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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怀疑协助汪精卫出逃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进行监视。
三、立即制订制裁计划，迅速布置，必须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至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
四、做好准备之后，等候蒋介石本人下达具体行动时间。
戴笠奉蒋介石密令之后，马上采取了行动。
前两项好办，分别派军统所属各站、组对彭学沛、张道藩等人予以监视。
后面制裁的汪精卫的计划就不太好办。戴笠深感棘手，尽管他和军统对于暗杀轻车熟路，在布置、策划、行动各方面有积累已久的丰富经验。但这次不同，出国在国境以外组织暗杀，仍没有把握。
而且更令戴笠棘手的是，汪精卫虽然逃到河内，并发表响应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的第三次招降声明的“艳电”，尽管汪精卫一直组织“低调俱乐部”，热衷和平运动，但人们大多不相信位居中国第二把交椅的国民党副总裁，会舍此甘当汉奸。所以蒋介石虽然命令戴笠予以制裁，但尚需最后由蒋介石亲自下命令才可实行。蒋介石还同时抱最后一线希望，在未公开开除汪精卫党籍和职务之前，只说汪精卫去河内治病，并派外交部长王宠惠、汪精卫的挚友陈布雷等亲往河内劝其归国。所以汪精卫尚未公开宣布投敌，戴笠也不能公然从事，万分谨慎，分寸不好掌握，万一又重蹈暗杀唐绍仪的覆辙，导致重大后果，戴笠是无法交待的。
但戴笠又不能不做准备，他只能全力以赴，不计困难。
在蒋介石劝说汪精卫无效，下定制裁决心后，戴笠更只能拼死一击。
原先蒋介石下达任务和命令时，曾考虑由郑介民亲自去河内指挥这次行动。但戴笠却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因这次行动是蒋介石交办军统局的历来不曾有过的重大行动，郑介民虽为军统局副手，但多年来奉蒋介石之命主政军令部二厅，分管军统负责的谍参工作和军事情报工作，对军统局本身业务不太过问和负责，如由郑介民赴河内负责，还要先熟悉军统暗杀行动情况，恐怕对这次重大行动不利。另外，戴笠还有一个不便对蒋介石说明的原因，即郑介民在军统局内的胆小怕事、谨小慎微是有了名的，郑介民也很惜命，遇事往往不敢向前。戴笠怕郑介民在河内胆小惜命，误了大事。所以，戴笠主动自荐于蒋介石，希望蒋介石同意自己亲自出境，担任这次暗杀汪精卫行动的总指挥。
蒋介石经过考虑，同意了戴笠的请求。
整体计划确定之后，戴笠开始考虑具体布置。
首先，他先成立了军统赴越暗刺汪行动组。自己担任总指挥，并与郑介民制定了具体方案。和以往暗杀行动不同，在行动组人选上，戴笠慎之又慎。首先挑选了特工技术专家余乐醒。
余乐醒是早期中共党员，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曾任叶挺独立团政委。“四·一二”事变后脱党，加入军统，是军统元老，还介绍沈醉等20多名亲属加入军统。对军统特工技术极有研究，精明强干，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行动十分适合。但余乐醒虽堪称专家，但缺乏独立指挥重大行动和组织工作经验。所以戴笠又权衡利弊，经过反复考虑和与郑介民商议，最后确定调天津站站长陈恭澎担任河内刺汪行动组组长。陈恭澎也是军统重要骨干和行动专家，参与策划、领导和亲自指挥过军统局的数次重大暗杀活动，如暗杀张敬尧、吉鸿昌、石友三、王克敏等，几乎都获得成功；经验丰富，又有实践锻炼，最后被确定担任行动组组长。而由余乐醒负责特种技术如使用毒气、定时炸弹等手段的运用。
除行动组负责人确定以外，组员也全部经过严格挑选。从军统局特务总队选定了4位各有专长的老行动员张逢义、余鉴声、陈步云、陈邦国。另外，为了确保成功系数，戴笠还不惜血本，将他的贴身警卫王鲁翘和军统局武术训练班教官唐杰英也调入行动组。王鲁翘毕业于杭州特训班，一直跟随戴笠做贴身警卫，并练就了百步穿杨、弹无虚发的好枪法。唐英杰自幼习武，在军统局内是有名的武功高手，据说还能飞檐走壁，极受戴笠垂青，每每尊之为“江湖异人”。从这些行动队员的组成，也可看出戴笠不惜死战的决心。这些行动队员，戴笠都予以亲自接见，暗示蒋介石下达任务的重要性。
人员选定后，分批分期从各个途径潜往河内集中。
随后，戴笠又反复考虑行动指挥设于何地的问题。
预定的指挥中心地点有三：昆明、香港、河内。昆明设指挥中心比较安全，但距河内较远，不太方便。河内指挥近便，但不安全，一旦出事，会导致全军覆没。因为当时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对汪精卫等人严于保护，尤其严防刺客杀人行刺。所以指挥中心设在河内极不保险。最后经过反复斟酌，将指挥中心地点选在了香港。
1939年1月，戴笠携带秘书毛万里及工作人员乘飞机赴香港，行动组已先期分批潜入河内。
戴笠原本在香港购有一幢洋房，但为保密和隐蔽行踪，戴笠又分别在香港、九龙租下公寓，分别轮流居住，以防不测。这是戴笠的谨慎致微之处。
行动指挥中心设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同时在香港高街6号设联络站，由毛万里充任联络之职，同时设电台两座，昼夜不停轮流值班，一刻不间断与重庆、河内联系。
全部布置安排妥当以后，戴笠为了更加稳妥，又亲自决定去河内，具体布置行动计划。
戴笠化名何永年办下护照，秘密飞到河内。首先拜会国民党驻河内总领事，请求协助。随后在总领事馆内设立刺汪行动指挥所和联络点，架设电台，与香港直接联络，同时利用领事馆人员名义掩护杀手活动。又利用总领事馆秘书、军统情报员方炳西，解决行动人员住宿、用车。还指示潜伏在河内的军统直属通讯员与河内法国警方疏通关系，以保有备无患，并掌握汪精卫的行踪，以利行刺。
对行动组所有人员，具体交代布置任务。余乐醒负责投毒、炸弹行刺工作，陈恭澎负责狙击暗杀。戴笠一再指出：所有行动人员必须严格执行计划，精心准备，井严厉警告部下：“这是一次难得机会，不但要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成绩，否则我们自己也将死无葬身之地。”
由此看出，戴笠心领神会蒋介石交与的任务，他对这次任务也是不遗余力，动了最大的脑筋。
两天之后，戴笠返回香港。
现在剩下最关键的就是暗杀武器的问题了。在河内当地无法买到暗杀所需枪支，而且也容易引起注意。经过研究，先从滇越铁路运一批手枪至越南海防港口，再由河内行动组偷运进河内。各种关口运输都是军统人员完成的。后来又由美国购得新式左轮手枪，由法国援华志愿军大队中方联络官（其妻是法国人）曹师昂将手枪藏于行李中，偷运至河内。至此，所有布置方案均一一完成。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等蒋介石下达密杀令。
在刺杀汪精卫时机还未成熟之前，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愿，准备先期对汪精卫在香港的追随者予以打击，以期对汪精卫发出警告，使其有所悔悟。
汪精卫到河内以后，追随汪精卫的国民党委员一时先后纷纷到香港，观测风向，互相串连，这些人原先大部分就是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亡国论”和“速败论”的鼓吹者。戴笠经过侦察、监视，不禁吃了一惊，他发现这些人并不是一般人物，而且这一时期纷纷到达香港，决不是偶然巧合，皆与汪精卫出逃有关，并大都深居不出，行踪诡密。本在香港的汪精卫追随者也不断大造舆论。
戴笠注视着这份名单上那些熟悉的名字和职务：
陈公博：四川省党部主任
顾孟余：铁道部部长。
周佛海：中央宣传部代部长。
陶希圣：艺文社主任。
陈壁君：中央监察委员（汪精卫之妻）
林柏生：中央立法委员、《南华日报》社长。
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周隆库：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科长。
梅思平：江宁县县长。
肖同兹：香港中央通讯社社长。
戴笠反复思忖究竟拿谁开刀，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严重后果，不光不能“体谅领袖苦心”，也不能起到威慑汪精卫的目的。因为此时汪精卫还未公开投敌，所以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人选予以制裁。
此时，汪精卫集团气焰很高，活动也很频繁。尽管大部分人深居不出，但也有少数人很活跃。经过监视发现，陈壁君在香港、河内之间来回穿行充当联络人，起了传递情报的作用；高宗武、梅思平则负责在香港与日本人秘密接触。而林柏生则公开利用控制的《南华日报》大造舆论，抨击蒋介石；肖同兹也公开写文章拥护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实则投降的主张。林柏生不仅在报上公开发表汪精卫的“艳电”，还积极参预投敌活动，是汪精卫团集团的马前卒。但他的地位、声望并不高，戴笠决定先拿他开刀，以敲山震虎，抑制汪精卫集团的投降活动。
经过一番侦察和布置，已明了林柏生的行踪，在暗杀之前．戴笠先派人捎话给林柏生，约其会谈。但林柏生不予理睬。他又亲自打电话给林柏生与肖同兹，谴责二人不该大造汉奸舆论，并严重予以警告。但林柏生仍然我行我素，继续发表文章，与蒋介石唱对台戏。
戴笠忍无可忍，命令军统香港区书记刘云雄指挥杀手于1939年1月13日晚施实刺杀，但却错杀了一个与林柏生长相差不多的人，使林柏生侥幸免于一死。实际林柏生在报馆因事未归。戴笠只得另寻机会。
l月17日中午陈壁君邀请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小聚密谋。饭后，香港警方约林柏生谈1月13日暗杀事件情况，并再三叮嘱林柏生小心。谈话后，因林柏生约好梅思平等饮茶谈事，因地方不远，遂步行前往。监视、跟踪的刘云雄和两名行动员，再次行刺林柏生。因不便带枪，行动员用袖藏铁棍猛击林柏生头部，但不幸被当场捕获一名行动员。初以为林柏生已死，但实际未击中要害，后由香港警方秘密保护起来住进医院。
暗杀林柏生虽未获成功，但确威慑了在香港的汪精卫集团成员，气焰有所收敛，再也不敢公开活动。但却使汪精卫提高了警惕，一再更换住址，并有近期离开河内的企图。这些迹象及其它情报，均被戴笠分析得知：汪精卫确有近期离开河内的企图，戴笠迅速上报蒋介石请其定夺，并报告布置情况，同时附上一封截获的汪精卫致龙云的信，信中暴露了汪的叛国之心。蒋介石终于下了决心，批准戴笠的行动计划，于3月19日电令行动组：“着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尽管汪精卫比较狡猾，但他所更换的住址还是被军统潜伏人员不断发现，并且随时随地有军统人员监视。在军统人员两个月的监视下，汪精卫后来搬进高朗街27号朱培德夫人宅寓中。此时，余乐醒一直主张用毒药暗杀汪精卫，但绞尽脑汁，却无结果。试验了诸如在面包中注射毒液、在浴池中施放毒气等办法，但都困难重重。此时正好接到戴笠“予以严厉制裁”的急电，只好放弃用毒药的计划，准备实弹狙击暗杀。于是，二人拟定3月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