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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翻脸了，我没什么交代的，是你们诬陷好人！
好小子，跟我耍二皮脸，那个头头一下子色变，眼露凶光，他一挥手，过来四五个他的手下，我一边躲闪，一边叫骂，尽量不让他们薅住我。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伙子人呼啦闯进来，个个都穿军装、戴军帽。他们见一群人围攻我，就扑过来，将那个头头的手下驱赶开，问我，刚才是你在喊？我说是。来人又问，你是北京人？我又说是。我听出他们一口的京腔京韵。
来人冲着那个头头说，你吃熊心豹子胆了，竟敢欺负我们北京人？
后边的人一拥而上，来呀，教训教训这群地头蛇！双方就拉开架势厮打在一处。
你是哪个学校的？在厮打的间隙，我的北京同乡问我。我告诉了他们。他们又问我张三李四认识不认识，我说我认识张三，李四则不熟。因为他们是奇兵，那个头头和他的手下毫无思想准备，很快就溃不成军，慌乱之中都跑了，钻进了庄稼地。我的同乡也不乘胜追击，干脆见好就收，整理好队伍，清点了人数，一分钟没耽误，就撤了。
我们怎么不痛打落水狗啊？我不解地问道。
万一我们中了埋伏呢？我的同乡说。
我想，也对，毕竟这是人家的地盘。
你怎么一个人流落在这了？我的同乡问。我只能说我掉队了，还捏造了一些具体细节，至于其他，我都秘而不宣，藏在肚子里，自己消化。
我们别走大路了，我提议。
为什么？我的同乡很不理解，顺大路走二十分钟，就可以直达漯河。我说，怕那些地头蛇不肯死心，又追上来。
这样，我们选择了一条跟大路并行的小径，收起旗帜，三十多人悄然地前行。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不一会儿，那一伙子地头蛇出动大队人马，开着手扶拖拉机尾随而来，个个举着铁锹铁锨和铁耙子，气势汹汹。
真够险的，我的同乡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他们虽然是大学生，其实只比我大一两岁，刚上大一。这个队伍清一色都是秃小子，行动更方便。大伙儿隐藏在灌木丛后边，等地头蛇都过去了，才直起腰来，保持着沉默，继续赶路。
到漯河，我们就可以乘火车直奔北京了，我说，漯河好歹是个大站，车次多些。
我们不坐火车，一路都步行，像当年红军一样，用自己的脚步来丈量祖国的山山水水，杨军说。这个杨军是他们的领队兼向导，因为他读的是地质，中国地图烂熟于心。
他还让我看他的脚底板，上面已经长出厚厚的一层老趼，估计起码走过几千里地才能磨炼成这样。我不禁有点儿佩服他们了。他们大串联的目的，更像是一次地质勘察，走的多是名山大川，还有革命圣地。
如果搁在以前，我可能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现在不了，现在我觉得他们这样做，也许更有实际的意义。
我这一趟出来，不但没有任何收获，反倒变得心灰意冷了，我说。我说的是实话，不知对方会不会回去把这话传出去，那将对我很不利。
我们都是这场运动的逍遥派，杨军说。
眼下这时候想要明哲保身，恐怕没那么容易吧？我说。
我们不去斗别人，也不想被人斗，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活着，难道也有错吗？杨军理直气壮地说，尽管这样的理由一点儿也不理直气壮。
四十分钟以后，那伙地头蛇又顺着公路回来了，因为扑了个空，一脸的悻悻。我们这才敢走大道，旗子也重新举起来。我突然想，这时候，江晓彤他们可能已经回到北京了吧？要是有人跟他们问起我来，他们会怎么回答呢？我想不出来。附近有一条小河，我离队跑去喝水，杨军问我，你不怕闹肚子？我说我太渴，顾不上卫生不卫生了。他又问我，是不是你一直没吃东西？我因为丢了行李，一无所有，也不想给人家添麻烦，就赶紧说，吃过了，吃过了。可是我的肚子不争气，一个劲儿地咕咕叫唤。杨军说，你跟我们客气什么，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来，我这有。
杨军招呼大家休息，把他的饼干给了我，叫我垫补垫补。
我三两口就把杨军的饼干吃个精光，感觉还是个半饱，不过，不再饿得心慌了，仿佛听了一首安魂曲，清静了许多。
我冲杨军拍拍自己的肚子说，好了，可以继续赶路了。我想，我回到北京，一定要加倍报答杨军，还他两包或者三包饼干，还要是夹心的，最高级的那种，以酬谢他的雪中送炭。
你们怎么走得这么慢？我问杨军。
走快了，还怎么看风景呀，杨军说。他们的心态跟我截然不同，我恨不得长上翅膀，赶紧飞回到北京，拿个马扎，坐胡同里听收音机，早早过安然自得的日子，而他们还怀着满心的浪漫，期待着后面的行程。这一次的旅行，给他们的印象可能充满了阳光雨露，叫他们牢记一辈子，就跟我记忆中惶恐而苦难的印象一样，永远也忘不了……
杨军他们的队伍似乎过于自由散漫了。
有人会停下来拍一张照片，或是画一幅速写，更像观光旅游团。
他们有的想当摄影师，有的想当画家，杨军跟我介绍说，而我呢，很想将来从事文学创作。
难怪你们显得这么从容呢，我说。
救助你，是我们此行做得最出圈的一件事了，杨军说。
是不是因为我，破坏了你们一路上的美好心情了？我问杨军，内心不免有那么一点愧疚感。
也不至于，杨军说。
我挺羡慕你们的，我很认真地说。
我们没什么值得羡慕的，不过是不随波逐流而已，杨军说。
要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说。
在北京要做到这一点，很难，而在外面流浪，就容易多了，不能读万卷书，却能走万里路，杨军一脸的超凡脱俗，显得心满意足。我想，只要一回去，他的这种舒坦日子也就宣告结束，就身不由己了，想逃避现实也逃避不开。
你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出来播撒革命的火种？杨军问我。
我是出来找失踪的秀园，能这么回答他吗？当然不能，我只好随口敷衍道，出来长长见识呗。
好在杨军也没太追究真伪，只是笑一笑。
你该刮刮脸了，杨军说。我没有镜子，不知道自己憔悴成什么样子，可是用手一摸，就能感觉到胡子拉碴的。
我没有刮胡刀。我这有剪子，闲下来，你剪剪，杨军说。我这个年龄，还没到刮胡子的时候，可是，出来这一趟，好像我突然间长大了，甚至有点儿未老先衰了。
那天，我们在许昌安营扎寨，过了一夜，结果好几个人被偷了，被偷的东西都是吃的，这让我觉得非常别扭，生怕人家怀疑我，所以早晨起来，我掏自己的腰包，请大伙儿吃了油饼，花了我多半的积蓄，就是想坐火车回北京，路费也不够了。很难想象一个人慷慨解囊，舍得请三十多口子吃油饼，这一举动让大伙儿对我刮目相看，多了些好感。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他们对我热情了很多，说这说那，反倒叫枯燥的旅程变得轻松了，我觉得生活在一群人中间是件幸福的事情，起码不再孤独，心里总是暖融融的。回想我在武汉所遭受的一切，不禁作呕。
可惜，其乐融融的气氛很快被打破了，问题出在郑州——
40
我困了，先在这停一会儿，让我迷糊一觉再接着开车，李全缃撂倒坐椅，仰躺下来。
看来你真是糟老头子了，还没开到郑州，就累成这副倒霉德行了，我讥讽了李全缃一句。
疲劳驾驶非常危险，难道你不知道吗，出点儿事，就是人命关天，李全缃沉着脸，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你知道我临出门跟你会合之前，见到谁了吗？他闭着眼问我。谁？黎彩英，他说。我腾地直起腰来，薅着他的脖领子，问道，你说你见到了谁？他只好坐起来，大声地说，黎彩英！我又问道，她跟你说什么了？李全缃回答道，≮我们备用网址：。。≯她什么都没说，她得晚期癌症了，快不行了。
这么简单的答复，显然满足不了我，我没有想到我早已忘却的黎彩英再次闯进了我的视野。李全缃说，这一辈子她受的苦太多了，先是被一个山村糟老头子糟蹋，肚子大了，只好嫁给他，没几年，糟老头子病死了，她又改嫁到三百里地以外的一个偏僻山坳，又生了俩孩子，后来那人被毒蛇咬死了，她又再次改嫁……
她为什么不早点儿回来呢？我不理解。我脱掉鞋，蜷着腿儿躺下，深深地叹息一声。
也许是不想走回头路吧，她这人，就是执拗，你又不是不知道，李全缃打开车上的空调，关上所有的窗。
我对几十年前的黎彩英仍然记忆犹新。
她胸前总是垂着一对又粗又黑的大辫子……
李全缃告诉我，其实早在二十年前，郑建国到云南采风，就遇见过黎彩英。这让我十分吃惊，我怎么没听说？我问道。是黎彩英一再央求郑建国，无论如何不要将她的现状透露过任何人，李全缃说，郑建国想给她拍几张照片，也被她断然拒绝了。
黎彩英那时就已经显得老态龙钟了，走路两条腿总是颤颤巍巍的，仿佛随时都可能跌倒。郑建国想跟她一起吃个饭，叙叙旧，黎彩英没答应，说家里活计很忙，腾不出工夫，之后，就走了，甚至都没邀请郑建国到她家里去做客。郑建国只能用目光追随着她缓缓远去的背影，木头桩子似的戳在那里，默默地流泪。
算算，郑建国也离开我们毛十年了。
郑建国下乡十年，返城后就很少与人交往，埋头在他的照相机所捕捉的世界里，只要有时间，他就到各地去拍摄，好几次从山上摔下来，伤筋动骨，差一点儿落下残疾。其实，这些都是我听说的，我们几乎没什么联系，虽然他所在的文化馆离我家不到二里地。他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但是我们又都相互关注着对方，常常从朋友那里打探消息。
后来我听说他要举办个人影展，我很想跟着大家一起去布展，可是，走到展览馆门口，我又退缩了。
最终，郑建国的影展还是没有如期举行，原因是他死了，被一辆北京吉普撞死了，没等120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他就咽气了，他的死简单而干脆，一点儿不拖泥带水。
我特别想知道在他即将要展览的作品中，有没有我们当年大串联时的一些镜头。
没人给我答案，只有郑建国自己知道，然而，他带着他的秘密走了。他大串联时拍的那些照片究竟在哪里，也就成了一桩破解不了的无头案了。
他有一个失去生育能力的妻子。
从下乡的第一天他见到她第一眼开始，他就开始暗恋她了，他自卑，一直不敢跟她表白，整天陷入在痛苦的折磨之中，直到有一天，她掉进了冰河里……
她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这时候，他才向她倾诉了他的爱，她不信，怀疑他是出于同情，他就将他永远也不打算寄出的情书和给她偷拍的照片拿给她看，她被感动了，于是，这段插曲就成了他们三十多年婚姻生活的前奏。据说他们俩和美半生，遗憾的就是没有孩子，但是郑建国丝毫没有流露出不满，反而对妻子愈发的疼爱有加。郑建国死后，许多老同学纷纷前去吊唁，他的妻子居然一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她说，这么多年，老郑从来没提过他的同学，问他，他也不说。郑建国究竟在回避什么？几个同学凑一块儿反复琢磨，还是百思不得其解，白费半天劲儿。
我也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