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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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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注视他,直到他消失。

他根本不愿意跟我谈,一瞬间电光火石,我没有道理地觉得,也许他就是那个在聚会上抱住苗苗的男孩子。

他走下山坡,绕过牛圈,再拐过一个房子,头也没有回过,消失在一个矮墙后头。

一分多钟,我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都没有意识到镜头已经摇回来对着我了,直到海南轻声说“说点什么”,我愣了一下,说了我的感受:“看着孩子在采访中离开,我们知道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也许那些话才是服毒的真正原因,双城事件调查到最后,我们发现,最大的谜,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界,能不能打开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个一分四十四秒的长镜头用在了节目结尾,后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常被提起,说这是镜头前的即兴评论能力什么的。但这个段落,对我来说,跟那些无关,它只是撬起了深扎在我头脑里的一根桩子。之前我坐在演播室的时候,总认为结尾的评论必须是一个答案,说出“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早日来到”才可以收拾回家,就好像这演播室只是一个布景,我只是在表演一个职业。我从来没想过一个节目会以无解来结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实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

第四章 是对峙,不是对抗

二〇〇三年九月,张洁搞改革,“调查性报道”成为“新闻调查”的主体,以开掘内幕为特征,采访会很刚性,开会的时候他发愁:“柴静跟我一样,太善良了,做不了对抗性采访。”

老范接下茬:“都不见得吧?”

“真的,她台上台下都是淑女。”一屋子人,只有老张见过我怯懦的时候。

“她?”天贺笑得直喘。

这帮坏蛋。

新同事都是非典时才认识我,那时我刚从烂泥境地拔出脚,沾了点轻度躁狂,带着矫枉过正的活泼,上楼都一步两级,沿着楼梯上指向“新闻调查”的箭头一路跳上去。还是我爸最理解我,说:“就像我们手术台上的病人,麻药劲儿过去了,话特别多,抑郁很容易转成亢奋。”

这种虚亢上阵交手,一招就溃败。

一个医院监听120电话,违规出车抢病人,病人死亡,取证时只拿到一段出车抢人的录音。家属一直怀疑延误了治疗时机导致死亡,但病历拿不到,时间紧任务重,我赤手空拳,又必须一试。机器架起来,我坐在医院负责人的对面。

他四十多岁,见了镜头不躲也不紧张:“坐,问吧。”

他浑身都是破绽,但我就是点不到要害。他承认违规出车,但认为违规出车和病人死亡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医疗是非常复杂的专业问题,你可以无限怀疑,但事实弄不清,这节目就是废的,说什么都没用。我只是一个记者,没有他的允许,不能掀开他家里的帘子去看看后面有没有人,不能使用超常的技术手段,虽然他左口袋的手机里可能就有那个事关秘密的号码。

采访了一会儿,他直接把胸口的麦克风拔下来,站起来说:“我没时间了,需要去休假,车就在楼下。”

我失魂落魄走到楼梯口。他把我叫住,从楼梯高处把我落在桌上的采访本递过来,突然一笑:“你忘东西了……怎么,比我还紧张?”

失败感比口含硬币还苦。

史努比当时主持评论部内刊的一个“圆桌讨论”,大家谈我,最集中的意见就是能不能做好刚性采访:“她的神态时刻在告诉对方,坐在你对面的是一个林妹妹,但也许这是她个人的特点,我说不好。”另一人说:“是,老觉得她像个电台夜间节目主持人,要向你倾诉点什么。”

史努比落井下石:“她的一些动作我倒是记得挺牢。忽闪大眼睛也好,一颦一笑也好,捋个头发什么的,她可能是没意识的,但是观众能意识到,就被这些干扰,我觉得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应该有意识地收敛。”气得我——谁忽闪你了谁忽闪你了?我那是隐形眼镜老干涩行么?但别人没看错,非典的时候冒死不难,提一口气就够了,生活却是呼吸不绝。天性里的那点怯弱,像钉子一样钉着我。小时候看到邻居从远处走过来,我都躲在墙角让他们过去,打招呼这事让我发窘。我妈看着我直叹气。

一直到长大成人,生活里碰到厉害的人,我就走避,不搭讪,不回嘴,不周旋,只有跟孩子、老人、弱者待在一起,我才觉得舒服。我觉得我就像《史努比》漫画里的圆头小子查理·布朗,连条小狗也管束不了,每次上完露西的当,下次还吃亏。明知“吱吱叫的车轮才有油吃”,就是开不了口。

电视台新闻组有自己的女性传统,前辈介绍的经验是:“除了去厕所的时候,永远不要意识到自己是女人。”同事们老拿我在双城的采访开玩笑,说这是“泣声采访”,他们观望我:“这种路数能不能干好硬新闻?”

史努比倒又说回来了:“她以前挺吃力,但她有一种对人的关注方式,她的成长会有个不变应万变的过程,也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哼。

我知道问题不硬的根本原不是头发和表情,是我不储,不懂就被糊弄,稳不住。

一开始采访农村征地问题。我连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适用的是不同法律条款都不清楚,张洁不管我,也不教我,出发前不开编前会,也不问我要采访提纲,出差在外都不打电话问一声进展怎么样。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敢冒这个险,调查性报道全靠现场挖掘,但凡有一点记者问得不清楚,后期怎么补救也没用。

我自己沉不住气问他:“你也不担心啊?”

“你们不求助就说明顺着呢。”他笑。

“那我丢了调查的人怎么办?”

他又一笑:“大节不亏就好。”他要我自己多揉搓,把头脑里的疙瘩一点点揉开,揉出劲道。

别无他法,晚上,我左手拿着专家联络表,脖子夹着手机,右胳膊按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趴在满床的材料上看一夜。

心智平平,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像小学生一样,一条一条在本子上抄一遍才能记住,青苗补偿费的数据挨家挨户算一遍,问题列出来,想象对方会如何答,一招一式怎么拆解,笨拙地双手互搏。

看一会儿材料看一下表,就怕天亮,就怕天亮。过一会儿,鸟叫了,越叫越密,我气急败坏,忍着心里刺动往下看,再抬头天色薄明,清晨六点,街声都起来了。胳膊撑在床上已经打不了弯,龇牙咧嘴地缓一阵子麻痛,洗脸吃碗热米线去采访,知道这么青面獠牙地上镜不好看,顾不上了。

史努比老说我有“塑料感”,跟现实隔着朦朦一层。但这层膜很快就保不住了,人被硬生生直接摁在犬牙交错的生活上,切开皮肤,直入筋骨。

不说别的,进了农村,跟狗打交道都是个坎。你盯着它,它盯着你。它斜着小圆眼,讨好它也不理你,拿个伞吓唬它也没用,它反正闲得 很,有的是时间,走到哪就往你面前一横,你左它左,你右它右,意思是“过我一个看看”。

比狗更难的是大嫂。

在山西采访两个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贿选的事,一进村才知道什么叫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双方都怀疑我们是对方花钱请来的,每方都有一队人马跟着我们。想讲理,说什么客观公正,没人理这一套,我们正在采访,另一方在高坡上大声叫骂,接受采访的大婶从炕上一跃而起,推窗高叫还骂。

我们被直接堵在大门口,领头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短发女人,她是另一方候选人的老婆,上来一言不发先扯住我前襟。我觉得好笑,想挣脱,挣不开,场面就有点狼狈了。女人背后有二十多个成年男人,叉着手。我的同事也都是男性,只要有一个上来干预,场面就会失控。

好笑的感觉没了,被扭住的时候,人本能地往下扯着脸,想喊“你要干嘛”,不过她的推搡不算用力,只是一种挑衅,我克制着没去掰她的手,说:“你要什么吧?”

“不能采访他们。”

谈新闻平衡是没用了,我只能说:“行,那就采访你们。”她愣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那群男人,手松开了:“每个都要采。”二十多人一下就嗡起来,要这么采会没完没了,但不采访走不了,我说:“好,把机器打开。”

“你们站好。”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打算干嘛,但能感觉到他们也不知道,在不知道中他们莫名其妙地有些顺从,不说话了。

“排成三排。”

没人动,他们有些不满。我说:“摄像机只能拍到一定的范围,你们要想被拍进去,必须排成三排。”接着点了一下那个女人:“你站在最前面。”

她对“最前面”这几个字似乎很满意,立刻站了过去,指挥其他的人排了起来。

我面对着他们,很奇怪,声音没有从喉咙里出来,是从胸腔里来的,这个声音比我平常的声音要低要慢,像个三四十岁女人的声音,有点像……我妈的声音:“我们是中央电视台记者,客观记录这个村子里的实际选举情况,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

“保……证。”有零散的声音,其他人不说话。

“选举是严肃的事情,请负责任地表达。”我用了书面语,再问:“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

“保证!”他们齐声大喊。

“现在请你们举手表决,支持王玉峰的请举起手。”王玉峰是他们一方的候选人。

都举起了手。

我缓慢地清点,在这种电视上才有的正式口气里,现场寂静无声:“……二十三,二十四,好,请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老窑头村,二十四人参与,二十四人举手,二十四人支持王玉峰当选。”

“现在,把手,放下。”我第一次用这种口气对人说话。

所有人驯顺地放下。

“原地,”我说,“解散。”

“哗”一下,都散了,带着满意的神情。

最练人的都是遭遇战。

偷拍机派上了用场,但岁数跟我差不多,没有专门的话筒,机身已经老得不行了,转起来“嘎啦嘎啦”响,录下来的都是它自己转的声音。用的是老式磁带,过一会儿就得换带子。磁头接触不良,只能拿胶布贴上,每过十分钟,就得神经质地去看一趟到底录上了没有。偷拍的时候,我只要看到摄像席鸣脸色一变,站起身说“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就知道话筒又掉了,只能向对方解释他拉肚子。

有次拍房地产黑幕,拍了足足四十分钟,回来一听,只有电流声,只能再去一趟。人家看见我,叫得很亲热:“姐,你怎么又来了?”让人难受的,不是冒风险,而是面对这个热情,还得把问过的问题变着法再问一遍,还不能让他起疑心——哪本教科书上教这个?

也有丢人的时候,有次去重庆调查公交车连续事故,拿着这机器去交警队,他们说事故调查报告“能看不能拍”。

我用身子遮着,席鸣把报告拿过来,装模作样地看,拿夹在胳膊底下的公文包式的偷拍机晃着拍。

交警队政委托着腮帮子看了我们一会儿,一脸怜悯,忍不住说:“你们这个机器太老了,要不然把我们的借给你吧。”

但关键时候,它还是能顶上的。在深圳,老范和我去调查外贸诈骗公司,公司老总拖住我们,进屋打了个电话。十几分钟后上来七八个人,都是平头,黑T恤,大金链子,肚子走在人前头:“哪儿来的?”我跟老范对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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