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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具体一点，是经过突来的“大地震”后，台湾当局普遍的觉醒，寄望于蒋经国，新人新政，救亡图存。
新“阁”平均年龄61。8岁。人事调整，亦非过去那种打麻将扳庄的作法，彼此轮流，而是彻底换班。非但改“中央”，亦改基层。
5月3日《联合报》的一篇社论，作了详尽的说明：
第一是如我们所期望的，这次人事调整，幅度较大，而同时及于台湾省政府及台北市政府，有力的象征了我们所说的‘新阶段的行政院’的意义。
第二是进一步起用与征召了本省籍俊彦，担任国家重要政务。如副院长、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台湾省主席、台北市政府，都是当前国家行政的重要据点。现概由本省籍人士出任，固是恢复地方志士之气，共赴“国难”之道；亦有力的显示了复兴基地的时代意义。正所谓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畛域的号召。而台湾省政府的由省籍人士首任主席，尤可激发本省同胞为桑梓服务，提供贡献。
第三是新阁人事的安排，或则见其新人的延揽，或则表示人才的新掘发，或则是人与事的新配合，又或则是对专家学者的重视，一开始便有一新观感，一新气象的功效。
第四是新阁人事不少为由地方出任中央要职者，如高玉树、林金生、李登辉、张丰绪氏，都是政府拔擢人才的行动。尤其张丰绪氏由一县之长而跃任特别市市长，更见政府破格起用人才的至意，也反映了蒋院长的求新求行决心与魄力。
蒋经国做“副院长”的时候，和戴笠做军统局副局长一样，实际上当家做主的就是他。严家淦虽是个供奉的神像，毕竟要供着，不宜过分喧宾夺主。何况，蒋介石只是半退休状态。现就任“行政院长”，便可名正言顺地放手大干了。
鞠躬下台1978年，台湾又迎来了第六届“总统”选举，严家淦鞠躬下台，早成定局，蒋经国出任“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为大势所必然。剩下的是，如何把这出戏演得更紧凑，更有戏剧效果。
前面五届，锣鼓打得再热闹，剧情单调，观众未进场，早知情节发展，即使南京那一次，除了孙科、李宗仁那场副总统肉搏战，打得真枪真刀，热闹非凡，台上死拼，台下鼓掌外，总统一职，选而不竟，走个过场罢了。严家淦，过渡人物，他当“总统”，没有人意外，下台也没有人意外，反正，“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伦不类，既是“总统制”，也是责任“内阁制”，好象扑克牌上的老K那样上下一体，蒋经国做了“行政院长”，自然是“内阁制”，“总统”是苏州的红漆马桶。等蒋经国扶正，“内阁”无权，恢复“总统制”。
海内外通电拥护，自不在话下。党内提名那天，蒋经国故意回避，避到金门。妙的是，向全体中央委员竭力推荐蒋经国出任“总统”候选人的，正是严家涂“总统”。
蒋经国接受提名后，提名谢东闵为“副总统”候选人，谢当时出任台湾省“主席”，过去做过省议会副议长，议长，虽然是台籍，在大陆的时间甚久，且是位好好先生。由谢任“副总统”，对外改变观瞻，杜绝海外台独分子攻击国民党专政的口实；对内，国民党政权正走革新之路，逐渐将统治权移交台籍人士，削弱新生代夺权的号召。
“国民大会”代表，过去一直担心，蒋经国接棒，可能会顺从“民意”，废除这些已老化的“中央民意”代表，作戏剧性的政治革新。但蒋经国声称尊从“四项坚持”（“中华民国宪法所制定的国体绝不改变”为其一），一切如前，他们自乐意投挑报李，在毫无留难的情况下，投蒋经国一票，使他获高票当选。
环顾现状，蒋经国接班，为大势所趋，全岛上下，几乎无人具备和他较量权力的条件，这是人治社会的通病，非台湾一地为然。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终成为“中华民国宪法”上的第三位“总统”。
距离1938年，他初次从政，整整40年。
卸去“总统”头衔的严家涂，虽先后挂名国民党中常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但他终是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自然要从台湾政坛上逐渐隐退。
1990年11月12日，台湾“中央社”这样报道了这位久违了的旧“总统”：昨天农历9月25日，是严总统家淦86岁华诞，上午9时起，多位党国大老及各界人士分别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及他的寓所祝寿，李总统登辉及夫人也于上午到荣总病房拜寿，并祝他是日康复。
严前总统目前仍在荣总疗养，进行复健。李总统及夫人上午到荣总，向严前总统拜寿，他们在病房停留约20分钟后离去。
昨天到荣总祝寿的有：总统府资政谢东闽、孙运璇、俞国华及夫人，执政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宋楚瑜，《中央日报》董事长楚崧秋，前美援会秘书长王蓬以及前中央银行总裁张继正等多人。
此外，李副总统元簇等政府有关首长以及陈雪屏、王叔铭、瞿韶华、杨继曾等各界人士则到严前总统寓所签名祝寿。
严前总统是于民国75（1986）年9月16日因中风而住院，迄今每天仍作复健治疗。
1992年9月，严家淦再度中风，病情持续恶化。1993年12月24日因心脏衰竭死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89岁。
第二节蒋经国登峰造极继位大典盛况不再1978年5月，蒋经国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乔装打扮，在一片鼓噪声中，登上了“总统”宝座。
然而，大器晚成，未免盛况不再。几乎从他当“副部长”那天起，过去隆中高卧的日子，一去不复还矣。就职“总统”那天，各国道贺的使节，少到不足20人，且都是无足轻重的中南美小国，场面凄凉，由此可见一斑。台北希望卡特政府能派位特使，为这位“总统”打打气，因为美国毕竟是国民党政府最重要的支柱。但白宫装糊涂，使台湾感到很难堪。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断基，竟于台北盛典当天，飞往北京。
在北京，布热津斯基保证，“卡特总统决心和你们一起克服达成关系正常化路上的残余障碍。”看来台北和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已经日暮途穷，就算诸葛亮再世，都无法挽回了。蒋经国接获来自华盛顿的报告，仿佛若无其事，总觉得是危言耸听。
靠做翻译起家的国民党政权驻美大使沈剑虹，也乐观得很。根据一位记者的报道，他完全错误估计了形势：美国方面并未认真的以这三个条件，作为中共所提与美国建交的三条件的“反建议”。中共的三个条件是——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走所有的美军人员及设施。相反的，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只是卡特通知中共的一种方式，后者不必真正作任何让步。
另外一个，他持以乐观的理由，是美国国会将“出面制衡”。特别是7月25日参院以94对0票，通过的“杜尔——史东修正案”。该案表明，“在任何拟议政策改变将影响到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效力的持续时”，国会有事先获得咨商之权。
该案规定：（1）鉴于东南亚持续安全稳定关系到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
（2）鉴于美国及中华民国在1954年订定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下已有24年的联盟关系。
（3）鉴于中华民国在这24年中，忠实及持续的履行该条约的职责及义务。
（4）鉴于国会有责任在美国签署条约时，给予劝告及同意。
这位大使先生，显然对美国国会的作用，法律程序，一知半解。殊不知，这个两院（众院后来也通过了）的修正案，对总统并不没有拘束力。
正当华盛顿与中共领导人频频接触之际，沈剑虹非但没有听到半点风声，且应高华德参议员之约，带着太太到美国西南部的“太阳带”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去享受阳光的温煦和高尔夫球去了。
沈剑虹这样逍遥，据他承认，是根据下列理由：（1）当时美国国去期中选举才过不久，卡特政府需要时间来处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般认为，这毕竟是一项较为优先的问题。
（2）由于国际安全援助法的修正案已生效，卡特在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前，似乎不可能不与国会领袖磋商，而如果这种磋商一开始，我们即会听到风声。
（3）当时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和谈陷于僵局，美国国务卿万斯正忙着在国外奔波，至少在1979年年初之前，他没有多少时间参加讨论中国问题。
（4）当时美国国会国为将届圣诞及新年假期而体会，大多数参众议员都已离开华府，除非发生“全国性紧急情况”，卡特不致破坏少数主要国会议员的假期，把他们召回华府磋商——而和中共“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研究不能视为“全国性紧急情况”。
（5）卡特不是说过他是二度诞生的基督徒吗？他对这段接近圣诞的“人世和平及万民亲善”期间，毕竟应该给予若干尊重吧！
如同1971年台湾“退”出联大，沈剑虹在康涅狄格州一家旅馆高枕无忧。这次的大局突转，作为驻在国的大使，照样耳目昏花。
最感到难堪的，自推蒋经国，事先一无消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晴天霹雳。
一声晴天霹雳12月15日，台北时间已近午夜，美国驻台大使，奉命有紧急事宜，会见蒋经国。时钟指向2时30分，蒋正在梦乡，但事非得已，秘书宋楚瑜，焉敢怠慢，前往官邸，把蒋经国请起来，蒋穿着睡衣，两眼惺忪，听完安克志的报告，当场表示强烈抗议蒋闻讯后的表情．我们可用常识推断，迟早要发生的事，终于来临，他感到惊措．愤怒不已，可能再未就寝。5个小时后，召开“中常会”的紧急会议，下令三军戒备，准备人心的安抚。10点正，发表声明一纸，兹摘其部分。抄录如下：数年来美国政府曾一再重申其对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并信守条约承诺之保证。而今竟背信毁约，此后自将难以取信于任何自由国家。
现美国对借恐怖镇压以维持其存在之共匪伪政权异以外交承认，实有悖于其宣称维护人权加强民主力量以抵抗极蚊zhuanzhi之宗旨。此举无异剥夺中国大陆上亿了被共匪奴役之民众早日重获自由之希望。无论自任何角度而言。美国此一行动不啻为人类自由及民主制度之一大挫折，且必深为世界各地爱好自由民主的人民所谴责。
无论国际情势如何发展，中华民国以一主权国家，当秉承光荣之传统。
团结海内外军民同胞，继续致力于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各方面之改进，忠于国家目标，及所负之国际责任，吾人对国家前途具有充分之信心。
先总统蒋公子遗训中谆谆召示我全国同胞庄敬自强，以完成复国建国之大业。中华民国政府及人民有决心亦有信心，尽其在我，与其它各民主国家之人民共同努力，以对抗共党暴政及其侵略政策，今后自当更加沉着镇定，积极努力，并呼吁全国同胞与政府通力合作，一心一德，团结奋斗，共渡此一难关。中华民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与共匪伪政权谈判，绝不与共产主义妥协，亦绝不放弃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之神圣使命，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