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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说要写穷人，何况贫苦的阶层也有资格入小说。”
“然，很多社会小说也很好看，”我同意，“但是我更喜欢你的作品，反正爱穷的人可以一直耗下去，爱繁华的人可以照旧。但，请记住，这不过是生活方式，穷与气节高尚并无直接关系，手边有节储也与虚荣无关。”
“对于科学家来说，当然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但文学作风不是这样的。”
“一定要穷是不是？住到山边垦荒去才有诚意。”我笑。
大成一辈子活在大城市中，家里做小生意，只有他这个儿子，念中学时就爱写作投稿，进大学已经出书成名，他始终有种不满足，十甘心做一个流行作家。
他大概想留芳百世。
有些人在无意中就做到了，我相信曹雪芹这类作家在写作时并没有抱住要扬名后世的意念，相信杨振宁在做研究时也没有握拳疾呼我要成名。
一切是果不是因，却是无意中得来，似大成这般到刻意要突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不一定会成功。
这些论点我也同他说过了。这也许是我们两个人讨论过的唯一严肃的题目，枯燥得要命。
我最讨厌严肃，不是说平日做事吊儿郎当，但下了班谁不要轻松一下，还牵涉到社会大问题干什么，没的头痛。
好几次都是我自己举起双手投降，“不说了不说了。”
但是他不肯再与我出去吃饭跳舞，他努力钻研学问，买了一大堆硬皮英文书来细读。
我又弄不明白了，读南美洲作家的作品，对他的事业有什么帮助？我们住在亚洲，黄皮肤黑眼睛，天南地北，去读那种枯燥的作品干什么？
“你懂什么？”他摆摆手生气“对你来说，阅读不过是消闲。”
“嘿！”我冷笑，“阅读还能帮我什么？你能从诗集里找到什么？不过有些人搓麻将，有些人阅读而己，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呢，做大事的全是科学家，科学家奠定社会文明，艺术家才得有机会做些锦上添花的琐事。”
“你与你电脑去跳楼吧。”
“没有电脑，你在银行排队要站大半天。”
“我不喜欢你了。”
我与他作一个鬼脸。
后来他出发去旅行，选的地方是巴黎。
“那不行”我加插意见，“巴黎是文明社会，有自来水供应，不够严肃，不作数，人家照样看不起你，住上十年也是个流行小说作家，你得选一些不毛之地，越苦越好，连厕所都没有的地方最妥当。”
大成追着我来打。
其实我说的都是实话，谁让他要走一条严肃的路呢？干革命的人哪有资格享福。
大成在巴黎住了两个月，远远近近地方都去遍了，很寂寞，亦找不到什么新的题材，与我通了许多长信，也说过上万元的长途电话，最后觉得闷，决定回来。
我去机场接他。
他瘦了很多，清秀的面孔有一层风霜。看得出心理负担很大。
你看你看，艺术家也不好做。
他皱起眉头，“真伧俗，开口都是钱。”
我一点都不生气，滑稽的朝他杯杯眼。
“我想写一个移民的故事。”
“何劳你写！！！本市每个家庭都有亲友在做移民或想做移民，多闷。”
“我写的是一百年前的故事。”
“当然是含辛茹苦了，苦苦苦，苦过黄连。”我挥舞双手。
“你再这样咱们就不用说下去。”
这种题材也不新鲜：辫子、小脚，铺铁路，开洗衣店，受歧视，遭侮辱……
他双手捧住头丫，“那写什么呢？”
“回家再说吧。”
在车上我要求他写一个女强人甘心跟一个小男人作妾的故事：她帮他赚钱，他却把钱取回去喂原配与孩子，充满矛盾冲突……
“天方夜谭。”大成说。
“哎唷，可是能够满足一些男人呀，令他们觉得红颜知己仍然存在，尚未灭绝，多好。”
“没有人会看这种令人生气的小说。”
“不一定，我个人最恨“掀开社会阴暗面”的小说，越黑越有深度，父亲嗜赌，母亲生肺病，儿子带毒，女儿是妓女．，在一个雷雨之夜，齐齐服毒自杀──是谁的错？社会的错！金钱是万恶的．温情是永恒的。”
“你没有同情心。”
“你会写得很好！大成，以你的笔法，你会做得成功。”我说：“还有，对了，美姿画报找你写小说。”
“你怎么知道？”他有点兴奋。
“我听的电话，每千字四位数字，请你立刻同他们联络。”
他很高兴，“美姿的要求一向严格。”
我看他一眼，“不过假使我是你，我就不写美姿。”
“为什么？”他愕然。
“人家每个月出两期，期期销十多廿万册，太流行了，这么流行，怎么可以？人人都看的刊物，怎么严肃得起来？”我强忍着笑。
他怔住，认真的思索起来。
他这个人最近有点走火入魔。
评论家把所有的文章分为明类：流行作品绝非文艺，凡是文艺必须曲高和寡，然后又慨叹文艺刊物都关门，没有读者，一有人看，又立刻把该等作品打入流行类，这不是开玩笑是什么。
我说下去，你要写文艺作品，就必须放弃广大的群众作读者，只被少数的评论家品赏，评论家本身有没有作品不打紧，他不会写，他会批评就得了。
“能不能做到雅俗共赏？”他天真的问。
“谁肯承认自己是俗人，所以你说，做不做得到？”
“你真狡猾。”
“社会的错。”我挤挤眼。
“有时很坏的作品也能得到好评。”大成不服气。
我笑，“噫！你妒忌，你够胆说人家的作品坏。”
他沉思。
“大成，别再想下去，出版社来催稿了。”
“我还没有题材。”
我怕他在一夜之间白了少年头。
“你以前说的，大成，顺手拈来的题材最好。”
“不可以，读者要求不一样了。”
我很替他难过，他说过，一个写作人最怕碰到这种关口：文恩干涸。
到家没多久，他便成为忧郁小生，深居简出，也不再接受访问，亦不搞宣传。
我很怕他会得在本市消失。如果他一直有作品面世，那不宣扬也不打紧，怕只怕一无作品，二不露面，一下子他就遭淘汰。
一日半夜，他打电话来，大成承继了许多候活晓治的习惯，他甚至不在白天与人聊天，因为他说黑夜令他觉得安全。
他说他要写一本小说。（语气像他从前根本没有写过小说一样，一点信心都没有。）
“用什么题材？”我怕扫他的兴。
“我做了许多资科搜集，我要写三十年前的上海。”
我不出声。
这也很容易，随便找一个五六十岁的上海人，就可以从他口中得到一切资料，这有什么稀奇，很枯燥的题材，我看不出为何八十年代的读者要对三十年前的事感到兴趣。
但我不敢发表意见，我怕他更加意兴阑珊。
“战争场面很难写。”他说。
“你可以写 “冲呀”……”我忍不住说。
“你再这样我真的不同你说了。”
“大成，为什么一定要战争？”
“战争铁蹄下的人民是伟大的。”
“大成，我们不伟大吗？努力建设一个这样先进而繁荣的城市，每个市民都有发光出力，你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取材？”
“写一个富翁白手成家？”
“不，大成，写一个中等阶层的白领在他工作岗位的斗争已经可以了。”
“太普通了。”
“我知道。就像画家说画人太不讨好，略为出错就吃不消兜着走。画鬼最容易，谁见过鬼？”
“你见鬼。”
“大成，无论写什么，别毁了你自己。”
“你怕什么？”他诧异。
我伯他会服食药物来刺激思路，又没敢说出来。人与人之间，已经长久没有正式交通了。
“至要紧是写，”我说：“明天开始吧。”
“我不想再写没有意识的作品。”
“什么是有意识，什么没有意识，让读者决定好不好？”
“读者最没有意识。”
“这样说是很危险的。”
“真的，谁写他们都看。”
“那为什么美姿画报要出高价找你写？”
“这是老板的虚荣心，他们喜名牌货色。”
“那么开头你亦是寂寂无名之辈，你是怎么成的名？”
“因为我比别人肯写。”
我忍不住说：“大成，当然是因为你一直比人写得略好，读者与老板都对你有信心。”
“是吗？”仍然自卑。
我现在发觉了，要害一个人，千万别把那人批评得一文不值，要赞他，把他赞得上青天，下不了台。大成就是这样被害死的。
我说：“大成，赶快写。”
“我已经尽力，写不出。”
“大成，千万别这么想。”
“你会不会救我？”
“如果我做得到，大成，我一定为你做，但别忘记我是外行。”
“但你是一个读者。”
“我说的话你又不相信。”
“你说来听听。”
“大成，我只有一句话，请写。”
“这算是什么意见？”
“大成，我觉得你已经住在一只茧里，很难接受外头的意见了。”
说得严重点，他几乎已经病入膏肓，他一定要自蛹进化为蝶，事不宜迟。
“快动笔吧。”我说：“我来帮你做大纲。”
“真的，”他喃喃说：“你写得一手好字，我真惭愧。你懂电脑，我不懂，我会写字，你也会。”
“会写字不一定会写小说。”
“你太看得起我们了，不会写字的人，也会写小说。
“出来看电影，大成，有几套非常好的科幻片子上演。”
“我不想出来。”
“别走进死胡同，我找人出来陪你聊天。”
“谁？”
我说了几个名字
他沉吟说：“若果是他们，我情愿看电视算了。”
“大成，你以前不是这样的，这些人纵有千般不是，也都是老朋友，怕什么？”
“我心情不好，无话可说。”
“你再这样，我放弃你。”
“你明天还要上班，先睡吧。”
“你又打算耗到天亮？”
“你别管我。”他挂断电话。
以前，以前大成不是这样的。当大成写得最多的时候一天要生产五千字，但每个字都有纹有路，每篇文章都拥有读者，每天他只工作三小时。
那时他是神采飞扬的，热爱生活，也热爱朋友，一叫就出来，玩得痛快淋漓，有说不尽的话，发表不完的意见。
他穿得时髦，吃得精致，略有空便去旅行，爱宣传时便接受访问，爱静时使隐居一会儿，一切率意而行，是一个有作品的艺术家，风度翩翩，成个人洋溢着气质。
我真不知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种奄奄一息的样子。
那时他根本不留意到本身的存在，天天工作，为读者服务，今天的他多么做作，又这样又那样，不外为着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