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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等的就是宋美龄这个“为什么？”他一五一十，把台湾军队中强制限龄退役的制度大致讲了一下，说：“今年，已到了我这个中将军衔限龄退役的年龄，我已经在报请退役了，妈妈回来时，我退了役自然不能再穿军装来看妈了！”
宋美龄晚年私事很少，对军中制度就更是不闻不问，所以，这个“限龄退役”的制度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件新鲜事。因为在她的印象里，自己的丈夫一辈子都穿军装，她平时常能见到的军人如何应钦、薛岳、顾祝同等人，也都是到了拿拐杖时还穿军装的。于是，宋美龄又问：“何敬之为什么可以继续穿军装？”
纬国回答：“那是一级上将，功在国家，终身职的。”
这么一解释，总算让宋美龄明白了个中原委。正在这时，蒋经国一家人也到了。蒋纬国起立，给蒋经国敬了一个军礼，蒋经国问：“在家里干什么来这一套？”’！纬国未及作答，宋美龄忽然指着蒋纬国问蒋经国：“纬国做军人还可以吗？”
蒋经国不知老夫人何出此问，随口答称：“他本来就是干军人，干得很出色。”
“既然他干军人很出色，为什么听说他在办报请退役，要脱掉军装？”
蒋经国久惯官场，当然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无奈，他只得回答：“纬国中将年龄到了，也听说他在报请及龄退役，不过我已经交待给他办升级上将的事了。”
在这种情况下，蒋纬国终于缓慢地晋升了一级，成为上将。
蒋纬国之所以晋升，除了宋美龄的力荐之外，前“三军大学”校长余伯泉的鼎力相助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当时，余伯泉除了直接向蒋经国进言外，还主动提前办理了“退役”手续，一力保举蒋纬国接替自己出任“三军大学”的校长。由此，蒋纬国方得晋升。
蒋纬国担任“三军大学”校长之职后，与其兄蒋经国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缓和，火药味仍然很浓。蒋纬国在学校讲课或作讲演时，不是大力推崇乃父蒋介石，就是宣扬自己的作战阅历和战略思想，极少提到或称赞蒋经国，大有“目无兄长”之嫌。此外，蒋纬国在发表关于战略和军事学术问题的讲演和谈话时，其言论往往触及到“全局问题”，一次，他在接受一位外来记者访谈时，强调：“我们从来没有要反攻大陆，至少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据说，蒋纬国这种“反攻无望论”的言谈曾使蒋经国大为恼怒。
蒋纬国升为上将，保住了“穿军装”的资格，也保住了他作为“皇子”的面子。可惜他的嘴不老实，一再给自己惹祸，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他抨击王升的故事。蒋纬国早就对蒋经国把王升提升得过高过快表示过不满。王升被提拔为上将时，蒋纬国还是在中将位置上，他曾讥刺说：“台湾又出了没打过仗的上将。”
80年代初，台湾警方和调查局联手镇压“美丽岛”案，是由王升亲自策划的。事后，蒋纬国一面谴责“美丽岛”闹事的人，一面批评“官方”处置不妥，并尤其对“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进行了尖刻的指责，认为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严格执行“戒严令”，不容“聚众滋事”。他讽刺说：“只有老百姓出身的上将，才指挥军警去挨打，要是在战场上，岂不要垮得一干二净！”
蒋纬国的这些言论传到蒋经国耳朵里，这位“总统”不禁勃然大怒，立即免去了蒋纬国“三军大学”校长一职，改任“联勤总司令”，成了一个有职无权、为别人打杂的光杆司令。而且，就是这样一个职务，也是有附加条件的：蒋纬国今后谨言慎行，安守本分干好三军后勤工作，不涉及他职权范围内的业务，决不允许他擅发议论，尤其不准“狂妄”指责中枢的决策。
蒋纬国在台湾号称是精通战略的将才，结果却落得去给三军办后勤，经、纬二人之间的芥蒂到了这个地步，怕是难以消除的了。
蒋经国对这位至少在名分是自己“胞弟”的“皇二子”成见之深，一直是世人所难于理解的。这是因为，蒋经国平日为人处事是非常宽厚仁和的，与蒋介石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甚至打人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赣南任专员期间，蒋经国位高不居、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是颇有口碑的。曾与蒋经国共事的薛汕在一篇文章中对蒋经国的处世方法和作风有过具体描述，他说：
一般的国民党的军官，很神气，军装着身，斜皮带一挂，长靴直响，总有高人一等的架势。可是，他一反其“势”，很少这么穿戴。倒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赛马场中的骑士。看来，他不像在当官，倒像是个“运动员……没有架子……喜欢与青年人一道唱歌、玩儿曾任丰镐房帐房先生的唐瑞福也回忆说：
在进丰搞房做帐房之时，有过一场小小的风波。原来宋涨生被炸死后，蒋介卿师母、孙琴风舅母和蒋立样镇长都想荐人。当内定由我做帐房时，忽然无风起浪，外面纷传当丰镐房被炸后，唐瑞福最先进去，抢出五万元钞票云云。镇长蒋立祥甚至把我店里伙计叶阿定传去，在白岩下庵审问有没有看见过，叶说钞票我没见，只见过一只箱子（是我岳母周雅莲的衣箱）。我妻在石缮，闻讯大怒，赶到溪口质问，我也很恼火，要求把事查清楚。孙琴凤舅母出来说公道话，说衣箱确是周雅莲的。大家劝我不要把这事让经国知道，因他正在万分悲痛之中，惹了气，发起火来恐怕很凶。但我越想越气，不管这些，晚上拿了灯笼到武岭公园中国旅行社小洋房去见经国。他一只脚搁在床上待睡，问我为什么这时候还来，我就一五一十告诉他情况。他听了后，笑笑说：“我已知道了。因是自家人（伯母）弄出来的，不好怎么办。家里的钱，我都知道，哪会有这大数目。我对你摊底牌，肖王庙舅婆（琴凤的舅母），伯母（介卿师母）、立祥（镇长）都要荐人，随我拣，我不相信他们，一定要你帮忙。经国这样一说，我就说：你这样信任我，我可以暂时帮忙；你有人马上来，我可以走。就这样，我正式开始做了丰镐房的助理帐房。当时经国还对我说：“我会通知亲戚，以后我来时亲戚来，我不来时亲戚不必来。你管经租及礼尚往来，上坟做忌。葛竹舅公来时要好好招待。”葛竹舅公叫王贤裕，神经有点失常，平时穿道士服装，手拿拂尘，常要到溪口来。年纪七十六岁时，人家问他几岁，他说十六岁，原来是除去一个甲子算的。
溪口沦陷前夕，宋周运和蒋瑞春由蒋经国派蒋恒祥专程来陪到江西去，临行时，曾叫我同去，我说抛不开家，并对宋周运说：我是你的助手，你去了，我也可以告退了。乃把帐目交清，离开丰镐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国差副官蒋恒祥持信来，叫我再管丰镐房。到1948年1月（农历过年时），我因与武岭学校校务主任施季言有意见，我感到施的权威甚大，再做下去不好，乘经国回乡，就对他说：我在宁波有蔬菜行，这里的财政，平时已有蒋孝佐在管，就请他接办吧！就此最后辞职离开了丰搞房。
由上述回忆可知，蒋经国无论为官还是处理家事，性格都是十分敦厚的，不是动不动就大发雷霆的那种人，也不是斤斤计较，动辄与人结怨的那种人。可是，惟独在对待蒋纬国的态度上，他却时时表现得胸襟狭小，不肯丝毫客让宽忍。究其原因，多半是年轻时老蒋夫妇尤其是宋美龄对蒋纬国的偏爱种下的祸根，这祸根酿致了日后的兄弟之间的猜疑、妒嫉，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情结”。在这种特殊情结的支配下，蒋经国逐渐养成了下意识的思维习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旁人身上，他可以容忍，甚至可以借此表现自己的大度；而发生在蒋纬国身上，就一定要斤斤计较，要给予回击，绝不肯放过。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作为“台岛第一家”，的蒋氏家族，同样也难逃俗务的缠磨，在“军国大事”的幌子下，演出了一场场家庭闹剧。
4．“义结金兰”蒋介石和他的把兄弟们
蒋介石出生和成长的时期，正虽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历时两干余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正走向没落和瓦解，列强的大炮已经把封闭的中国大门轰开了很大的缝隙。帝国主义以其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人侵，正在使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逐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社会。但是，虽然如此，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仍然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出生在浙东山村小镇盐商之家的蒋介石，自幼受到小生产者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的熏陶，接受的还是传统的儒家学说旧的伦理纲常、旧的道德规范。传统的文化和传统的习俗，使蒋介石奉“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为金科玉律。中国民间素来盛行“兄弟结义”，浙东一带民风缥悍，此风尤盛。在大背景的熏陶和小环境的影响下，蒋介石也笃信这一套，认为好朋友之间就应当金兰结盟。成为异姓兄弟，交友之道舍此无他。因此，蒋介石一生当中，从离家求学到投身军伍直至后来执掌中国政治权柄，曾先后结交了几十位“盟兄弟”，其数量之多，为近现代“大人物”中所鲜见。
蒋介石之与朋友结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意图和选择标准。在家乡及奉化县城求学期间，他曾先后两次在同学中挑选情投意合的伙伴，结拜“十兄弟”。在奉化上学时，他在同学们当中有“红脸将军”之称，可知他那时还是比较重情义，讲义气的。
东渡日本留学时期，他结识的陈其美，从此追随陈其美参加革命，在辛亥革命中成为陈其美的得力部下。因为当时政党派系林立，同盟会内部也有不少分支派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深感只是同盟会的“同志”已经远远不够了，于是先后同陈其美、黄郭、张群等人焚香换帖，义结金兰。那时候，陈其美是沪军都督，黄都是沪军的师长，而蒋介石只是一个团长，他与陈、黄二人结为兄弟，自然于情义之外是另有所图的了。
陈其美遇害后，蒋介石顿失靠山，决心再找一些为孙中山所倚重的人结为金兰之盟，以图功名。当时，在中华革命党中担任财政部长的张静江和担任军事部长的许崇智成为蒋介石结盟的首选人物，几次奔走，总算如愿以偿。如同结交了陈其美之后被引荐给孙中山并得到赏识一样，蒋介石与张静江和许崇智义结金兰之后，得到了张、许二人的大力提携，进而更得到孙中山先生的青睐和重用。这一时期，他还先后与孙中山先生的机要秘书邵元冲、大元帅府秘书长戴传贤、粤军将领吴忠信等人结为义兄义弟，其借力攀援的用心是十分明显的。
在挥师北伐、底定中原的过程中，蒋介石军权在握，迅速崛起，严然成为国民党内部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虽然如此，但他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国内各派军阀和国民党内的各派政治力量中，反对他的人也不少。因此，他更需要以结拜盟见义弟的方式笼络人心，寻求支持。在此期间，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等人结为兄弟。
此后，蒋介石通过种种军事和政治手段，终于执掌了民国大权。但是，国内反对他的政治势力和军事集团仍然大有人在，蒋介石在进行金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