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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就在“九·一八”后以惨败收场。
蒋介石在第二次下台又上台后，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下，组织了更大的规模的对我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这次“围剿”蒋介石拟定的实施计划是“重点进攻、分区围剿”，以期达到各个击破我红军根据地的目的。
1932年5月25日，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豫鄂皖“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曹浩森为参谋长。总司令部设在武汉，下设左、中、右三路军。左路军由何成浚指挥，对付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右两路军则全力围攻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路合计有30万兵力。6月7日，蒋介石由南京乘军舰出发，前往武汉。18日，在庐山召开了所谓五省（河南、湖北、安徽、及湖南、江西）“剿匪”会议，在这个会上，蒋介石宣布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剿匪”方针，“确定了第四次围剿计划，决定先从肃清豫鄂皖三省匪军着手。”计划第一步攻占我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将我红四方面军主力驱出鄂豫皖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我金家寨为中心之皖西根据地，再由北而南，将我红军主力压迫于英山以南之长江沿岸而歼灭之。还采取编织保甲，厉行“连坐法”，强化各级反动党政机关和地方反动武装，动员外逃的土豪劣绅，“回乡执政”等措施，以配合其军事进犯。
7月上旬，各路纵队陆续开始“围剿”行动。蒋介石给参加“围剿”部队的将领是电报频繁，调兵遣将。7月15日，蒋介石致电林蔚转朱培德、李济深，“霍邱既克以后，皖省剿匪交王均总指挥负责处理”。8月20日，蒋介石致电王均说：“匪之主力全在鄂东，此次在黄安七里坪决战，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则皖西各部应乘机急进，如期占领指定地点，并严令督促勿延。”同日，蒋介石又致电曹浩森说：“七里坪匪既东退，则我军部署，拟以第三、第八十、第八十三各师，为一纵队，归陈继承指挥，向新集进攻；而以第二师调回开封，第十师调回武昌，整顿补充，第八十九师暂驻七里坪附近为陈纵队之预备队。第三十师驻黄安附近清乡。第十三师调麻城，第三十一师调武长路，第十一师仍调罗山集中，为豫南总预备队。如此布置较妥。希以此意转商经扶，并摧限期速占新集为要。”9月22日，蒋介石为了庆贺胜利，致杨永泰条示：新集县名准称经扶县，金家寨县名准称立煌县，”同一天，蒋介石向林森（国民政府主席）报告说：“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虞念。”
蒋介石在鄂豫皖“围剿”得手后，又到南昌主持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采取军事与政治并进的方针。军事上，划分地区，逐步“清剿”，先行消除各区分散的红军，夺占一地，即恢复其反动统治秩序，然后对赣南大举围攻。政治上，按其庐山会议决定，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我根据地，加强地主武装，加强镇压和诱骗民众等。
这一年年底，蒋介石分别致电曹浩森、蒋光鼎、蔡廷谐、陈济棠，反复阐述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论调，督促“围剿”部队早日完成“清剿”任务。
但是，无论蒋介石“围剿”红军多么不遗余力，这次来势汹汹的“围剿”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日军于1933年1月3日攻陷山海关后，又开始向热河进犯，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许多爱国将领和部队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不愿再“剿共”。这样，导致参加“围剿”的部队军无斗志，将士皆不用命。二是国民党军队在“围剿”中连遭败绩，大量生力军被我工农红军歼灭。2月底至3月初，在黄破登仙桥地区，陈诚苦心经营的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被红军主力全歼。3月4日，蒋介石在给陈诚的电报中曾说‘“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
一方面是军无斗志，一方面是大量生力军被歼，内外交困中，第四次“围剿”又以失败而收兵了。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我们剿匪4年，不仅于匪没有损失，而且牺牲了许多官兵，匪势一天在狂撅起来。”于是，他痛下决心，整顿军队，开办训练团，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
1933年8－9月间，蒋介石完成了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工作，将进剿的部队分为北路军、西路军和南路军，其中北路军为主力，总司令为刘峙、前敌总指挥为蒋鼎文。9月10日，蒋介石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举凡中正在抚州与南昌参谋会议以及此次庐山训练各讲义，皆应仔细察阅研究，均为缺一不可之要诀，尤其对于剿匪手本与剿匪训练要旨，更应时时实施。凡遇将领必时时以此为课问之本，以试其对剿匪有无决心也。”10月初，蒋介石在南昌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作战方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中曾记述说：“他（指蒋介石）采纳了德国顾问的建议，采用短促出击、在纵深处构筑碉堡、步步为营、集中兵力的战术，最后靠优势兵力逐渐缩小包围圈取胜。”
但与其说是蒋介石的“新战术”起了作用，无如说是红军内部的失误帮了蒋介石的忙当彼之际，毛泽东同志失去了军事指挥权，运动战、游击战等战术被“阵地战”取代，兵力和火力均处劣势的红军与敌人展开“寸土必争”的正面对抗，大打消耗战。结果，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使红军主力蒙受了惨重的损失。1934年10月6日，石城失守；接着，古龙岗、兴国陷落，致使红色根据地的“首都”瑞金外围屏障皆失，蒋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合围之势。1934年10月中旬，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开始大规模转移，至此，拉开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终于得手。
可是，“围剿”虽告得手，但接下来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却没有奏效。我中央红军仅以三万余人的疲惫之师，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左右夹攻之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甩开敌人，挺进陕北，实现了北上抗日的目标；使蒋介石“彻底消灭赤匪”的计划又一次成了泡影。
1935年9月末，蒋介石结束了他为“统一川军、困死共军”而开设的峨嵋山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沮丧地下山返回南京。他心情郁闷，暴躁异常，为自己“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而大发感慨。
4．终酿“西安事变”
自从《塘沽协定》签订之后，从1933年6月到1935年10月，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内，蒋介石一直奔波于赣、川、滇、黔几个省区，全力进行其所谓“安内”的反共内战，而对日寇的不断挑衅却不闻不问。这时，蒋介石已在全国各地和党政军各部门中布满了自己的亲信和特务组织，蒋介石就是靠这些亲信和特务分子维持其独裁统治的。
1935年5月，日本为实现其独霸中国的目的，制造了张北事件，将其侵略势力扩展到华北。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等人，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地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又借口天津日租界有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是中国的排日行为，因此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了中国在天津、河北撤军，撤销党部和军事委员会，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等无理要求；并由东北调遣大军进入关内，威胁平津。驻天津的日军派出装甲车和炮兵，到河北省政府和北洋大学示威，扬言如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就要采取“自由行动”。
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蒋介石仍是“不抵抗主义”。5月31日，国民政府电令河北省政府由天津移往保定，其后又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人调离。
于学忠是东北军的将领，其河北省主席一职是张学良安排的。因此，免去于的职务之前，蒋介石不得不向张学良征求意见。他从成都给时任武昌行营主任的张学良打电报称“接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因对日外交关系，拟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吾兄有何意见，速即电示。”张学良立即复电反对，说：“中国的封疆大史，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于学忠）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张学良的电报发出后，未接到蒋的复电，却收到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的询问电：“委座前为孝侯兄免去河北省主席职务一事，电询吾兄意见，为何迄今未复？”张学良未及作答，南京政府已经发布了免去干学忠职务的命令。蒋介石在这件事上耍了个流氓，弄得张学良无从插言。
然而，国民政府的退让，非但不能使日本人满足，反而更刺激了日本得寸进尺、侵战华北的欲望。6月9日，酒井又找到了何应钦提出：一、取消河北省境内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在内；二、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三、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训处及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四。撤免日本指名的中国官吏；五、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以上条款，限12日上午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6月10日，国民党就提前作了答复，发布了当禁止全国排外、排日的“睦邻敦交令”，命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同时，关闭了国民党在河北省的党部，并将长城抗战中的参战部队调离河北。
如此丧权辱国，日军仍嫌不足。6月门 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派人给何应钦送去一份“备忘录”，除写明中方已承诺的条款外，又附加了限期履行，由日方监督履行和妨碍日中关系的人员不得重新进入华北各级组织等条款，让何应钦签章后送交日方。对于如此击卖整个华北的协定。南京政府慑于全国人民的反对，也不敢让何应钦签章、但又拿不出抵制的办法来。无奈，何应钦只得跑回南京。但6月14日，日方又找到南京政府外交部，威胁说：“如果中国方面拒绝签署，因而发生严重情势时已有所准备。”国民党政府在日本的军事威胁下又一次卑躬屈膝了。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同意了日方的全部无理要求，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的全部主权。
河北事件风波未平，日方又挑起了张北事件，6月27日，又一份丧权辱国的协议《秦士协定》出台了。至此，察哈尔的主权也被国民政府葬送了。
就在这种情势下，蒋介石仍然无动于衷，一心一意在四川峨嵋山筹办军官训练团，打内战。他于7月28日把归国述职的驻日大使蒋作宾召来，嘱其向日本政府“捎口信儿”。蒋作宾心领神会，遂通过报界表示：“中国政府不因一些不愉快的事件而变更改善中日邦交的政策。”
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一味退让态度，并没有使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