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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忽然站起身把外套脱了，我吃惊地看着，这人身上好像发生了小小的爆炸，从原来的身体里迸裂出来，她闭着眼睛，半弯着上身低着头狂热地甩，扑得满脸是头发，就是这一个姿势，跳了半个小时。别人也站起来陪着她跳，但她谁也不看，不理。
深夜，我们回了宾馆，送她到房间，也没开灯，借着街灯的光斜坐着。
她忽然说起踩猫当天的事，李是怎么找的她，怎么说的。她根本不在乎钱，一口就答应了。他们怎么找的地方，怎么开始的。说得又多，又乱，又碎，像喷出来的，我和老范都没有问的间隙。又说起二十二年的婚姻，她弄不明白的感情，她的仇恨……她强调说，是仇恨，还有对未来的绝望。
“我觉得我再也不会有归宿了。”她说，“男人不会爱我这样的女人。”
我和老范沉默地听着。她忽然说：“你们录音了吗？”
老范立刻把身边的东西都掀开：“怎么会呢？我们肯定尊重你怎么会这么……”
她打断：“不，我是说，如果录了音的话，你们就这样播吧。”我和老范对看一下，沉默了一小会儿，我说：“你休息吧。”
第二天早上，七点，院长来敲我们的门，说：“她同意接受釆访。”
我们在摄像机面前坐下来，拍她的剪影。
她带着笑容，甚至愉快地和我的同事们都打了招呼。
我们从她在网上写的公开信说起，信里她道歉：“我不需要大家的同情，只求你们的一份理解，有谁能理解一个离异女人内心的抑郁和对生活的烦闷？正是这份压抑和烦闷，使我对生活丧失信心，致使发泄到无辜小动物的身上，成为不光彩的角色……我是多么可悲、可恨。”
我问她：“后来为什么要在网上写那封公开信呢？”
“让他们能对我有一份理解。”
“你希望大家怎么理解你？”
“内心深处有一些畸形吧。可以用‘畸形’这个词。”
“为什么要用这么严重的词呢？”
“心里有病，的确是心里有病，病态的心理。内心的压抑和郁闷，如果说我不发泄出去的话，那我会崩溃的。”
她看着我，眼光很信任，有一种终于把它说出来的松弛。
但是问完这些，我必须往下问，这是一期节目，我是记者。
“你为什么要面带微笑？”我指的是她踩猫的时候。
“我笑了么？”她是真不知道。
“你是说你都没觉察到自己脸上带着笑容？”我心里咯噔一下。
“是。”
“怎么踩是他们给你的指令么？”
她毫无犹豫：“不是。”
“那为什么要选择踩它的眼睛呢？”我问。
“这个细节不要描述了。”
“你为什么不想再谈起这些细节？”
“如果再谈起这件事，好像又勾起我这些仇恨，不要谈这些了。”“你是说你把它想象成你仇恨的人，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可以这么理解。”
“你踩的时候能听见猫在叫吗？”
“当时头脑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没想过，也没有感觉到什么。”
“你没有意识到脚下这是个生命？”
“没有。”
“你后来为这件事情自责过吗？”
“嗯。”
“你曾经有过极端的念头吗？”
“有过，我总感觉我内心受的伤，好像任何人都帮不了我，这些不谈了，我不想谈这些。对不起。”
她哭了。我知道她痛恨在别人面前流泪，对她说：“你去房间休息一会儿吧。”
她起身离开，我们几个在房间里等着，没人说话。过了十几分钟，我去敲她的门，没有反应。我突然想起，她的同事提过她有美尼尔综合征，这种病受到惊吓或是情绪极激动时可能会发生晕眩，我大声叫来服务员打开房门。
她蜷在床上，缩作一团，手指僵硬痉挛，撕扯着枕头。我蹲下来，给她把脖子上的丝巾解开，她皮肤滚热。我试着去触摸她的手，她挣开了我。
我们叫来医生，注射了十毫克的安定，她才平静下来。
我和老范坐在床边看着她。
慢慢地，她睡着了。
回去路上，大家都许久不说话。
小宏说：“你的问题太刺激了，让她窘迫了。”他看了看我，又安慰性地补了一句：“当然，你也不能不问。”
之后谁也不再提这件事，包括老范。夜里，老范睡了，我睁着眼睛，台灯的光拧得很微弱。本子上什么也看不清，我还是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下来：
“作为一个记者，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艰难，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但又必须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在这个职业中，我愿意倾尽所有，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如此不安。”
放下笔，我给王发了一条短信，希望她了解这个采访对我来说绝不轻松，但是我希望，承受痛苦对我们都是一种清洗。
她没有回。
后来我才知道，老范在机房编这段的时候也很挣扎。王的脸作了遮挡，但镜头里可以看见她脸上带着的那点笑容，侧影的弧度。
老范说一直不敢看那笑容，总是下意识地用机器挡住眼睛。她知道很多人都期待着王在镜头面前低头和忏悔，以便宽恕她。
“她的表情即便不是哭泣，最少也应该是沉痛的。”老范写道，“可是她居然笑着。”
机房的深夜里，老范再次面临“双城的创伤”时的选择：要不要把这些人性复杂的状态剪上去？会不会违背观众的愿望甚至触怒他们？
她说后来想起我告诉她的一件事。
非典的时候，小鹏目击过一件摧折我心的事，当时我转身走了，他没来劝我，去跟大家会合吃饭了。我找了个地方坐了一会儿，也去了。
张洁有记录的习惯，他让小鹏拍一些大家的资料，小鹏就拿个DV问各人无厘头问题，大家闹哄哄。
问到我，他说：“你怕什么？”
我跟边上人说笑，没理他。
他说：“我知道你怕什么，你怕眼泪流下来。”
大家哄笑：“靠，太作了太作了。”
我嬉皮笑脸把DV接过来，倒转镜头对着他问“那你最怕什么呀？”
他看着我，说：“我最怕看见眼泪流下来。”
这帮坏蛋笑得更厉害了：“你俩是不是相爱了？”小鹏也一笑，把机器收了。
老范说她坐在机房的屏幕前，想起这件事，看着王的脸，理解了“有的笑容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
最终她剪了上去。
虐猫事件中，有网友发起人肉搜索，公布过这三个相关人的个人信息，有人把这几个人的照片制成通缉今，以五十万买他们人头。我们采访了搜索的发起者，他问起我郭的情况现在怎么样，我简单说了说，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说：“你为什么要关心他的处境？”
“他现在的处境吧，多多少少跟我有一些关系，我这边想跟他说一声抱歉。”
“有的人觉得，如果一个人可以直接对动物做出很残忍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语言来攻击他呢？”
他说：“当初他做出这样的行为以后，就已经是错了，既然他都错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跟着他一起错呢。”
“你说的这个错是指什么？”
“他攻击了动物，而我们攻击他。”
“攻击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在发泄，发泄当时愤怒的感情。”他说。
片子播出后，有人给老范留言说：“踩猫拍猫的人不见你谴责，倒让正义的人道起歉来了，这是什么逻辑？”
有天翻书，看到斯宾诺莎在《伦理学》里说：“嘲笑、轻蔑、愤怒、报复……这些情绪，都与恨有关或者含有因恨而起的成分，不能成为善。”
初做记者，我有过一个习惯，问那些被指证的人：“你不对这件事感到抱歉吗？你要不要对着镜头对当事人表达一下？”总觉得这样才能收场。袁总有一次批评我：“媒体不能介入，只能在对方有需求时提供平台。”这个界限细如一线，但决不能迈过。
有次采访一位老人。十六年前他是校长，被人勒索，未答应条件，对方强迫未成年少女诬陷校长嫖娼，并作伪证，校长上访十六年，才得以脱罪。
当年的少女已经是母亲，在我们镜头前面掉泪后悔，向校长道歉。
校长并不接受：“这么多年，你只需要写封信来就可以了，为什么不呢？”
办这个案件的是一个当年二十出头的警察，冷淡地说工作太忙，没空考虑此事。
老校长长叹一声：“原谅他吧，原谅他吧……他跟我三小子一样大，不要处分他，我尝过处分，那个滋味不好受。”
诬陷者现在是一个整天坐在门口太阳地里的老人，六十四岁了，脑血栓，满脸的斑，已经很难走路，也不会讲话了，但能听懂我说什么，拿棍子在地上划。
我拿张照片给他看：“你能帮我回忆一下吗，十六年前在派出所的时候曾经指证过这个人说他嫖娼，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
他拿棍子狠狠敲地：“有。”
“您亲眼见着的吗？”
他点头。
“警察说，那个小姑娘是你找来的。”我说。
他不答，勾起眼睛扎了我一眼。那一眼，能看到他当年的样子。
我看了一眼他身后的房间，他住在一个柜子大小的三合板搭成的棚子里，被子卷成一团，旁边放着一只满是积垢的碗，苍蝇直飞。邻居说他老婆每天来给他送一次饭。
我问他：“你现在这个病有人照顾你吗？”
他摇头。
“孩子呢，不来看你？”
摇头。
他脸上没有悔恨，也没有伤感。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一个片子里的人，心里有什么，记者只要别拿石头拦着，他自己会流淌出来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斯宾诺莎还说过一句：“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这话太硬了，我消化了好久。
他界定“观察”的实质是：“不赞美，不责难，甚至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虐猫那期节目播出后，我收到王的短信。
看到她名字，我沉了一下气，才打开。
她开头写“老妹”，说：“节目我看了，非常感谢你们尊重我的感受，看了节目我有一种轻松感，心里也没有太大的压力，请你放心。”
她要的并不是同情，节目也没给她同情。采访对象对一个记者的要求，不是你去同情和粉饰，她只期望得到公正，公正就是以她的本来面目去呈现她。
有人说，那么她内心的暴力和仇恨怎么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有自己的郁积和化解，我不太清楚怎么办，也不敢贸然说。
二〇一〇年，在云南大理旅行，当地朋友约着一起吃饭，当中有一对父子，儿子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黑瘦男孩。从小失母辍学，看了很多书，跟大人交谈很敏锐，也很尖刻，往往当众嘲弄，一点情面不留。他坐我边上，说常常折磨小动物，看着它们的眼睛，说垂死的眼睛里才有真实。
“有时候……”他逼近盯着我说，“甚至想杀人。”
他带着挑衅，想看到人们会怎么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