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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蒋介石又给军事委员会送上了《为处置中山舰事件自请处分呈》说：“惟此事起于仓卒，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26日，蒋介石又就关于中山舰案答中央通讯社记者问。蒋介石回答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日前3月20日省中戒严之事缘何时起？”蒋介石说：“在3月19日夜中，余得有中山舰异动报告。因其犯有重大嫌疑，又事起仓狡，不及报明政府，当由余以非常处置，捕获嫌疑犯数人，嗣经查究，其中无嫌疑者一律释放。余现因办理此事先未得政府命令，近于专擅，已呈请政府严予议处。至于种种谣言，纯系帝国主义走狗及奸人所造，乘机煽动，以遂其倾覆政府、分裂革命势力之阴谋。”第二个问题是“当日举动是否牵及省港罢工委员会？”蒋说：“政府对于罢工抵制帝国主义，始终处于赞助地位。余更为拥护罢工政策最力、反对帝国主义最烈之一人，当然绝无摧残罢工，破坏工人运动之理。不过当日因追究中山舰行动，适扎军于罢工委员会门前，致碍及会中人员交通，一切谣言遂由此起。……余甚望工友要心勿为所动，军民一致，最后之胜利终属吾人。”第三个问题是“东山之警戒情形又为何？”蒋说：“东山适亦在警戒区域，乃因部下误会，致有妨俄顾问出人，此亦余所深致不安者。”第四个问题：“外人有因此疑及联俄政策有变更者，果何如？蒋说：“苏俄已成为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吾人即尽力于国民革命，自当努力促成世界革命。若谓革命同志而竟互相伤害，而竟不相联合，宁有是理？实则此亦敌人故散此谣言以惑我革命民众。吾民众果已认识革命主理，则决无受骗之可能。”当3月29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举行所谓国民党二大并致电“训勉”蒋介石等，夸奖他们制造中山舰事件为“功在党国”，鼓励蒋介石努力“清理党籍”的时候，蒋介石即于4月3日发表为中山舰案驳西山会议派通电。电文说：“3月20日镇压中山舰一案，全系个人局部问题，已由中正个人完全负责，呈明政府，自请处分在案。……今又接上海西山派所谓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图破坏本党，摧残革命，不使吾同志同归于尽不止。其煽惑挑拨之技俩，已图穷匕见。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下之行动，不自愧其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今特敬告本党同志与全国人民，曰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革命之进行者，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巩固党国，而慰我总理与已死请同志在天之灵。耿耿此心，惟共鉴之。”4月9日，蒋介石在给汪精卫的复信中，不仅把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责任推给汪精卫，而且认为这是“自卫”性行动。蒋说：“当3月初旬，吾兄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联合会员训话时，闻兄有土耳其革命成功，及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无不惊骇，皆认兄此语，是引起共产党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所以3月20日之事，一触即发，以为共产党员闻兄之言，必有准备，所以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道。盖本出身之军官，对于共产党员幼稚者之行动，固多不满意，而谓其有杀共产党之心，则弟保其绝无之事。盖一般军官皆现在革命战线之不能撤散，与其杀共产党，不知谓自取灭之也。且当时事实，可证明其动作皆出于自卫，无攻人之行动也。”20日，蒋介石又就中山舰案发表演说，认为在事件发生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就造出一种空气，说校长是不革命的”。他还故弄玄虚地说：中山舰事件的经过情形，“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如果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会有这件事情。”蒋介石还就李之龙看管的情形回答了大家的提问。他装模作样地说：“李之龙的事情，你不间我，我就忘掉说了”，又说：“他是代理海军局长不能不负责任。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其余的话，现在还不能发表。总之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我亦不愿意十分追究……李之龙究竟是自己的学生，如果我的学生不好，就是我自家不好；然而现在一时是不能释放的。”到了6月，蒋介石在一次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上说：“我绝不承认3月18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我可明白：3月20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蒋介石除了发表这一连串讲话外，行动上也将王柏龄免职，限令立即离开广州；陈肇英也被免去虎门安塞司令，并责令离开广州；吴铁城被免去本兼各职，送虎门要塞监禁；欧阳格、陈策、徐授等都受了处分。蒋介石还亲自到汪精卫家里，好象是负荆请罪的样子。总而言之，鉴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可以反击的。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反击，而是采取让步。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进而，在6月4日，陈独秀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发表在《向导》上。信中写道：“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由于陈独秀把持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承认既成事实，蒋介石就成为当时的核心人物。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中山舰事件，既是蒋介石向共产党开刀之前的“小试锋芒”，也是国民党高层内部争权夺位矛盾斗争的一种反映。丁贤俊曾撰文介绍了汪精卫对此事件的态度：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在家养病的汪精卫得知消息，曾愤
愤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
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他曾十分自负地
向亲信们表示：自己的地位和历史不是蒋介石能够反得掉
的。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功勋卓著，但在党内的地位毕竟居
于汪精卫、胡汉民等元老之下。如今他竟敢蔑视上级，擅自
行事，这不能不使汪精卫震怒。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才写了
一封信给汪精卫，表白自己是为了制止共产党“图谋暴乱”而
突然采取的措施，至于“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过，诚不敢
辞”，“自请从严处分”。这些官样文章后面流露的桑骛不驯
是显而易见的，以反共反俄情急失检的言词掩饰其反共争权
目的，只能欲盖弥彰。
值得玩味的是，中山舰“事件”反俄反共的性质是清楚
的，但却被大事化小了。蒋介石把所谓的“共产党图谋暴
乱”，缩小为只是李之龙个人的“不轨”行为；对苏俄顾问也只
抨击鲍罗廷独断专横，而不涉及反俄。不仅如此，蒋介石还
表示他对共产党仍抱有“亲爱的精神”，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
对，并且是很赞成的”。又说联俄是国民党的生命，岂有轻易
变更动摇之理。事后他将事件直接肇事人欧阳格等免职拿
办，还通电谴责西山会议派“希图颠覆政府，摧残本党”，竭力
维护“左派”的面具。而汪精卫并没有站在维护三大政策的
立场，对蒋的倒行逆施予以严厉制裁和谴责，而是借口有病
表示消极，就连蒋介石的“专擅之过”也未予处置，便隐匿不
出了。事后甚至还替蒋圆场，说他的根本思想不是反俄反共
的。
中山舰事件表露出蒋介石公开向汪精卫争权，蒋介石。
汪精卫关系趋于恶化已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国民政府核心
领导人之一的谭延阁对“事件”曾有直接了当的评估，他说：
“什么共产党，这是蒋介石反对汪先生罢了！”谭延间还认为
这还关联到蒋介石主动攀附汪精卫要求结为拜把兄弟遭到
陈壁君的阻挠，“大概介石不满江夫人，因而连带反对汪先
生。”这种说法不免有些片面，但反映了当时有些人对蒋介石
的一种认识。这一对未能结成把兄弟的政治人物，从此由辅
佐孙中山的文武干才逐渐变成了争权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