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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训练期间，蒋介石又在庐山校阅了各师的射击手，两次讲了话，他一再说：“我们这一次‘剿匪’，不仅是我们革命全体官兵的荣誉和耻辱，成功和失败所关，而且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土匪不先剿清，不仅是我们的国家从此没有希望，就是我自己，也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
第二个阶段是“围剿”进行的后期办的，从1934年7月开始，9月结束，先后也办了三期，每期仍为三周。
这三期的中心内容仍然是“反共”，不过着重进行精神教育，进行所谓“军人魂”的教育。因为这个时候，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基本得手，所以不再是满嘴的“反共”词句，而且从更高的角度开展精神教育。1934年7月9日，第一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做人的根本大道》的开学典礼训词。他说：“本团长此次之所以要召集我们全国的高级和中级官长到此训练，就是要将这个做人的道理与做革命国人的道理，传授于大家。”“这个做人的道理，就是我们各人的灵魂，也就是军队的灵魂，而且是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而他说：“这个做人的道理，当然是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我们国家民族和军队的灵魂，当然亦是总理唯一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总理在三民主义内所指示我们的中华民族固有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践八德的门径，就是实现主义的着手之处，这个门径和着手之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生活运动中所提出来的革命行动，最高原则“礼义廉耻””的四维。唯有照着这个礼义廉耻的四维来做，才可以实践八德，才能够实现主义。”接着，蒋介石在9日10日、11日、16日、23日、24日和25日，作了十次讲话。8月6日，第二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军官训练的目的和方针》的开学典礼训词。他说：“我们各位学员到军官团来受训练，其唯一的目的，是要先寻着我们军人的灵魂，再来挽回我们整个国家的人格！换言之，就是要创造我们军人的新生命，来创造我们新的中华民国！”国家和军人的灵魂是什么呢？蒋介石说：“就是总理所首创的三民主义。”从6日至8日，蒋介石就《军事教育之要旨》作了5次讲话。8月25日，蒋介石在第二期毕业典礼上说：“在第二期的训练期间，本团长因为自己身体不适，以致在最后两周，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凡要想交给你们的一切精神和重要的讲话，不能…一讲授，这是对于各学员觉得很不安心的一件事！”接着，谈了所谓“作战的要诀。”9月9日，第三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总理首次革命纪念暨本团第三期开学之意义》的开学典礼训话。他说：“我们此次到军官团受训练意义，就是要使我们全国的革命军人真正能够统一意志团结精神。”“我们此次来受训的目的，简单的讲，就是要听到做人尤其是做革命军人的道理，发扬军人的道德，以增进民族的道德；恢复军人的人格，以提高国家的人格，要回军人的灵魂，以光大国家的灵魂！总之，就是要创造军人的新生命以创造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我们此次来到军官团受训所应抱定的宗旨……就是古人所讲的两句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接着，蒋介石在10日、11 日、15日、17日、18日、23日、24日、26日和27日相继作了九次讲话。
蒋介石在第三个阶段三期的二十九个讲话中，主要讲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鼓吹军人要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蒋记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践“八德”的着手处，就是“明礼义，知廉耻”。当时，蒋介石是想通过这种所谓“灵魂”的教育，来改变军队的政治思想面貌，要树立一个所谓总的奋斗目标。第二，鼓吹“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这就是要绝对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与指挥。所以，听到“蒋委员长”，马上一个立正，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第三，鼓吹“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这就是要人们全力以赴为蒋介石卖命。蒋介石在讲话中，还专门分析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从中国学去的，我们要超过这种精神。第四，鼓吹“将过去的一切颓风恶习和一切不好的思想行动，彻底改革，一扫而空。”这种“颓风恶习”是指：“自私自利，贪污卑劣，骄奢淫佚，偷生怕死，互相欺诈，夺权夺利。”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改善军队的面貌，使官兵能结成一体来为他卖命。当然，在精神教育中，他是把反共作为一个主要内容的。蒋介石在多次讲话中，总结了他历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要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记取。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第二阶段的精神教育中，并不像第一个阶段的二十五个讲话那样咬牙切齿满嘴的“反共”语言。而这次更多地讲了“攘外”的问题。
庐山训练的结果，使蒋介石的军队在作风上有了一些改观。当时的第十八军各师，军官的生活和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制军装，脚穿草鞋或胶鞋，吃大锅饭。这不仅表示与士兵同甘苦，骗取士兵的卖命，同时也为了减少在战场上的目标，以避免遭到我红军的阻击。周恩来在1936年7月9日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认为：“ 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到了顶峰。”“蒋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五万军队发起进攻，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
当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主宰全军，实权在握，仍然是大权独揽。而名义上“主持政务”的汪精卫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也就没有了实权，因此，处处受制于蒋介石。这样，蒋、汪联合很快又变成实际上的蒋介石独裁。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始终无改的情况下，独裁后的蒋介石得以调动全国各地的军队，继续对工农红军实行大规模的“围剿”。
还在中国工农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时，蒋介石在1929年6月22日，就令国民党驻漳州的张贞部，“望如期遵令进驻龙岩、连城围剿残匪，以期一劳永逸，一俟该股剿灭，即派第十师入延平助史肃清全闽。”第二年1月23日又致电驻在汀州的金汉鼎，说：“现朱毛窜赣，抚州告急，请兄速派有力部队追剿，先肃清朱毛，而后澄间可也。”
1930年8月2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转告何键，“速集所部，近期进剿，得早日恢复长沙，以挽危局。”这时蒋介石已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镇压革命的机构，在鄂豫皖边区设立“绥靖”督办公署，以李鸣钟为督办；在冀鲁豫设立“巢匪”总指挥部，以韩复菜为总指挥；在江西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孙连仲为督办；在湘鄂赣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王金近为督办；在湘鄂西的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徐源泉为督办；并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统辖湘鄂赣三省反共军队，筹划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特别是对赣南红军主力进行围攻。
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在所谓“共匪攻陷长沙，湘、赣。鄂、闽、粤各省匪祸蔓延”的情况下，急忙从中原大战前线赶到汉口，亲自召开湘鄂赣三省“会剿”会议。1930年11月2日，蒋介石命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在《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确定后，“必须规定开始与终结日期，各部队开始行动日期与所经过地点与日程，亦须在命令上规定，湘鄂赣区亦须如此，请电告该两区。”
1930年11月4日，蒋介石又复电朱培德令江西部队限期收复吉安：“无论湘鄂部队进行迟速，而江西部队应迅即限期收复吉安，不可延缓，坐失时机。限鲁主席于日前收复吉安，肃清赣江上下游，限五十五师于删日前克复景德镇，勿误。”12月2日，蒋介石致电南昌鲁涤平、汉口何成浚、长沙何键：“中定鱼日由京出巡，希严督各部如计进剿匪共，务限于此一个半月内，将所失各县一律收复，不得有延误。”
1930年12月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告误人共产匪党民众书》，同时由南京出发，“视察各地匪军叛乱情况。”
1930年12月9日，蒋介石抵达南昌，立即召集“剿匪军事会议，”策定第一次“剿匪”作战计划，调集第六、第九、第十九三支路军及航空队，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投入的兵力约有四万四千人。这三支路军中，以第九路军为主，由鲁涤平任总指挥，督率第十八师（张辉被）和第五十师（谭道源）负“围歼”之责。同时，在南昌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