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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沉默一会儿，告诉她中国人吃东西都是这样子。丹薇不该到英国去读那么多年的书，英国人是最注重这种礼仪的，甚至连当众擦汗也不可以。如果在美国也还好，右手拿一把又，左手拿一罐可口可乐，也就罢了。
丹薇说：“不是的！中国人吃东西也不是那样的，他们老了，真是老了。我父亲也是那样，我跟他说，有一本书禁掉了，他没听清楚，瞎七搭八说：‘广告登在哪里？去买吧。’我觉得要炸开来，我整天在家说话，原来是说给自己听的，谁也没理我。”
我说她的要求过高。
她吼叫起来，吓了我一大跳。
你知道，上学太久了会变成这样。成天在学校里进进出出，见着志同道合的同学，一大班人都为一个相同的目标努力，没有生气的机会。人上学久了会变成丹薇这样。
有一天丹薇说：“我不能忍受这种气温，早上一起床就是个大太阳，把脸上的皱纹雀斑照得清清楚楚。”
我说：“你为什么要回来？你为什么不设法留在英国？英国比较适合你，你这假洋鬼子！”
她看上去很痛苦，喝一点酒，然后躺在我的床上睡一个懒觉。丹薇是个最有潜力的酒鬼。她喜欢我的屋子，因为我这里够凉够暗有自由。所谓自由，并不是说可以开疯狂性舞会那种自由，而是一种一投手举足的自由。电话铃响了，找的必然是我，决不是找三站六婆，要令我拔直喉咙叫。我不喜欢与家人住，有一次丹薇打电话到我家，说了半小时的话，母亲问：“什么人？男？女？”第二天我又搬出来。我也想像丹薇那样尖叫。男？女？什么人？乌搅些什么？不过是一个电话，三十岁的女儿打一个电话还这么多乌搅，要管为什么不管比较有意义的事。
但是与他们说话是没有用的。对他们来说，生命是一天又一天的例行公事，甚至连生孩子也是公事，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再也引不起兴奋、快乐、悲哀。他们唯一的享受是事事轨一脚──“男？女？谁？什么人？”世界已远离他们，他们还自以为是主人，把权力伸展到儿女头上，他们就是这样子。搬出来往可以把感情维持久一点。
我不知道别人对父母的看法如何，我与丹薇非常的有同感，丹薇还在那里努力，我早已放弃了。我们的问题是交通的失败。
我说：“你可以结婚。”
丹薇说：“对的。”
我知道丹薇的感情生活，在她十七岁的那年，有个男人送她一本“莲的联想”，从那刻开始，她长大了，她忘了那男人的嘴脸，那不过是很暂短的事，拉拉手，春电影，但是那本“莲的联想”到现在还好好的在书架上。丹薇说：“这种人也许一打打的买着诗册，送给十六七岁的女孩子。”非常有可能。丹薇始终没有遇到对手，感情上的对手。
她笑说：“真不可思议，一朵花似的年龄，跟这种人去挤公路车，看前座电影，电影票都买不起最好的，便有胆子约女孩子出来，这年头不负责任的男人大多，寂寞的女孩儿太多。”即使是记忆，也不甜美。
丹薇是很考究的。她不只是那种衣服鞋袜的考究，她在细节上轧排场，浴间洗手的肥皂都是姬仙蒂婀的，而且不是蒂婀小姐，是蒂婀拉玛。家中经年订阅新闻周刊、国家地理杂志、明报月刊，各国的时装杂志，一个月就是一堆，丹薇挑灯夜战，每个字都读过。丹薇是这种人，她自己有一套做人的方式，固执的坚持下去。连抽烟也是这样，开头是健牌，后来银星出来，改抽银星，一只最普通的银色登喜路打火机，丢了，再买一只。这些日子来她变了不少，开头只穿米色咖啡色的衣服，现在也穿浅蓝色，衣服都干净，洗熨得无懈可击。尤其是在炎夏，看到丹薇，总是眼目清凉。
丹薇喜欢玛莉莎贝伦逊。“这才是美女。”她说。我们去看巴利林顿。
丹薇有男朋友。有一日我在大会堂看见她，她非常的目中无人，木然的站在那里看画展，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男人，眼看便知道不是那回事，替她挽着一件晴雨衣，跟班似的亦步亦趋。我马上皱眉头。
后来丹薇看见我，马上展开笑容，跟我寒暄。但是没有介绍那个男人。恐怕是不值得介绍的，后来问起她，她含糊地说是一个普通的朋友，约了她多次，她才出来的，没想到碰见了我。那个男人也是个大学生，丹薇说：“戴平价表，我一看马上倒围困。”丹薇自己戴的是福英露贝，连康斯丹顿她都嫌俗气。
我笑说她：“小资产阶级、法西斯，你有什么资格？”
她微笑。她不担心。香港协出产她这种废物，她真是个废物，在嘉第吃法国菜，她用法文跟大师傅说：“不是这样的，这只千层叶蛋糕不是这样……”我在她身旁翻看白眼。丹薇这种人对社会一点好处也没有。
她又找不到工作，她不但挑工作，而且要挑老板，老板若果是个老土，马上辞职，是以一年有十个月闲在家中。可是她自己是个最大的俗人，钱字挂帅。
“笑话，没钱，没钱怎么活？气温超过七十八度要开冷气，钱便是有这个好处，我没想过要发财，但是人活在世界三不能太刻薄自己，况且我又不骗不偷不抢不卖，有什么关系？我还是十多廿岁呀，我现在不容易上当了。”
丹薇如果每分钟维持这种论调，倒也是一种性格，可是她也常常忘掉钱的用处，太没用。譬如说有一天我们在街边买水莫，摆水莫摊子的是一对年轻夫妻，穿得粗，长得粗，可是却有说有笑。
丹薇买了两只菠萝就走了，她说：“你看这一男一女，他们才是快乐幸福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她回到家中，为他们流了一睑的眼泪。
丹薇常说：“自八岁以后，我母亲便不了解我的快乐与忧伤。”可是我也不了解她。各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没有什么好羡慕，他人的幸福不是我的幸福，叫我风吹雨打的跟一个男人去摆地摊，再幸福也还是别人的幸福，我不干，我相信丹薇也不会干，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难过。
我跟丹薇说：“你是应该认得一个男朋友。”
“他会不会在仙西巴？”她问：“我一直没找到。”
我说：“你的地理不灵光，非洲早已找不到仙西巴了，你应该去赞比亚找。”
她问：“真的？真的改了名？”
我说：“生命中后来发生的事，与个人事前的预测是永不符合的。”
“生命中充满了失望。”
我说：“不是有成语还是什么吗？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
“也不对的，有种人出奇地幸运。”她说。
“人家看你也很幸运，你不能这么说。”
“我有没有告诉你？我是慈禧太后，我不是假洋鬼子，我痛恨洋人。”
我白她一眼，她这个人说话永远是一块一块的。丹薇是丹薇。她有我屋子的锁匙，喜欢来便来。所以有时候我出去了，再回来的时候会吞见茶几上有一只蛋糕，又有时候会有张字条：“我不吃散利痛，下次记得买百服灵。”
我知道丹薇只需要一个男朋友，她找到一个好男人的时候，就会忘掉这些噜嗦，什么百服灵，根本来不及头痛，马上结婚生子，抱着一个美丽的小孩，用廉价药水肥皂替他洗澡，看的书是烹饪大全与育婴指南，最好的文凭是孩子脸上的笑容，一个女人是一个女人，苦苦的标新立异，弄得非驴非马做什么。
我跟丹薇说：“你快找一个男朋友吧。”
她侧头想一想，“好，要不戴平价表的。”
我抽一口气，机会马上去掉百分之六十。
“要是知识份子。”她说。
机会再去掉百分三十。
她说：“样子不能太差劲。”
我说：“你晓得这年头在街上走来走去的男人，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再也不会高明的。况且你又这么能花钱，这真是……”
丹薇说：“昨天半夜我咳嗽，想找一颗咳嗽糖，拉开抽屉半晌，也没找到，却看见张十年前拍的照片，我就呆住了，窗外吹进来的风比什么时候都凉，真的是，什么也没干，就已经十年了，我根本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
“每个人的日子都是那么过的，”我微笑，“你何必独自伤神。”
“这个我明白，可是人家至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听话的子女，体贴的丈夫……”
我说：“各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
丹薇不说什么，只笑了一笑。她美丽的眼睛有点疲倦。我们能有多少个人是不寂寞的。
上下班的时候，每天都要乘搭渡海小轮。我从不在这三分钟内看报纸，我只是肴着我身边的那些人。学生、小职员、花枝招展的女人、老人。在海底隧道没有造好之前，风景更好。当我年轻的时候，深夜跳舞回家，很留恋渡海轮的那一刻。年轻的时候，我与丹薇都太懂得浪费时间。
现在船还是每天来来往往。就在丹薇来过之后一天，过海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么一个男人。他很瘦长个子，卅多岁，挤在芸芸众生当中，一副孤芳自赏的样子，长型秀气的脸上戴着一副雷朋太阳眼镜，头发很柔轻，梳得非常洁净，无论从那方面看来，都是一个漂亮的男人。
我坐在他对面，我是不看报纸的，他也没有看报纸。他扬起腕看看时间，腕上是一只薄薄的白金表，表上写着AP。在忽然之间想到了丹薇。他提着一个公事包，现在把公事包放在膝盖上，一套西装的颜色十分优雅，鞋子是极薄底的。香港好几百万的人口，天天有多少人过渡海轮，大家面对面的坐三分钟，之后可能永远也没机会再见，他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船到了，我跟在他身后落甲板，在人潮中一下子就不见了他。
回到家里，烦忙的事很多，吃完晚餐看报纸，丹薇打电话来，“又一天了。”她说。
“是的。生命真是太长太长，”我笑，“怎么办才好呢？”
她笑看不答。我忽然想起在渡海轮中那个男人。丹薇说：“明天我来找你。”
第二天下班，我坐在原来的位子上，看看船外的风景，等到回过头来，吓了一跳，我发觉他又坐在我对面。这不是什么巧事，许多人在同一个时间下班，天天乘同一班小轮，坐同一个位子，像我就是，数十年如一日，没有改变。
他拿下他的太阳眼镜，放进口袋里，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似乎是陷在沉思中，相当好看的眉毛与眼睛，即使丹薇在这里，她也不能上去跟他打招呼？这到底是香港，女人还没有自由到这种地步。
我宽慰的想：也许他不是一个知识份子，有很多草包是穿戴得非常整齐的。
第三天我又碰见他，他身边跟着一男一女，非常年轻，男的最多也不过廿岁左右，他们坐在他的身旁，那个女孩子异常的活泼娇俏，我听见她叫他“老师”。“老师，”她说：“下学期我们一定要非常用功的干。”他并没有笑，他仰了仰头，非常的沉默，依然一派孤傲的样子。
这一夜我忍不住，跟丹薇说起他。
丹薇并没有取笑我，她全神贯注的听着。
听完了，丹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