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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家族全传-第1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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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蒋说当时的想法,现在看来“实在是一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
  蒋介石还认为:在外交方针上过分信赖美国导致了“缺乏自力更生的决心,那就是我们铸成今日悲剧的一个大错”。然而当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对台的“袖手”政策,蒋介石则又能立即捐弃“前嫌”,仍倒向美国的怀抱。
  第七、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大失败,就是在“教育和文化”。并且认为:政治、军事、经济等项的失败,其影响无非是一面和一时的,只有教育的失败,则其影响将及于整个民族。”
  蒋介石认为:教育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学校教育当局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失控。他指责说:“人生处世的意义和革命立国的道理,让教师们随意闲谈胡说”,“大专院校里充斥了共产主义的国际思想”或“自由主义的个人思想”,“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几乎消失净尽”,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遭致“讽刺讥笑”和“破坏反对”,学校做了“中共‘城工’的大本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成了仇视民族文化的口实”和“消灭我民众精神的手法。”
  蒋介石还说,抗战胜利后,党国离开学校,中共乘机而人。当时在学校的青年教师们,几乎大半都做了“共匪”的外围,成了“共匪”的工具了。
  为防止重蹈大陆失败覆辙,蒋介石特别强调整顿教育,强化对教育的控制。当时,蒋介石提出:
  “教育是救国图存的教育”,“最急需的就是如何反共,如何复国的精神教育和生产教育,也就是道德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时,蒋介石还提出“要建立以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宣称“要以三民主义的思想精神,完全使治于每一个学生的精神、思想、生活和各种学术、课程之中”,使其“结合在本党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共同一致的消灭共产主义”,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
  第八、蒋介石认为他的下野是国民党在大陆迅速崩溃的原因之一。蒋介石在许多场合反省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虽然强调他个人“德薄能鲜,领导无方”,要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负责任。但同时又认为是自己下野后中枢无人主持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如果他不下野,就可以驻守南京云云。鉴于他下野的教训,蒋于1950年3月1日以“一惟国民公意是从”为由,在台复“总统”职,以“恢复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
  以上八个方面是蒋介石返台前后对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原因所做的“反省”。他的结论是:并不是中共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蒋介石到台后提出5项努力目标,即:“稳定经济”、“整顿军纪”、“安定社会”、“团结内部”、“建立民主制度”。
  蒋介石的“反思”,只不过总结了他在大陆失败的表象的原因,却根本不知他的反动立场乃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必然失败的原因。“反思”之余,蒋介石仍坚持其反动立场,不断叫嚣要“反攻大陆”,如他在196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
  “最近金、马前线官兵,效法2200年前,田单在谷县和即墨纠合军民,忍辱负重,牺牲奋斗,百折不回,卒能驱逐敌人,恢复其齐国的精神,发起了‘毋忘在首’运动。本来,我为了勉励前线军民,殷优启圣,雪耻复国,曾经以‘毋忘在首’四字,题名于金门太武山上,做为将来反攻复国胜利,使我全体战友和人民,毋忘今日在台、澎、金、马的军民,共患难,同生死的千古不磨的纪念。这在今天反攻复国前夕,由前线官兵来推动‘毋忘在苦’的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最足以显示我们前线军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志节,而且也必能在军中、在学校、在乡村、在社会的每一角落,每一军民,掀起举国一致的心理革新,精神动员,人人走向战斗的新行动和新气象。其实,这亦就是我对大家所常常勉励的“团结奋斗、雪耻复国”八个字的意义。”
  蒋介石到台湾后,时刻不忘“反攻大陆”,成立了“反共救国联盟”,并在岛内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为其“反攻大陆”筹措经费,甚至由蒋介石亲自出马,向国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提交了《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案。
  在筹集“反攻”经费与建立“反攻”组织的同时,蒋介石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蒋还令各部门将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北投的政工干校特别繁忙,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政工部门要求士兵要明确“为谁而战”?要有献身精神,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蒋介石还从日本购进大量血浆,准备与大陆中共决一死战。此时,蒋介石不顾70多岁的高龄,多次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当时最先问到“陆军总司令”罗列时,罗答:“没有把握。”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撤了罗列的职,并改由刘安棋担任。刘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蒋介石龙心大悦,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后蒋介石改变主意,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经蒋介石同意,台湾“情报局长”叶翔之具体部署了代号为“海威”的派遣武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的情报作战,企图进行“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据时任台湾“情报局”督察室主任的谷正文在1990年承认,从1961年至1965年4年间,台湾共派出1800余武装特工人员,最后生还的还不到1/3。
  与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台湾人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神话”。不惟台湾人不相信,连蒋介石赖以支撑台湾的盟友美国,也压根不相信他果真能“光复大陆”。美国人对蒋介石“反攻”态度的冷淡和中国大陆原子弹爆炸成功,使后半生倾全力从事“反攻圣战”的蒋介石长叹一声:“完了!我们反攻大陆已没希望了。”
  2.父业子承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恢复他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至此,蒋介石“名正言顺”地从幕后走到台前。继续苦心经营蒋氏父子偏安台岛这台“双簧戏”。台前蒋介石导演“终身总统”;台后却在秘施重建蒋家王朝于台湾的最重要的战略布署:“父业子承,培养蒋经国接班。”
  蒋介石重登宝座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将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元老纷纷打人冷宫,把台湾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蒋氏“独家经营”。他让既能够帮助自己支撑眼前残局,又能保证蒋经国的地位稳步上升的陈诚任阁。
  蒋经国在台湾国民党权坛上正式亮相的第一个角色,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军阶为三星二级上将。这是蒋介石让蒋经国全面涉足军界,牢牢抓着枪杆子的精心安排。这一职务,官衔虽说不算高,但权力却非常大。他主管的政治部,是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及对去大陆特务活动的派遣和指挥。
  蒋经国以“大跃进”式的速度晋升为二级上将,自然有不少人为之喝采,当然也免不了妒嫉的眼光。原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蒋经国“总政治部主任”任命发布的同时,晋升为一级上将“参谋总长”。据说,周至柔曾对前来“贺喜”的人发牢骚:“现在连老百姓都可以当上将,我在沙场上拼了几十年命才升了这么一个一级上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喜!”这话后来传到了蒋经国的耳中,他在“总政治部主任”的任期内,从未穿着上将军服在公共场合露面。目前流传出来他穿军服的照片,只有一张,那是他在政工干校与王永树(第二任校长)、王升(当时的教育长)私下拍摄照片的着装。
  “总政治部主任”的官衔虽非极品,但实权却超越三军统帅。只是蒋经国苦于在军中资历太浅,素无军功,深感自己涉足军界,根基不深。因此,在“政治部主任”的金色招牌下,蒋经国开始力于培养自己的子弟兵,网罗自己的势力。
  来台初期,蒋经国的班底,世人习惯地称之为“三干一俄”。“三干”是指他担任赣南专员时的干部,如王升“战干团”的学生,以及后来开办政工干校时的干部;“一俄’则指蒋经国留俄时的同学,如严灵峰、王新衡等。第一、第二“两干”虽然都是蒋经国旧时的嫡系亲信,但大多官卑名微,在老将云聚的台湾,这些人自然排不上号,还得经过培养之后方可成器。因此,在后来政工干校开办后,蒋经国也将这两“干”安置在干校中养望待时。“一俄”虽多干才,但为自己效忠的知己也为数寥寥,更何况它为蒋介石所忌讳,因此,“一俄”并无积极贡献。蒋经国于是致力于培养“第三干”。
  1952年11月,经过一翻筹划后,蒋经国的“黄埔”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正式开学。他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于校宗旨开宗明义,“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蒋经国对于政工干校,一直抓得很紧,从不容他人染指。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复兴岗作为“龙飞之地”,干校的学生便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脱下军服进入党政军各界,便是他掌权的班底。王升接掌干校,先为教育长,后升为校长,以培养学生忠于“青年导师蒋主任”为己任,“太子门生”无不出身于此。
  1950年蒋介石将“政治行动委员会”改组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也交由蒋经国一手包办,它虽说是一个“组”却指挥管辖一切党政特务机构。
  此前,台湾最权势灸手的特务头子是彭盂缉。在台湾“2·28”事件之后,彭盂缉长期主掌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直接指挥台湾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1950年蒋介石在重新当上“总统”当天亲笔所书的三道手令,就有一道是下给彭孟缉的,派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协调指挥各情报单位的工作。
  彭孟缉得此一令人耳热眼红的“任命状”后,可谓忧喜参半。说喜是因为,在此“将星如云”、百人之中有九十五人投闲置散于台岛一筹莫展的时候,彭孟缉这一位中将在蒋“总统”复行视事的第一天就得到上述的手令,可知青云有路,朱紫可拾,自然是大喜了!讲忧是由于,他彭孟缉虽出身黄埔,但班辈不高,战功也没有可陈之处。在芸芸将星中,他一位中将未免显得官卑职小,在军中阶级森严的制度下,如何去“协调指挥各情报单位在台之工作”?他是有所顾忌的。
  但是,彭孟缉深知官场上的奥妙,居安思危,知道“势威震主”非万全之道。既然蒋经国已涉足情报系统,他彭盂缉就来一个顺水推舟将保安处变成了蒋经国“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执行机构。到1954年,彭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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