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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子弹灾害调查委员会——译者
时至今日，我们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足以说明，救济原子弹受害者的人类的善意，比制造核武器的人类的罪恶更处于优势。然而，归根结蒂，企盼着在这个世界上恢复人类和谐和人类秩序的人们，必须注视广岛的医生们所进行的长达２０年之久而又并不稳操胜券的斗争。
广岛札记 六 一个正统的人
一位偶然来到某一城市的旅行者，在那里卷入了一场麻烦的事件，而他却没有退缩，并投身其中力图解决它。这是通俗小说作家惯用的手法。原子病医院院长重藤文夫就如同这位旅行者一样来到广岛赴任。当他还未能弄清这一城市的地理情况时，便碰上了那个致命的日子。当一个城市受到万分猖獗的鼠疫袭击时，将会发布戒严令，并将这一城市像孤岛一样彻底封锁起来。而遭到当代最为凶残的“鼠疫”袭击的广岛，却未能被封锁。但是，从那一天起，重藤博士却将他自己封锁在这个城市里了。他和从原子弹爆炸之后便开始从事救护活动的众多医生一样，立即开始同这一奇怪的炸弹所带来的后果进行斗争（重藤博士在奔赴日本红十字会医院途中，在东练兵场，曾为一对满身是血的医生夫妇救治，他们未曾互通姓名便匆匆分手了。但在广岛市医师会关于被炸当时救护活动的征询调查中，却记载着曾有一位医生身负重伤，虽在东练兵场接受治疗，但仍不能动，因此未能参加救护活动。根据这一线索，两位医生在事隔１３年后才得以重逢），而且，２０年来他始终在坚持斗争。重藤博士从正面接受了广岛的这场悲剧，战后２０年来，他始终在承受着，顽强地坚持着。而且，在这２０年间，医生们恐怕决未曾拥有一个瞬间，自身能够感受到已经制服了原子弹的凶暴。他们总是在进行着为时已晚的被动的斗争。即或有时也曾发现过一丝希望，但它很快便会为新的悲惨迹象所摧毁。正因为如此，我更加认为重藤博士是从正面接受广岛的悲剧，并以最大的耐心坚持斗争着的广岛医生们的一位典型人物。对于博士来说，斗争并不仅限于医学领域，它还涉及到包括政治在内的人类社会所有的一切错综复杂的问题。
在重藤博士院长室的文件柜里收藏着两篇论文，它们是为纪念原子弹所带来的悲惨后果寻求线索的初期阶段而撰写的。其中，最早期的一篇题为《关于原子弹爆炸导致的脱发者的统计调查》。如同这一朴素的标题一样，它说明当初是在何等简陋的条件下，人们开始探索原子弹所带来的后果真相的。观察者在脱发者秃头数字统计的后面，正在看到一个极端恐怖而巨大的阴影。
另一篇论文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山胁卓壮的青年实习医生，文章的题目是《广岛原子弹受害者的白血病发病率及其部分临床观察》。于１９５２年在血液学会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这篇论文，首次正式将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同白血病，以原子病的名称结合在一起。
当地的医生早已注意到在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中出现大量的白血病患者，而且其数量仍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对X光医学造诣颇深的重藤博士就是最早对于广岛的白血病的真正涵义怀有可怕预想的人们中的一员。广岛的内科医生曾在报纸上发表过有关对这种白血病表示怀疑的文章，但立即遭到ABCC的猛烈抨击。从而妨碍了广岛市民将白血病列为有关原子弹的常识。重藤博士选中了青年的医科学生山胁，并给他以启示。于是山胁便开始着手从事有关白血病的具体统计工作。然而，当时在日本没有关于一般性白血病的统计数字，足以作为山胁所从事的统计工作的标准。因此，广岛白血病人的数字即或登记在统计表上，也无法测定它究竟属于异常或正常。这就是他在工作起步时遇到的困难。于是山胁不得不从多方面开始着手工作。
他向全国的大学附属医院发出信件，试图参照各医院的白血病病例，不久便获得反响，成为他开展工作的线索。为了对广岛市的白血病患者做出统计，他一一查阅了大约三万份战后广岛市死亡者的诊断书，同时还走访了死于白血病者的主治医生，听取他们的诊断，并搜集标本。
正在这时，ABCC开始注意到山胁的调查工作，曾经为他提供过汽车和资料，为统计工作的进展助一臂之力。因为，一般而言，没有证据足以说明，ABCC对日本医生以其独自的方法对原子病所进行的探索持有善意的态度，所以，山胁的情况，只能视为一个特殊幸运的例外。两年之后，他完成了这项统计工作，它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
目前，山胁是广岛的一位儿科开业医生。他现在从事的儿科工作，似乎同《广岛原子弹受害者的白血病发病率及其部分临床观察》并无特殊的直接联系。当谈到论文形成时，我从山胁的脸上看出了他那颇为怀念和眷恋的心情。当我问到为什么没有将原子弹受害者的白血病研究工作坚持下来时，山胁似乎感到这是一个十分唐突而又出人意料的问题。我当即意识到，我是提出了一个何等不合时宜的问题。我们这些去广岛旅行的人们，总是希望在那里找到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圣人。无疑这是来自于违背自然规律和不负责任的旅行者的心态。山胁的论文充分地完成了使命，其后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为成为一名开业医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藤博士就是以这种不为个人增加过分负担而又切实有效的方法，坚持着对原子病的具体的研究工作。
尤其是当我同山胁会见后不久，又向当时已任原子病医院院长的重藤博士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说，就一般而言，作为一名年轻的实习医生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难道不可能将原子病的研究工作始终坚持下去吗？对此，重藤博士回答如下：
“无论原子病医院的业务负责人如何满怀热情地去对原子病进行探索，也很难使年轻的医科学生们有兴趣只将原子病作为他们毕生的研究课题。对于一种不能根本治愈的疾病，只能以老一套的方法进行日常处置。它不会成为倾注医学热情的对象。仅仅从事原子病的研究与治疗工作，也不利于使年轻的医科学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尽管是无法根本解决的致命疾病，而又只能重复着老一套的常规治疗。我从博士的这些话里，尝受到无比的苦涩。根据山胁的情况可以看出，自从原子弹爆炸以来始终在当地坚持原子病研究的重藤博士，无疑是一个例外。一般而言，在一个连研究设备都不具备的医院里，向同原子弹有关的一切问题进行挑战，尤其是青年医生们的大忌。特别是被占领状态下的广岛，更是理所当然的了。在这一状态下，重藤博士启发一位青年实习医生，引导他撰写论文，在原子病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同时，又尽力使这位青年医生在获取学位和后来的实际生活中达到预期目的。我深深地感受到，在上述极为现实的作法中直接渗透着重藤博士的人格力量。
重藤博士还曾向我谈到山胁的论文在获取博士学位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博士的担心。就这篇论文的重大意义而言，虽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实际上在当时的血液学会却未曾对它给予应有的公正评价。其直接原因就在于人类尚未弄清原子弹爆炸所引起的种种灾难的全部真相。
也就是说，一些拥有实力的医学权威人士根据山胁的统计，虽然承认在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当中，患白血病的人数在明显增加，但是仅凭这份统计却找不出为何原子弹能引发白血病的原理，因而认为该篇论文缺乏学术价值，为固定观念所束缚的权威者们，往往是有害的，事实就是如此。
重藤博士自原子弹爆炸的那一瞬间开始，战后２０年来，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后的２０年来，始终是广岛原子弹受害者日常治疗的负责人。从原子病医院创立之前就是如此，而且，他在担任原子病医院院长之后，仍然不得不继续兼任广岛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的职务。
原子病医院不是单纯的研究机构，而是坚持日常治疗的医疗机构。至于重藤博士本人则是战斗在医疗第一线的医生。因此，从重藤博士为核心的原子病医院医生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完全是同临床医疗相结合而进行的。对此，我们应该将它同ABCC相比较而铭记在心。因为ABCC原本就是一个同治疗完全无关的纯研究机构。
原子病医院的医生们在同侵蚀着人类肌体的这一人类从未遇到过的怪物作斗争的过程中，他们采取了一面对患者进行治疗，一面向着具体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核心靠近的战术。同时，他们所能采取的也只有这种战术。这些医生所从事的放射性障碍的具体的研究历史，着实令人感动。他们在反复试验，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曾经犯过试验性错误。然而，那是他们向着更为光明的前景，满怀极为自然的期待而犯下的试验性的错误。他们往往因发现一线曙光而作出错误的前景判断。它会为患者们、一般市民，甚至医生本身带来某些暂时的动摇。但在广岛２０年来的每一天这或许是完全必要的。
今堀诚二在其《原子弹氢弹时代》一书中曾记载了当时一度出现的情况。由于原子弹爆炸当年的冬天，因受到原子弹伤害而死亡和患病的人数在减少，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连那样可怕的原子病，估计也会得到根治”。在有关鼠疫、霍乱的记录或小说中，往往有这样的证述：“瘟疫的蔓延一旦进入平静状态，便会中途缓和下来。在现实的广岛也会出现同样的局面。市民们遭受到疾病的最初的严重打击，接着便进入平静状态，它使市民们看到一线希望。但接踵而来的第二次打击，却使市民们的心灵遭到更为彻底的蹂躏。
１９４５年秋美军关于原子弹灾害调查声明曾作出如下分析：“因受原子弹放射能影响必然死亡的人已全部死去，残存的放射能已不会再为人们造成生理上的影响”。尽管这一观察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政治意图所歪曲的，而今堀在该书中所指出的市民、医生和新闻工作者们的如下反应，将是广岛人在疾病蔓延过程中出现暂时平静状态时，所持有的人类极为正常的心态，
“市内医院住院患者的减少，也是使GHQ①安下心来的原因之一。而它却同下述情况有很大关系。医院的门窗全部敞开着，一块玻璃也没有，住院的原子弹受害者忍受不住寒冷而纷纷逃回家去了。而医院本身也认为原子病已获得根治，采取了过分安心的乐观态度。同时，这一令人鼓舞的消息，也受到市民和原子弹受害者的欢迎，因此，新闻媒介也有人愿意刊登医院方面的预测。日本医疗团广岛医院在２月６日的《每日新闻》曾发表如下消息：‘在３０万６千名原子弹受害者之中，１１月份接受治疗的人数为３００人，而目前只有２００人。而且，其中大部分不是放射能的直接受害者，而是由于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