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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周一清晨，我被一阵嘈杂声吵醒，睁眼一看，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起床穿衣，刷牙洗脸，并骂骂咧咧地抱怨着学校的凶残施暴，破坏了大家10点钟起床的惯例，许多同学在半梦半醒之间便坐上早班车，飞奔在通往昌平的高速公路上。
第一天上午的实习内容很简单，由一名刚毕业分配来此的大学生带领我们参观工厂。此人姓张，我们之间并无过大年龄差异而且颇有共同语言，所以我们亲切地称呼他：老张。
中午，老张带我们来到工厂内部的饭馆吃饭，饭菜丰盛得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我和杨阳、齐思新不仅喝了几瓶啤酒，还抽了几根“万宝路”，对此我们有些受宠若惊。
我问老张：“我们以后每天都到这儿吃饭吗？”
老张嘴里嚼着花生米说：“哪有这种好事，咱们以后都得去食堂吃饭，今天特别”。他指着窗外一间破陋的大房子说，“就那儿。”
窗外，一名女职工正把饭盒里的饭菜倒入门口的大缸，一群黑色的飞虫被惊吓得从缸中飞出。
下午，我们进行了实习分组，我和杨阳被分配到喷漆车间，齐思新被分到锻压车间。
我和杨阳呆在车间无事可做，决定去看看其他同学。我们刚走出喷漆车间，就看见齐思新正推着一辆满载砖头的小车艰难地从此经过，我们叫住他，问道：“你推砖干什么？”
齐思新指着锻压车间说：“那帮王八蛋在车间玩牌，叫我出来推砖，真他妈孙子！”
杨阳说：“你把车扔一边儿，甭管他们！”
齐思新码了码即将滑落的砖头说：“他们说推不完五车砖就不准我下班！”说完，大吼一声，推起小车向前冲去。
晚上，齐思新累得腰酸背痛，早早地躺在床上休息，并呻吟着说：“明天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为什么？”我问。
齐思新说他在下班的时候看见又有一些满载砖头的卡车正源源不断地驶进工厂。
第二天，齐思新果然没有去工厂实习。一个星期后，同学中已经没有人出现在工厂了。
这几天的实习只有枯燥无味，大家整日坐在一间硕大的屋里，从早晨开始等待中午下工铃声的响起，然后拿着饭盒冲向食堂，抢在那些工程师和工人师傅们前面买到午饭。吃过中午饭，大家趴在桌上或倚靠墙壁或站立着睡午觉，直到下班铃声响起，背着书包迅速消失。
2
第二周的某天早晨，北京地区大风降温。我在甜蜜的梦乡中被电话铃声吵醒，睁开眼睛看到齐思新正双目炯炯有神地看着我，我装出极困倦的样子叫他去接电话，他躺在床上摇晃着脑袋说：“不去。”
我准备去接电话，可刚掀开被角，便感觉寒气逼人，于是又裹紧棉被，躺在里面期待齐思新熬不住或电话铃声自动消失。
这时，杨阳从上铺探出脑袋，看见我俩睁着眼睛无动于衷地躺着，便说：“你们怎么不接电话？”
没有人理他，铃声还在继续。
“操，我去接，你们真他妈懒！”杨阳凭借自己整日引以为荣的腹肌，没有用手支撑，便以平躺的姿势坐起来，我在下铺感受到从上面传递来的剧烈震颤。
“行了，还是我去接吧！我及时阻止了杨阳，因为他每次下床之前也不看清楚下面的情况，伸脚就踩，好几次他都是踩着我的脸完成下床动作的，而他每次都会在落地平稳后笑着对我说：“哎呀，又没看见。”我十分肯定杨阳的行为绝非无意，有一次，我知道他要下床了，赶紧用手抱住脑袋，可是我的肚子却成了他下床的第一落脚点，当时我刚吃完一大碗面条，正准备睡觉，这一踩险些酿成我的生命危险。事后杨阳说：“本来不想踩你肚子的，可你抱什么脑袋呀！”所以，为了免遭空袭之苦，我还是主动去接电话，打电话的人也够有耐性的，在我穿好鞋走到电话前的这段时间里，铃声又响了不下十几声。
“喂，找谁？”这是我们接电话的通用方式，如果对方说要找某个同学，我们从声音判断出此人是学生家长的话，就会语气平和地说：“您稍等。”然后把电话递给要找的这个同学，再附上一句：“你老子。”如果要找的这个同学不在宿舍，我们就会在楼道里大喊：“某某，某某！”此时会有一个脑袋从某间宿舍的门口探出，问道：“干嘛？”“电话！”“哦。”他会放下手里的牌或一把瓜子，风风火火地跑出来接电话。如果在我们大喊了许久后这个同学依然没有出现，我们就对电话里的人说：“某某不在宿舍。”对方会感激地说：“谢谢你，喊那么大声，连我都听见了，谢谢啦！”
然而这次电话那端却传来一个匪夷所思的声音：“你是谁？”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
幸好对方又说：“我是机床厂的老张。”这才使我茅塞顿开。
接这个电话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原来机床厂的员工们在中午排队买饭的时候发现队伍不再那么混乱，这才意识到我们已有多日未到，而学校和机床厂有言在先，除了安排我们进行生产实习外，还要保证我们的出勤，所以厂长要求我们无论有事与否都要出现在工厂。
第二天，我们不得不挤着公共汽车去往昌平。
3
学校周边坐落着许多民房，那里暂居着大量民工，他们每日早出晚归，同我们一起挤公共汽车。民工们在车上遭受到许多北京妇女的白眼，被认为肮脏、野蛮、没文化，在这里我很愿意为民工打抱不平，虽然他们也会在公共汽车上抢座位，但绝没有那些泼辣的北京妇女抢得凶，民工们坐一会儿仅是为了缓解疲劳，还有许多繁重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去做。他们并不野蛮，不会像北京人那样，因为一点小事儿而骂得不可开交，他们会同乖巧的小学生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夹在两腿之间，上半身微微弯曲，像个痛经的小姑娘。他们双眼茫然地注视着窗外，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和一座座现代化建筑。没有他们，这些高楼大厦就不会拔地而起。如果有人把民工比喻作大粪的话，我就要把北京比喻成一块贫瘠的土地，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每日同我们挤公共汽车的还有白领女士，她们总是在上班规定时间的前几分钟才到站，下车后匆匆跑向地下通道或天桥，长发迎风飞舞，高跟鞋走在水泥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皮包在她们的肩上或手中摆动，并不时地伸出手腕看一下时间，我想这些白领女性中的多数是为了多睡一会儿觉才如此狼狈的。
与白领丽人相比，我们的实习可算轻松许多，工程师和技术员们正忙于单位分房，无暇顾及我们，只是偶尔带领我们去参观一下车间的生产，然后便让我们自由活动。我们对齿轮车间情有独钟，因为那里有个女员工长相颇似巩利，凡遇无事可做时，我们便会跑到那里找她聊天。开始她对我们还很热情，总是放下手中的活，同我们海阔天空地畅谈，但当她因为生产的齿轮数量减少和质量不过关而被厂长扣罚奖金时，对我们便不再一如当初，无论何时去找她，她总是半阴着脸，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我们只得不去找她，呆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有时，我们会买几包烟，大家围坐一桌，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直到屋里弥漫的烟雾使我们分辨不出彼此。
终于熬到中午，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拿着饭盒奔向食堂，午饭已成为我们一天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吃过午饭，我们会和工人们在操场上踢一会儿足球，他们采用的是全攻全守式粗犷型打法，我们惯用稳守反击，经常以柔克刚。
在我们踢球的时候，工厂的广播站会播放一些工人中间的文学爱好者写的散文，播音员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通过吊在树上的大功率喇叭传出来，响彻整座工厂。散文的内容经常会先以开门见山的形式描绘春天美景，然后由刚抽芽的柳条或明媚的阳光联想到工厂自身的发展，继而升华到祖国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蓬勃发展，全国上下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每当一篇散文读到画龙点睛之处时，我们便会因为提不起精神而被对手灌入一球。
一个月的生产实习在百无聊赖中即将结束，校方规定我们在实习过程中做周记记录，我们本以为老师只是说说而已，可在实习结束的前一天，老师却要求每人必须交上五篇周记，否则按旷工处理，于是大家背起书包，纷纷奔赴教室补写周记。
5
在天气逐渐热起来的时候，期末考试再次降临，我本想好好复习，争取全部通过的，然而有一件事情不仅干扰了我的复习，还导致我一门功课缺考——周舟到了日子却没有来月经。
我像农民兄弟盼望雨水从天而降般盼望着经血尽快从周舟的腹中流出，然而苦苦等待了几天后，依然没有来临的迹象，我已有些发毛，甚至想学农民兄弟的样子，给龙王爷烧柱香，让我如愿以偿。
钟风学的是医学，我也不在乎他的道行深浅，急于向他寻求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办法，钟风本着治病救人的职业道德，在翻阅了三天三夜各种医学书籍后，跑来告诉我：“有可能是怀上了，要尽早去医院检查，越快越好。”
我问：“能不能不去医院，自已检查。”
钟风说：“可以，有一种试纸能够检测出来。”
我说“哪里能搞到这种试纸？”
钟风说：“我们学校妇幼保建专业的实验室里就有，回头我帮你找几张。”
我急切地说：“别等回头了，现在就去，你不说越早查出来越好吗？”
钟风说：“行，我现在就去。”
晚上，钟风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攥着一条试纸说：“搞到了。”
我拿过试纸看了看，问：“这东西怎么用，和ph试纸一样吗？”
钟风说：“差远了，ph试纸测的是酸碱度，这种试纸测的是阴阳性，阴性是一道线，说明没事儿，要是两条线的话，那就是阳性，得去医院了。”
我说：“怎么听着这么复杂，什么乱七八糟的？”
钟风说：“你也甭管那么多了，你就记住了，一道线是小队长，没事儿，两道线是中队长，有事儿。”
“那要是三道线的大队长呢？”
钟风说：“扯淡，哪有三道线的，那说明你眼花了。”
“哦，我记住了，小队长没事儿，中队长有事儿。”
钟风说：“别记错了。”
我说：“知道了，噢，对了，是化验唾液吗？”
钟风瞪着眼睛说：“你丫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化验尿！”
“尿？”
“对，晨尿最佳，你明天早上就可以化验。”
第二天上午10点钟，我有一门考试，但已无暇顾及。我早早地起了床，拿着试纸去找周舟。
周舟在我来之前刚刚小便过一次，现在内存不足，无法化验。我陪着周舟在食堂喝了一碗豆浆，周舟仍然没有感觉，我只好又买来两碗豆浆。
第二碗豆浆喝到一半的时候，周舟说：“豆浆没味儿，你去放点儿糖。”
我说：“你将就着喝吧，万一一会儿验出个糖尿病怎么办！”
周舟说白豆浆喝不下去，我又去给她买了一块酱豆腐。周舟喝了两口，又放下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