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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亲神色难堪，压不住火，说了句“二十年后你就明白了”，转身要走，走到门边又控制住自己。在场另一位带女儿来治疗的母亲劝解他，他说：“可能我的教育方式太简单了，我认为儿子应该怎么怎么着。”那位妈妈说：“不光是简单，不光是家长，不管任何人，你去告诉别人应该怎么样，这就是错的方式。我就错了这么多年。”
这话说得多好，我回去还写进日记里了。道理我都懂，但只要落到我身上，工作中一着急一较真，碰到自己认为非得如此的时候，就免不了疾言厉色，而且一定是冲自己最亲近的人来。
老郝说我。
我不服气：“那我说得不对吗？”我心想，事实不都验证了嘛。“你说得对，但不见得是唯一的道路。”
我一愣，这不就是陈虻说的话？老郝这么一说，我不言语了。
老范不像老郝这么硬，做节目时她一吵不过我，就从宾馆出走。雨里头淋着，哭得像个小鸭子。
我给她发一短信：吵不过可以扭打嘛，冻着自己多吃亏。
过一会儿，收到短信，说：“我在门口呢，没带钥匙。”
门打开，我一看头发是湿的，小卷毛全粘脸上了，去洗手间找条毛巾给她擦头：“好啦，我错啦。”
她哇一声搂着我哭了，我只好尴尬地拍着她背。
唉，这辈子认识他们之前，我就没说过这三个字，说不出口。现在才知道。搞了半天，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三个字。
她让我最难受的，不是发火，也不是哭，是这事儿过后，就一小会儿，她脸上还挂着哭相，眼睛肿着，天真地举着一只大芒果，趴在我床边一起看网上有趣的事儿，还自言自语：“你说这会儿心情怎么跟刚才特别不一样呢？”
我事后问她：“你干嘛这么脆弱啊？这只是工作嘛。”
她说：“因为我在意你啊。”
没人用这方式教育过我，我当时噎住。
我每每和老范吵架，分歧都是，她时时处处要为我们采访的人着想、开解。而我担心这失于滥情，不够冷静，觉得工作应该有铁律，必须遵从，不惜以冷酷来捍卫。
某次采访一位老爷子，做实业十几年，挣了几百亿，捐出四十亿做公益。他崇拜曾国藩，要“求缺”。闲着没事的时候，我说你经商很成功，那要你来经营新闻，能做成么。他认为跟企业一样，抓住核心竞争力，建立品牌，品牌就是人。我说那负面新闻你怎么处理？
他摇摇头：“新闻不分正面负面，新闻的核心是真实。”这句话我早知道，但从他这儿说出来，还是让我琢磨了很一会儿。
这位老爷子脾气直，采访谈得差不多了，他直接站起来把话筒拔掉。“可以了。”他说，“柴静，来一下。”我挺意外，但知道这老头儿肯定是要讲点什么给我听，比如像曾国藩一样指点下别人面相。
果然。
进他的办公室后，他就说他懂点看相：“你，反应很快，才思敏捷……但是……”
来了。
“……你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你太偏激，就是你们说的愤青。”他接着说，“偏激就会傲慢，无礼。你很想做事，但要改掉这个毛病。”我想辩解，还算咽下去了，说：“那怎么办？”
“多读书。”老爷子说，“另外，存在即合理，你要接受。”
我回来当玩笑说给她俩听，结果老郝听完看着老范一笑，老范也看着老郝一笑。我气得：“我有那么偏激么？”老郝安抚我：“倒没有……只是有点好胜。”我让她举例子，她说：“比如说，我觉得你不太在意别人的片子。”
我想说我怎么不在意了？想了想开会的时候评别的小组的片子，我几句话就过去了，或好或贬，都只是结论，词句锋利，好下断语，听完别人不吭气。我自认为出于公心，但对别人在拍这个片子过程中的经历没有体谅，我不太感受这个。
老范评片子时，永远赞美为先，处处维护，我有时觉得她太过玲珑。共事几年后，同事聚会，李季喝了点酒，握着她手，说了一句“原来以为你……”他顿了一下没说下去，接着说：“几年下来，你是真他妈纯洁。”
纯洁，哎。
她纯洁，心里没有这个“我”字，一滴透明的心，只对事坚持。而我说道理时，往往却是“应该”如何，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内心倨傲，只有判断，没有对别人的感受。
陈虻以前要我宽容，我把这当成工作原则，但觉得生活里你别管我。他老拿他那句话敲打我：“如果说文如其人的话，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呢？”
我听急了：“我做人有自己的原则。”
他气得：“你觉得你特正直是吧？”
“怎么啦？”
“我怎么觉得你的正义挺可怕呢？你这种人可以为了你认为的正义背弃朋友。”
我当时也在气头上：“还就是。”
他第一次住院的时候，我和老范去看他，他还说起这事，对老范说我坏话：“她这个人身上，一点母性都没有。”
老范立马为我辩护：“不是不是，她对我就有母女之情！”
我勾着她肩膀，冲陈虻挤眼睛。他噎得指着我“你你你”半天，又指着老范对我说：“她比你强多了。”
我不当回事儿。
有次采访一个新疆卖羊肉串的小贩，跟他一块吃凉粉，他说当年一路被同乡驱赶，脚被拴在电风扇上绞断了，在贫困山区落下脚接来亲人＝亲人却为独占地盘，对外造他杀人的谣言，我说：“不会吧？真的吗？”他把筷子往碗上一放，看着我说：“底层的残酷，你不理解。”我哑口无言。在电视素材里看见这段镜头，心想，这女同志，表情怎么那么多啊？听到自己经验之外或者与自己观点相悖的意见，她脸上会流露出诧异、惊奇、反感、不屑，想通过提问去评判对方，刺激别人，想让对方纠正，那种冷峻的正直里暗含着自负。
这女同志原来是我，那些表情原来就是我在生活里的表情。
这大概就是老范说的“脸色”。
唉。坐在电视机前，居然才把自己看得明明白白。
批评别人的时候，引过顾准的话“所谓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这会儿像冰水注头——天天批评专制，原来我也是专制化身。
我上学早，小矮弱笨，没什么朋友，玩沙包、皮筋、跑跳都不及人，就靠墙背手看着。
课堂上老师把“爱屋及乌”读成“爱屋及鸟”，我愣乎乎站起来当众指出。老师脸色一沉，说话难听一点，此后我就不再去他办公室。朋友间有话不当心，刺到痛处，就不再交往。十几岁出门读大学，不习惯集体生活，与同寝室的女生都疏远，天天插着耳机听收音机一如果当时有这说法，大概也可按“收音机瘾”收治我。
偶然，遇到一个女生在水池洗头，她胳膊有些不便，我顺手举起盆给她倒水冲洗，她神色奇异：“原来你对人挺好的。”
“我？”我莫名其妙，我什么时候对人不好了？
“你挺容忍的。”她说，“但你心里还是有委屈。”
这话说得我一怔。委屈，这个词，好像心里有一只捏紧的小拳头。
日后工作上学，换了不少地方，去哪儿都是拎箱子就走，不动感情，觉得那样脆弱，认为独立就是脱离集体，不依不附。亲近的人之间，一旦触及自尊心就会尖锐起来，绝不低头。我做宋的那期节目，多多少少是投射自己的青春期。
只有到了“新闻调查”这几年，我们组几个人，一年到头出差待在一起的时候比家人还长，简直是从头再长大一遍。老范和我都贪睡，不吃早饭，但她每天早起十几分钟，不开灯先洗完脸，就为了让我多睡一会儿。洗漱完一开门，一袋蛋糕牛奶挂在门把手上，还烫着，是李季挂在那儿的。这大个子从来不多话，但眼里心里都有。我的腰坐的时间长了有点问题，去农村坐长途车，席鸣给我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塞个宾馆的白枕头。在地震灾区没条件洗澡，每个人一小盆水，我蹲在泥地上，小毕拿只一次性塑料杯子一杯一杯舀着温热的水给我冲头。早春到南方出差，细雨里，街边老人蹲在青藤篮子前卖蔟新的白玉兰。小宏五毛钱买一小束，用铅丝捆着，插在小宾馆漱口的玻璃杯里，让我放在枕边，晚上一辗转，肺腑里都是清香。
采访前，我常黑沉着脸，谁跟我说话都一副死相，心里有点躁时更没法看，陈威把他的不锈钢杯子递给我，“喝一口。”我扑哧乐了，接过来喝一口，递还他。他不接，说：“再喝两口。”
热水流过喉咙，脸儿也顺了。
没工作的时候，老郝拿碎布头缝个花沙包，五六个人去天坛，天空地阔，玩砸沙包。老范在边上吃老郝炒的芝麻面，像个花猫满脸都是……原来大家童年都寂寞。
年底我生日，老郝开了瓶酒，做了一大桌菜。吃完饭，灯忽然黑了，电视上放出个片子，是老范瞒着我，拿只DV到处去采访人，片子配了我从小到大的照片，还有音乐和烟花。我是真尴尬，这么大了，没在私人生活里成为主角，这么肉麻过。
最后一组镜头，我差点从沙发上滚下来，是我妈！这厮居然到我家采访了我妈。我妈戴只花镜，特意吹了卷发，拿着手写的绿格稿纸，很正式地边看边说：“妈妈真没想到，小时候孤僻害羞的你，现在做了记者这个行业，小时候落落寡合的你，现在有这么一群团结友爱的好同志……”
我一边听，恼羞成怒地拿脚踢老范。小宏一手护我，一手护她：“好了好了，踢一下可以了。”老郝拿个纸巾盒等在边上，挤眉弄眼。
他们对我，像丝绸柔软地包着小拳头，它在意想不到的温柔里，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了，生锈的指节在嘎吱声里欲张欲合，还是慢慢地有些松开了。
老郝批评过我不看别的组片子后，节目组里片子我都尽量看，别的电视节目也看，看时做些笔记，一是向人学习，另一个第二天开会发言，才能实事求是，对人对己有点用处。对自己节目的反思也多了。
白云升负责策划组开会讨论节目，听完了对我莞尔：“觉得你最近有些变化。”
唉，这么大岁数了才有。
我在日记里写：“一个人得被自己的弱点绑架多少次啊，悲催的是这些弱点怎么也改不掉。但这几年来，身边的人待我，就像陈升歌里唱的，‘因为你对我的温柔，所以我懂得对别人好’，能起码认识到什么不好，最重要的，是能以‘别人可能是对的’为前提来思考一些问题。”
年底开会的时候，我向组里道歉：“不好意思啊平常太暴躁啦。”
大家笑，好好，原谅你。
我又不干了：“哟，我就这么一说，你们真敢接受啊，谁敢说我暴躁我看看。”
他们哄笑。
后来送我一副对联：“柴小静，勇于自省，永远任性。”
宋成年之后，我与他在柏大夫那里见过一面，柏大夫说她一直有件后悔的事。当年父子俩在台上，宋当着众人面喊出“我恨你”时，她应该“托一下”这位父亲。
意思是她当时应该让男人讲一讲他的“无奈”，作为儿子，也是父亲，被两种身份卡住时的难堪和痛苦，让双方有更多的理解。每个人都是各种关系里的存在，痛苦是因为被僵住了，固定在当地，转不到别人的角度去体会别人的无助。
我听到她说，也有一些懊悔，拍那期节目时，我才二十多岁，也还只是一个孩子诉说自己委屈的心态，并没有去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