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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小区也知道我去过病房了。物业给我打电话：“挺好的吧？大家都挺关心你的……最近不回来吧？”我理解，拍完了我们也不回办公室，车开到南院门口，把带子放在门口传达室。会有人来取，把带子消毒后再编辑。
我妹来酒店给我送东西，我让她带只小音箱给我。晚上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隔着三四米远，我让她站住：“放下，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灯下看着我。去病房前我俩谈起过父母，我问她：“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她说：“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一天晚上，张洁莫名其妙地跑来酒店住，还带着一大束花。“咳，领导，这时候您来干嘛呀？”大家心想，还得照顾您。他不解释，还一一拥抱，男人们着实不习惯，倒拽着花，绷着身体忍受领导的亲热。
事后，我在媒体报道里看到过张洁说：“他们几个早期的时候回到南院来吃过一次饭，结果大家找我反映：你还注意不注意我们大家的安全？唉，一瞬间，真是……但转念想，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
他怕我们心里难受，就来酒店陪着我们。
记者问我，我一点不记得去南院吃饭这事儿了。费劲地想半天，解释说：“那时，南院好像不存在了，不那么真实地存在了。”
每天早上醒来，我闭着眼从枕头边摸到体温计，往腋下一夹，再半睡半醒五分钟。反正发烧就去医院，不发烧也要去。有一天，我觉得鼻子里的气是烫的，热流直蹿到脑门上，觉得肯定是感染了。闭着眼睛想，怎么搞个DV进病房之类，不能白死。睁开眼看了看体温计，才三十六度五。
有位女法警，负责给刑场上已被执行死刑的囚犯拍照。她说从不恐惧，只有一次，晚上洗头的时候，打上洗发精，搓起泡沫的一刹那，所有那些脸都出现在她面前。
她的话我觉得亲切。非典时，我很少感到恐惧，有一些比这更强烈的感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水龙头下，开着冷水，水流过皮肤，一下浮出颤栗的粗颗粒，涂上洗面奶，把脸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觉得是死神在摸着我的脸。我一下子睁大眼睛，血管在颈上嘣嘣地跳。我摸着血管，这就是最原始的东西。活着就是活着。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后来我才知道，有一阵子，我们几个都认为自己肯定感染了。从医院回来，大家不约而同冲很长时间的热水澡，觉得有什么粉末已经沾在身上，鼻孔里嘴里呛得都是，但谁也不说，好像不说就是一种保护。
台里给了我们五个免疫球蛋白针指标，这在当时极稀缺，是当保命的针来打的，但司机周师傅不是本台职工，没有指标，这五针被安排到当晚八点打，过后失效。
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北京。（CFP图片）
“要么六个都去，要么都不去。”我们打各个电话争取，但台里也协调不了。
录音刘昶一边听着，说了句：“别球争了。”七点半，他把门一锁，不出来了，敲也不开。陈威跟他多年好友，扯了扯我：“走吧，这样他安心。”
我们五个回来的时候，他正泡好功夫茶等着，一边给他的录音杆弄土法消毒——罩个女式黑丝袜在杆头的绒上，一根烟斜衔在嘴角，眼睛在烟雾里眯起来：“没事儿，该死屌朝上。”
第二天在医院里碰到个女病人，举着自己的吊瓶，看陈威拿镜头对着她，转头跟身边医生说：“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来亲丫的。”我们哈哈大笑。
“九·一一”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一边捶着桌子忍住眼泪，一边继续说笑话。我当时不太明白，现在理解了，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我们待在急救中心，摄像小鹏每天去找漂亮的护士消毒。他最喜欢一个叫“钢丝眼”的，因为那姑娘戴着口罩，眼睛又大又亮，睫毛漆黑像一线钢丝。他老站在远处瞄着，又不好意思近前。钢丝眼呵斥他：“过来！消毒！”
他说：“我不怕死。”
钢丝眼冷笑一声：“不怕死的多了，前几天我拉的那两个比你还不怕呢，已经死了。”
他立刻凑过去了：“多给点儿。”
钢丝眼白他一眼，咕咚咕咚给他倒消毒液。
“要不要头上也来点儿？”他嬉皮笑脸指着自己的光头。
姑娘拿起就倒。
他服了。
混在他们当中，我迅速变得粗野了，车在空无一人的长安街上，他们递给我根糙烟，说抽一根能防非典。工作完找地方吃饭，饭馆大都关了，就一家湖南小馆子彪悍地开着，几个服务员大红袄小绿裤，闲来无客在门口空地上抡大绳钻圈，见我们车来，一笑收绳，上几锅最辣的干锅驴肉，颤巍巍地堆成尖儿。多要一碗白蒜片，一碗红辣椒圈儿，一碗碧绿的蒜苗段，齐投进去，滚烫得直溅猩红的泡，往米饭里浇一大勺，再拿冰矿泉水一浸，把头栽进去吃，几只光头上全是斗大光亮的汗珠，跟服务员说：“给我一万张餐巾纸。”
他们吃完一锅，也给我倒一杯白酒放着，讲在新疆拍日全食，天地乌黑，只剩太阳中心鲜红一点，像钻石一样亮。小鹏说他把机器往戈壁上一扔，放声大哭。他就是这么个人，拍人物采访时，常是大特写，有时镜头里只剩一双眼睛：“看这人的眼睛，就知道真不真诚。”
我说不上的跟这些人亲。
我们拍过的从人民医院转运的一部分病人，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治疗，我们去采访时已经可以正式进病房拍摄了，一位大姐半躺在床上，看我蒙面进来的身形，边喘边笑：“中央台怎么派个小娃娃来了？”
我也笑：“把脸遮住就是显年轻。”
问她现在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她看外头：“要是好了，真想能放一次风筝。”
小鹏的镜头，跟着她的视线摇出窗外。五月天，正是城春草木深。〖TXT小说下载：。。〗
出了门，我问主治的孟医生：“她情况怎么样？”女医生四十多岁，笑起来像春风，没直接答：“一个病人来了之后晚上从来不睡，总张眼睛坐着，怕睡着了就死了。再这么着就垮了。我说给我三天，我一定让你好。”
天塌地垮，人只能依靠人，平日生活里见不着、不注意的人。这个病区里的人，连带我们这几位蛮汉，看着孟医生的眼神，都带点孩子式的仰赖。告别时她对我说了句：“医生要让人活着，自己得有牺牲的准备。”
“你有么？”
“我有。”她为我们拉开了玻璃门。
在空地上收拾家伙的时候，天贺拿只小DV，突然问我：“你害怕非典吗？”
“我不怕它，我憎恨它。”我掉头就走。
从医院出来，五月玫瑰色的晚霞里，看着湿黑的老榆树，心想，树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晚上用小音箱听钢琴，这东西怎么能这么好听呢？走在路上，对破烂房子都多看两眼。
干完活，无处可去，我们几个到北海坐着，架鸟的、下棋钓鱼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都没了，四下无人，大湖荒凉，热闹的市井之地难得闻到这青腥野蛮的潮气。远远听见琴声，顺声望，只一位穿蓝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驳剥落的朱红亭子里，膝上一块灰布，对着湖拉胡琴，琴声有千灾万劫里的一点从容。我们听了很久，一直到暮色四合。
这期节目叫“非典阻击战”。播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坐在宾馆房间看，只看了前面的十分钟，就都埋头接电话和短信。在那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我在这世界上认识这么多人，那期节目的收视率是百分之五点七四，意思是超过七千万人在看。那时候才知道电视的阵势真大，短信里有个不认识的号码，说：“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
一瞬间确实一闪念，要是现在死了，总算不会浑身散发着失败的腐味儿。
小鹏看了一会儿手机，没理解为什么舆论会有这么大反应，抬起头说：“咱这不就一恪尽职守么？”
陈虻也给我打了个电话，没表扬，也没骂我：“送你一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妈学校停课，正在邻居家打麻将，一看见片子，手停了。邻居说我妈哭了。但她没跟我说。她不是那种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问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么？”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医院，因为心里一直没放下那个叫“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号，我在那里看到病人从头到尾盖着白布推出来。两天之后，我们的车又经过那里。这个有八十五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刚刚宣布整体隔离。
黄色的隔离线之后，有三个护士，坐在空空荡荡的台阶上。她们手里拿着蓝色护士帽，长长的头发刚洗过，在下午的太阳底下晒着。相互也不说话，就是坐着，偶尔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头发。
车在医院门口停了十分钟，小鹏远远地拿DV对着她们。
人类与非典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这里。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陈虻说的“欲望”。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二十九个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九年后，再看二〇〇三年对他的采访，那时候我还不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现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长时间说服他接受采访。我说：“你不用作什么判断和结论，只要描述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就可以了。”
在电话里，他沉默了一下说：“回忆太痛苦了。”
“是，”我说，“但痛苦也是一种清洗，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身，打开链子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怔一下，亮了。惨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脚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黄发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