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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国之根本”的意义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叛军初起，连陷河北、河南，但对山西的进攻却被郭子仪、李光弼挫败。郭、李二人以太原为根据地，屡屡率军东出井陉，袭扰叛军后路，使叛军疲于奔命。
唐末，李克用以剿黄巢之功，得以专制河东，割据山西，成为朱温代唐的最大障碍：李克用以太原为根本，充分发挥山西内线作战的地位，对抗朱温的优势兵力。朱温屡兴大兵围攻河东，但终不能一举击灭河东。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继续凭藉山西而与朱温所建后梁争霸，并终于灭掉后梁，建立后唐。后唐以洛阳为都城，建太原为陪都，号为北京。
后唐末年，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塘据太原起兵，并以许割幽云十六州之地为代价，乞援于契丹。在契丹兵的帮助下，石敬塘自太原南下，击破后唐兵，进入洛阳，代后唐而建后晋。
后晋失和于契丹，很快便为契丹所灭。后晋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见中原人心尚可收拾，遂在太原称帝，南下收拾中原局面，建立后汉。
后汉很快又为郭威所代。时后汉宗室、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位刘崇镇守太原。郭威代后汉，刘崇遂在太原称帝，建立北汉。后周周世宗和北宋宋太祖都曾屡兴军旅，进攻北汉，却未能成功。直到宋太宗时，宋军才攻破太原，平定北汉。
北宋先后与辽、金对峙，太原与真定、中山、河间并称四镇，成为北宋在北方的国防重镇。金人以武力威胁要求割让三镇，李纲、张所等人以太原“国之屏蔽”、“国之根本”，坚决反对。
元末，元将扩廓帖木尔与元室不和，盘据太原，拥兵自重，割据山西，元廷不能制。明朝北伐，也是在攻占大都之后，才攻打太原，驱逐扩廓。
自太原藉井陉通道可出河北中部，执河北之中枢。井陉为太行八陉之一，《吕氏春秋》称“天下九塞，井陉其一”。控制井陉对于太行山形势至关重要。相比较而言，山西地势高峻，河北地处平原，自河北逆井陉而仰攻山西较难，而自山西穿越井陉东下太行却较易。历史上，自山西出井陉攻河北的成功战例居多。王翦、韩信攻赵、拓跋珪伐后燕，主力均自井陉东出；“安史之乱”时，郭、李之军亦屡东出井陉，打击叛军后路。而在那些从河北攻山西的成功战例如慕容垂伐西燕、高欢攻尔朱兆，主力均自滏口进兵，只从井陉发起牵制性进攻。
二 山西在北方的枢纽地位
山西的几个盆地分别面向不同的方向，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在山西面向外部的几个主要方向都有重要军事据点。由于地势的原因，通向外部的几个交通孔道，又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自山西向任何方向出关进取都有高屋建瓴之势，而由外部入攻山西则属仰攻，易被阻扼，这都是山西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是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得以形成的基础。
历史上，据山西起兵者大多能利用山西的这种地理形势而充分发挥其内线作战的优势。其中，以匈奴刘汉灭西晋之战、北魏的兴亡和五代的迭兴比较典型。
西晋时，匈奴人刘渊在山西离石起兵反晋，建立刘汉政权。其侍中刘殷、王育建议说：“殿下自起兵以来，渐已一周，而颛守偏方，王威未震。诚能命将四出，决机一掷，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如指掌耳。” ＇ 注：《晋书》卷一百零一 刘元海载记 ＇ 刘汉打败西晋派来镇压的军队，然后遣将四略，东出井陉以略河北，南下太行以攻河南，西经蒲津以攻关中，扫荡河南洛阳外围，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直至最后灭亡西晋。刘汉攻西晋的战略，正是充分利用了山西俯瞰三面的地理形势。
北魏前期以山西为根本，纵横四出，东平后燕和北燕，西灭赫连夏和北凉，北创柔然，南夺刘宋河南之地，扫平群雄，统一北方，并在与南朝的对峙中始终占据优势。北魏末年，尔朱荣以山西为根据地，两下河南而定洛阳之局势，东出滏口而破葛荣百万之众，东面肃清河北，西面平定关陇，然后，以晋阳（即太原）为根本，遥控北魏政权，实亦控制整个北方的形势。继尔朱荣之后，又有高欢以山西为根据地，控制北魏政权。高欢与北魏朝廷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北魏的分裂。
在唐末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中，李克用割据山西，与朱温争雄于北方。李克用采取典型的内线作战的方式，朱温则采取典型的外线作战的方式。山西与其外部联系的几个主要方向，都曾是双力角逐的战场。朱温攻河北，李克用遣兵东下太行，与朱温大战于邢、洛、磁一带；朱温攻关中，李克用则南下汾、绛，胁其归路。朱温多次发大兵进攻山西，其中最大的一次发兵六路，分别自天井关（今晋城南）、滏口、井陉、飞狐口、马岭关（今山西昔阳东南百里与邢台接界处）、阴地关（今灵石西南）等山西四境的主要交通孔道进兵，分进合击，会攻晋阳，试图一举消灭李克用。朱温大军一度合围了晋阳，但以补给不继而退兵，显示出面对山西地理形势时外线作战的不利。直到朱温代唐自立，也未能制服李克用。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称晋王。晋转入战略攻势后，凭借河东的地理优势，根据形势变化随时东出以攻后梁。晋大将周德威或东出井陉，以攻赵州（今赵县），或北出飞狐口攻取幽州。李存勖所建后唐政权最终灭掉了后梁，大体统一北方。
后唐凭藉山西而崛起，也因山西而灭亡。后唐灭后梁后，迁都洛阳。后唐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塘以疑惧而反，据太原起兵，建立后晋，并引契丹入援。后唐军进讨不利，兵败国亡。
继后唐、后晋之后据山西而崛起的还有后汉。后晋亡于契丹后，后晋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见中原人心尚可收拾，遂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号令四方，率军南下，收拾中原残局。
后汉很快又为郭威所代。郭威代后汉时，镇守太原的原后汉宗室、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刘崇在太原称帝，建守北汉。北汉割据山西，抗衡后周、北宋数十年。
纵观五代迭兴，竟有三代起自山西。他们兴起的基础都得益于山西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也显示出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最能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地位。下面，我们以北魏的兴亡为例，简述其兴亡的全过程，进一步考察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的枢纽性地位。
东汉南匈奴内迁后，鲜卑拓跋部自大鲜卑山（今大兴安岭）南徙至匈奴故地。西晋末，匈奴刘渊在离石起兵时，鲜卑首领拓跋猗卢应东晋并州刺史刘琨之请，出兵相助。刘琨遂表猗卢为大单于，以代郡封之为代公。猗卢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率部落自云中入雁门，并向刘琨求陉北之地（今山西宁武、代州一线以北）。刘琨欲倚之为援，遂将陉北之民内迁，将代北之地尽与猗卢，拓跋部遂入居代北，日渐繁盛。晋愍帝建兴三年（315年），晋廷进封拓跋猗卢为代王。十六国时，代国为前秦所灭。
前秦瓦解后的北方局势更加混乱，姚苌在关中建立后秦，慕容垂在河北建立后燕，山西一度为鲜卑慕容部的慕容永所据。拓跋珪在塞北复国，重建代国，改国号魏，史称北魏。
在塞北复国的拓跋珪雄心勃勃，意欲进图中原。慕容垂消灭了慕容永在山西建立的西燕。北魏因支持西燕而与后燕交恶。北魏登国十年（395年），后燕远征北魏。北魏在参合陂（今内蒙古丰镇北）大破后燕军主力。次年，拓跋珪大举伐后燕，遣军一路由东道出军都（今居庸关），以袭后燕幽州一带，自率主力南下太原，然后东出井陉，攻后燕都城中山。经过近两年的围攻，中山、邺城、信都等后燕重镇被攻破，后燕残余势力一部分北逃辽东建立北燕，一部分南逃山东建立南燕。后燕灭亡，河北纳入北魏版图。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明元帝拓跋嗣时，北魏趁南朝刘裕新丧之机，发兵南下，夺占刘宋河南之地。
太武帝拓跋焘时，北魏一面西攻关中的赫连夏，一面与刘宋在河南相持，并多次远征漠北，重创柔然。拓跋焘四次发军攻夏，先后攻破夏长安、统万、安定、平凉。夏残余势力逃往陇西，亡于吐谷浑，关中俱入于北魏。后来，北魏还消灭了辽东的北燕、河西的北凉等割据政权。刘宋为争夺河南之地，曾两度大规模北伐，但都被北魏击败，北魏在反击刘宋的第二次北伐时，还乘势南进，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威震江南。在与刘宋的对峙中，北魏始终占据着优势。（见图3—1—2）
这样，起自代北的北魏，以山西为基础，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东征西讨，东灭后燕、北燕，西平赫连夏、北凉，南夺刘宋之河南，北创柔然，终于扫平北方群雄，统一了北方。北魏的兴起可谓山西在北方枢纽性地位的显示。我们从曾辅佐过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一代奇才崔浩在北魏不同时期战略决策时的议论中可见其一斑。
明元帝时，代北遭遇灾荒，有大臣建议魏主迁都河北邺城，崔浩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迁都之后）旧都守兵既少，屈丐（赫连夏）、柔然将有窥窬之心，举国而来，云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险，难以赴救，此则声实俱损也。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我轻骑南下，布护林薄之间，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尘慑服，此国家所以威制诸夏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七 晋纪三十九 ＇ 他反对迁都邺城，实际上是反对以一时的灾荒放弃代北根本之地，而使北魏在战略上陷入被动。
刘裕北伐后秦，北魏群臣担心刘裕名为西进，实欲北上，建议发兵阻击。崔浩又反对。他判断刘裕志在灭后秦，发兵阻击只会交恶于刘裕，对北魏诸多不利。最后，他针对群臣们的担心，断言：“且南北异俗，借使国家弃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吴、越之兵与吾争守河北之地，安能为吾患乎！”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晋纪四十 ＇
元嘉七年刘宋北伐前夕，北魏太武帝正谋划远征柔然，群臣们顾虑刘宋北进，不同意攻柔然。崔浩判断刘宋的意图只不过是想保住淮北。他针对群臣们的顾虑，又断言：“况南北殊俗，水陆异宜，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 宋纪三 ＇
崔浩的判断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之所以每次都敢作那样的断言，所恃者仍是北魏所据的地理形势。北魏立足山西，建都平城，左据河北，右拥关中，虎视中原，居高临下，威制四方。
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统一北方半个多世纪之后，到孝文帝时，迁都洛阳。迁都洛阳之举本是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的一部分，对鲜卑拓跋部迅速完成封建化进程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孝文帝在推行汉化的过程中也留下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到孝文帝死后，由这些问题演变出的动荡遂构成北魏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最突出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