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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昌宗还记得，章亚若说着说着提到她的“地位”未定，禁不住神色悲伤，满眼泪痕。
一会儿，一位姓王的医生拿着针筒来了，先试着注射章亚若的右胳膊，没插进血管，然后绕过病床，替她在左手臂打了一针。
亚若用手揉着胳膊上被针扎过的地方，看着医生跨出病房门没几秒钟，突然一声尖叫：“哎呀！不好了！”她对着桂昌宗大喊，说自己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随即昏迷过去。
桂昌宗当时吓呆了，她跑出去赶忙找医生，护士听到他的呼喊都来了，一时间房里人声嘈杂一片混乱。有位医生说要使用冰块，吩咐桂昌宗去买。
桂昌宗在街头转了二三十分钟，好容易买了一袋冰块，赶紧回到医院，只见床边都是人，他踮起脚也看不见床上的章亚若。正着急的时候，他早先熟识的省立医院院长走到身边，给了他一张病危通知单，他还记得，单子上写得是“血中毒”。
院长没做进一步解释，桂昌宗也慌了手脚，几分钟后，人群散去，医生宣布急救无效，章亚若已死，尸体要送太平间冰存。
之后的一个下午，都是在混乱中度过，当好不容易冷静下来后，桂昌宗兄妹及章亚若的大姐懋兰都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谋杀。
章亚若的死，根据桂氏兄妹与章亚梅的推断，应与她死前所赴晚宴有关。章亚若在赣州的同事对此也很表怀疑，只是出于对蒋经国的尊重，大家都保持沉默而已。
无论死因如何，客观上讲，章亚若的暴亡使蒋经国的仕途之虞顿消，同时，蒋经国也难免对已故的红颜知己生出几分相思之情。噩耗传到赣州，蒋经国不知何故，未能亲往奔丧，而是派了他的好友王制刚前往处理丧葬事宜。据知情人推测，他是不愿再给政敌们制造攻击自己的口实，所以才强忍悲痛未去奔丧。
章亚若的遗体葬在桂林郊区凤凰岭，碑文正中写“蒋门章夫人讳亚若之墓”，右下方是“狸儿、狮儿敬立”。这“狸儿”与“狮儿”即章亚若的遗孤孝严、孝慈兄弟俩。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如果从桂氏兄妹的回忆来看，似乎确有蹊跷。有人认为是蒋介石派戴笠布置杀手所杀，有人认为是蒋经国手下的情报人员，为了维护“主子”的官声，盲目护主的愚忠行为；还有人认为：蒋经国之与章亚若私通，完全是一时之兴，那一对双胞胎也是“失误”才降临于世的。据说，蒋经国曾当面告诉章亚若，不得怀有蒋家的后代。但章氏既多情又工于心计，很想用孩子套住蒋经国的身与心。结果自己却先送了命。直到1992年1月10日，正值蒋经国辞世4周年前夕，王升在台北家中接受著名主持人凌峰的采访，才对章亚若之死因做了澄清，说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抗生素，不治而亡。
事实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只有蒋经国自己才能解释清楚。现在，这唯一的持有“底牌”的人也已经长逝，则章亚若的死亡原因恐怕就是个永远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与乃父相比，蒋经国在个人感情生活上要严肃得多了，有关他的私生活的传闻也一直并不多见。自章亚若暴卒之后，蒋经国不久即回到重庆与家人团聚，在父亲和夫人蒋方良的眼皮子底下，蒋经国纵使有心，也断断不敢再闹出第二个“章亚若风波”来。而且，公允地说，蒋经国对章亚若始终是以真情相系的，绝不是“一时之兴”。当初章亚若的丧事办完，桂辉身携章亚若的遗物及遗书赴赣州面呈蒋经国。蒋经国捧读遗书、睹物思人，不禁潸然泪下，久久不发一语。可见他对章亚若的感情之真挚，与乃父蒋介石见异思迁，始乱终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终蒋经国一生，除蒋方良之外，即使把章亚若墓碑上“蒋门章夫人”的文字视为蒋家对章亚若身份的一种“追认”的话，则蒋经国也不过只是一妻一妾而已。与蒋介石相比，就大为逊色了，蒋介石想把儿子塑造成自己的“复制品”，至少在婚恋、家庭方面是没有实现目的，不知老蒋九泉之下肯瞑目否？
3．经文纬武
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之初，曾在溪口隐居静读。蒋介石如此安排，实是用心良若：一则可以避免经国与后母宋美龄之间因合不来而产生矛盾，二则可让他在生母毛氏身边多住些时日，以慰毛氏孤寂凄凉之苦。除此之外，老蒋还有更深的用意，那便是通过“修身养性”的读书生活使经国从12年共产主义教育和马列主义思想熏陶中“清醒”过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以图后进致用，继承蒋家王朝的“万年基业”。静读修养之余，蒋经国还负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向蒋介石写一份详细的《旅俄报告》，期以对12年的留苏生活来一个重新认识，彻底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据说，蒋经国这份旅俄报告书数易其稿，曾被老蒋连连打回，不能通过。关于这一点，可以蒋经国在其父去世后所写的《守父灵一日记》中得到验证，他记述说：“父亲对此报告，批阅四次之多，曾嘱妥为保存。”看来蒋经国几经删改之后写成的《旅俄报告》最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因为蒋介石曾于1937年6月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中作如下批示：“你报告二部皆已阅毕，感激殊多。回想经过之患难与苦痛，应知以后时时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望常自览，应将原文寄还宝藏家中，可作宝贵材料也。”
蒋经国谨遵父命“洗心革面”但他毕竟在苏联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生活了12年之久，耳儒目染、潜移默化中所受到的“熏染”，绝不可能因为一份《旅俄报告》就彻底消除干净。反从他这份《旅俄报告》“被蒋介石打回来几次”这一点来看，已足可见蒋经国所受“熏染”之深。至于他最后终于写成了这份报告，终于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则多半是在作“官样文章”，其以博得乃父的欢心与放心。12年的“毒化”，一份报告消解不得，几个月的“读书静养”也难以奏效。毛宁邵的回忆就说明了这一点：
1937年3月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经上海到南京，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之后，便回到他多年离开的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老家。那时，蒋经国就任在溪口镇的文昌阁小洋房里。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秀丽，而且很安静，背靠山，面朝水，花香鸟语。蒋经国住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当时教他念书的先生，是特地从外地请来的，名叫徐近邻，是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学生，为人诚恳敦厚做事认真负责，待人也很热忱，他的老婆是德国人。蒋经国每天必读的书全是中国古文，像《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等等，还习练写大、小楷毛笔字。
在溪口那些日子，蒋经国身边有八名全副武装的卫士保护，还有三个便衣卫士。这三个便衣卫士直到后来还一直跟着他，可以说是他最信任的心腹，一个叫曹激，一个叫聂兆元，一个叫徐文贵，都是由南京侍从室待卫长派来的。由于蒋经国回来，小小的溪口镇一时增添了热闹。
年轻时的蒋经国性情活泼好动。蒋家门前是一条水面很宽。很浅的小溪，他平时做完功课后经常到那里去玩，有时光着脚下溪捉鱼，有时在水较深的地方游游泳。他家的后面有一座山，蒋经国有时也去爬爬山。虽然不是居住在大城市，但他的生活还是很丰富多采的。蒋经国对母亲很孝顺，母亲的话唯命是听。有一次蒋方良提出去普陀山游玩，因为要过海，毛夫人很耽心，生怕“凶星天降”，坚决不让蒋经国去，结果只让别人陪蒋方良一个人去了。蒋介石望子成龙心切，当蒋经国在溪口住下不久，就派邵力子到溪口来看他，主要是了解蒋经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邵力子临走时还把蒋经国自习的大小楷毛笔字带了一些回南京去了。上海有名的大亨、三北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也到溪口来看过蒋经国。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纷纷来看他，弄得蒋经国既要学习，又要应酬这些达官贵人，送往迎来，实在是忙个不亦乐乎。
蒋经国在溪口大约住了半年，抗战的风声就越来越紧了，特别是在上海沦陷以后，杭州也开始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溪口也就不那么平静了，于是蒋介石就要蒋经国赶快离开溪口到后方去。那时江西还比较安全，加上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又力邀蒋经国到江西去，以讨好蒋介石，于是蒋介石便决定让蒋经国去了江西。
9月重阳过后，蒋经国在竺培风（蒋介石妹妹之子）武装警卫以及南京侍从室第一组组长袁广陛等的保护下，浩浩荡荡地向江西进发。同行的有蒋方良和他的儿子爱伦。还带了两个保姆和专门烧饭做菜的厨师张小品。到南昌后，蒋经国开始住在赣江边下沙窝的“励志社”，里面是个大院子，有礼堂，有小洋楼，是个很清静的地方。因为“励志社”不便安置住家，蒋经国不久就搬到当时的财政厅长文群的屋子里住。大概过了三四个月又搬到了二纬路的寓所。
1938年初，熊式辉安排蒋经国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不久又派蒋经国兼新兵督练处处长。蒋经国很少在办公室，他喜欢一个人出去，行动很难使人捉摸，从不通知任何人，因此，往往使保卫人员感到头疼。有一天深夜，蒋经国的卫兵和司机们都认为他早该睡熟了，便结伴到外面散步，等他们回来时，大门已经关上了。这些人不敢大声叫门，也不敢接门上的电铃，在门外急得团团转，后来商量派一个人爬进墙去开门，想不到大门一打开，蒋经国也站在了大门外，原来他又出去了。
毛宁邵作为蒋经国的司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8年，据他的回忆，蒋经国在赣期间，推行新政，作风朴实，而且尚知“深人群众”，不摆官架子。这些，都与当时国民党官僚政客的作风大不相同，也就证明了当时的蒋经国并没有真正、完全地“洗心革面”。
据毛宁邵回忆说：
有一年的元宵（节），蒋经国突然提出要到景德镇去看看。到了景德镇，不料被那里的伤兵知道了，伤兵都来向蒋经国借钱抽烟，说打日本鬼子挂了彩，在后方连抽烟的钱都没有，都说找到蒋经国就有办法了。当时，恰好我在门口，不然的话，那些伤兵真不好对付。我对伤兵们说，蒋副处长开会去了，明天来。晚上我和蒋经国商量，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走了，连景德镇的专员都不知道我们到哪儿去了。还有一件吃馆子的事，给我印象很深，那是五六月间，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一天，蒋经国和待从人员在街上闲逛，正好走到豫章路的“六扒馆”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去品尝一下南昌的口味，于是便朝馆子里走。刚进店门就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辱骂声和摔碗甩筷的叮当声。原来是一个军官盛气凌人，因服务员上饭稍慢了点，就大发雷霆，把端上来的一碗饭向服务员迎面打过去，旁边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劝阻。蒋经国本来就喜欢管闲事，见此场面，起身走过去指责那军官的粗野行为。大概因为蒋经国穿的是便服，那军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还说什么“少管闲事”之类的话。站在身旁的侍卫本想发作，被蒋经国拦阻了。那军官还是神气十足。最后，蒋经国只好出示自已的名片。那军官一见名片，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