道，紧张地观看事态发展。斯琴站在最前面，望着姚小琪被专案组的人押着下楼，脸上露出一丝恶毒的笑。
陶永当时正在广告部，一听说公安局来人抓姚小琪，慌忙跑出来。跑到楼梯口，正好遇到专案组的人夹着姚小琪从楼上下来。他不顾一切冲过去拦住专案组的人，焦急地说：“不要带她走，她没有收人的钱！要抓就抓我，这是我的错！”
专案组的人不认识陶永，不知道他是谁，与姚小琪什么关系，斥喝道：“让开，不要妨碍执行公务！”
陶永不肯离开，央求道：“你们不要抓她，她没收人的钱！”
专案组的人不耐烦了，冲上来扭住他的胳膊，“你想干什么？再闹连你一块抓！”说着掏出手铐晃了一下。
姜沙白连忙挤过来拉开陶永。专案组的人瞪了陶永一眼，带着姚小琪大步下楼，钻进警车疾驰而去。陶永追到楼外，望着警车远去，焦急而又茫然。
姜沙白来到他身边，惋惜地说：“现在着急又有什么用，不想看到今天的结果，当初就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真实情况到底怎样？你现在还不想说吗？”
陶永犹豫一下，只好把收受两万元的经过原原本本说了出来。在姜沙白的催促下，很快回家把钱取了过来，交给姜沙白。收受秦生两万元后，他心里丝毫也不坦然，一直把钱存放在柜子里，始终不敢花，甚至连装钱的信封也没有更换。
姜沙白痛心地说：“你真是糊涂，我们天天强调反对有偿新闻，你对报社的规章制度怎么充耳不闻？贪图人家一点钱财，却把自己害了，还把报社给连累了！发一篇稿件送两万块钱，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只要稍微冷静一点理智一点，就能看出这里面有问题。你怎么连一点警惕性都没有？上午我问你，如果你及时坦白，把钱交出来，也许姚小琪不会被带走。你心存侥幸，结果一错再错！事到如今，只能抓紧把情况向曾总汇报，取得他的谅解、支持，再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说罢，姜沙白来到曾牧野办公室，把两万块钱交给他，请他以报社名义同专案组联系，澄清事实。
曾牧野愤愤地说：“枫城日报自创刊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恶劣的事件，报社的声誉都被他们毁了！发生这样的事不是偶然的，我们对编辑记者教育不力的结果。现在既然发生了这种事，我们不能光想着为姚小琪开脱，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严肃新闻纪律，整顿新闻队伍，重塑记者形象。只有这样，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否则他们侥幸过关，没准下次还会出个张小琪、李小琪。再说，陶永的话有多少可信度？你真的相信他的话？”
姜沙白说：“我认为姚小琪不可能受贿。我跟他们共事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他们每个人的思想品德、性格特点，心里都有数。我相信姚小琪并不知情，说她搞有偿新闻是不妥当的。当然她也有过失，那就是把关不严，没有认真核实稿件的真实性，经不住他人的劝说，在稿件上署自己的名字。但这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