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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第一幻想和平解决。他说：“我们现在固然要尽力避免战争，且在未至开战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现在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人民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的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这种精神的表现，决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所能压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但若万不得已而须以武力自卫，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第二，迷信国联来解决他说：“我国是世界国家之一，即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际联合会的一分子，即不能离开国际。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尊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第三，先要安内。他在9月28日宣誓救国御侮决心时写道：“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之气，兄弟阅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遵守纪律，期于十年之内，雪今日无穷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10月10日，所谓双十节手书救国之道誓词说：“救国之道，在和平统一，御侮之要，在守法奋斗，统一为和平之基，守法为奋斗之本。”到了11月 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宣誓就职外长时更是露骨地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蒋介石的三个态度，集中到一点仍是不抵抗。陈布雷在日记中说：“9月18日，日军突破北大营，沈阳沦陷。蒋主席闻读次日即起程回京，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惶惑无主，而党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树异帜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之气焰。蒋主席忍辱负重，决定按照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于国际之公论，一面则严令东北当局，节节抵抗。然东北军骄逸成性，不能遵奉命令，达成任务，日军复锐进侵略，以致失地日广，三省相继被占，而内外责难更纷然杂起矣。”冯玉祥当时避居山西汾阳，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备战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其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这个时候被蒋介石起用的外交部长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了一段很深刻的话，揭示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顾说：“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
沈阳发生事变时，蒋介石已前往江西指挥“剿共”去了，电报到了南京，国民党大员们慌成一团，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日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恣意烧杀奸淫，迅速将战火延及东北全境，东北三省的银号和中国交通银行均遭日寇洗劫，连张学良的私邸也被日军搜查、捣毁。
张学良眼看大好河山沦入敌手，痛不欲生，而蒋介石却仍然不准抗日。他于21日从“剿共”前线返回南京后，竟大谈“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次日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绝口不提抗日，只要求民众埋头工作，交捐纳税，“勿问国事”。23日，又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宣布了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方针：一、依靠国联“主持公道”。二，鼓吹“以文明对野蛮”，要中国人民以“文明”的不抵抗，忍受日寇的野蛮屠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致粤要人电》，更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
1932年1月28日，日舰炮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鼎军长蔡廷谐率领下奋起抵抗，发出“艳电”，“…·二八”抗战就此爆发了。
1932年1月30日，蒋介石发出了《为“…·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这个通电的发表是有内幕的：十九路军发出艳电的当天，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陈立夫等人群集溪口，一致决定由蒋介石通电全国军人表示抗日决心，以免引起国人反对。蒋介石迫于情势，只好同意。这个通电毕竟表明了蒋介石的态度。通电中说：
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此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项奋发，敌汽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
通电发表之后不久，蒋介石重新上台回到了南京，2月5日蒋介石又致电何应钦（当时军政部长）说：如吴淞要塞陷落，日本陆军登路参战时，则我空军亦应参加沪战。除与陆军预定协同动作外，而空军动作，总以飘忽无定，出没无常，使敌猝不及防为要。
16日又致电宋子文（当时财政部长）说：
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故此后军事开始，究至如何程度，均难逆料。而江西与河南伙食必日紧一日，接济必完全继绝，请兄能在南昌运存一千万元，郑州运存二千万元之中央钞票，则政府尚可活动，军队亦可维持，或能渡此难关，不至崩溃……望设法助成之。
1932年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时，当时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将军去浦口迎接蒋介石，曾趁机向蒋介石进言：“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立即表示：“很好。”并关照何应钦调动备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两个师合成为第五军，归张治中辖制，率军参战。蒋介石之所以同意由张治中率部参战，是有两种原因的。此前，面对淞沪抗战已经爆发的局面，在南京开会商议对策时，陈友仁、于右任、冯玉祥等都在会上发表了一番激昂慷慨的讲话，主张要珍惜十九路军救国家爱人民的抗战精神，要求中央出兵参战。蒋介石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致使这次会议没有形成任何决议。那么为什么他又同意张治中的意见了呢？宋希濓曾就此回忆说：“此刻他知道如果不于这一紧要关头，酌派部分嫡系部队参加，不仅说明他的通电的虚伪，而且将会严重地影响他的地位和领导权。
第五军协同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战了33天，抵抗了日军六、七万兵力和两百架飞机的进犯。在此期间，蒋介石曾在2月18日电勉第五军全体将士与第十九路军团结奋斗。电文说：
抗日为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辱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因为敌人之所畏忌，且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陈布雷在日记中，也说及：
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鼎、蔡延谐、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后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公曾电张治中军长日：在前线必须让功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争竞，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汝等与十九路军同一命运，生死与共之，况于荣辱何与。（此电文抵记其大意，词意与原文或有出入。）如此精诚，其堪泣天地而动鬼神者。
2月23日，蒋介石再一次电勉淞沪抗敌各壮士。电文说：
日军倾力进犯，连日江湾、庙行镇、闸北一带，冲击激烈，开未有之激战，我军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战，气吞山河，屹若金汤。我革命军之勇武、大无畏精神，足以表现于世界，而震惊全球。庙行镇一役，予日军以重大歼灭，尤属难能可贵。各将士不屈不挠，精诚卫国，放革命之异彩，争取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积极奋斗争，达成其使命，愿与诸将士共勉共历，奋斗到底。”
25日，又致电蒋光鼎谈及部队部署。电文说：
“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冬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全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撅，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
上海抗战一开始，日军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曾经狂妄地宣称：四小时内即可占领上海。然而，在十九路军官兵的奋勇抵抗和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一致支援下，日军的进攻连续受挫，遭到重大伤亡，非但没能在“四小时内”占领上海，反而因初战惨败，盐泽被撤了职。
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浴血抗击日寇，蒋、汪合流的国民政府却在准备着迁都洛阳，临阵逃跑了。
l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其悲观的态度和逃跑主义嘴脸自曝无遗。可见他早有妥协之意，而无抗日之心。
“…·二八”事变前几天，杜月笙和史良才一同找到蔡廷谐，说张静江有要事要和蔡面谈，要蔡到杜宅一晤。蔡廷谐到杜家后，张静江对他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