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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_001-第1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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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替安德海看家的王添福。慈禧太后有天忽然想了起来,认为此人亦不能轻饶,下令由内务府捆交刑部绞决。
※ ※ ※
发往各省的上谕,第一个看到的是近在畿南的曾国藩,实在是听到。曾国藩事必躬亲,加以写字看书之外,还要围棋一局,目力大伤,右眼已到了昏蒙不能辨物的地步,经他的家人幕友力劝,每日闭目静坐的时候居多,一切公事,都是幕友念给他听。
念到丁宝桢拿获安德海,奉旨正法的明发上谕,曾国藩瞿然动容,睁开眼来,“稚璜真是豪杰之士!”他说,“听了这个消息,我好象目中浮翳一去。”
“这事原在意中。”他的幕友薛福成说。
曾国藩想起来了。这年四月,薛福成应邀到保定,路过济南,因为他的弟弟在丁宝桢幕府中,所以有半个月的勾留,当时就听丁宝桢亲口说过,接到京中的信,安德海有出京之说,倘或经过山东,一定饶不了他。薛福成曾把这话告诉过他。
“虽在意中,还是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我应该惭愧。”
曾国藩已引咎自责,幕友们就不便再谈这件事了。接着再念别的公文,然后又念各处的来信。第一件是李鸿章从夔州寄来的,有人参了四川总督吴棠一本,说他贪黩,凿凿有据。恭王碍于慈禧太后的关系,不能认真,但又不能不办,几经斟酌,奏请派湖广总督李鸿章就近查办,因为李鸿章最会做官,一定了解其中的奥妙,会替吴棠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且湖北靠四川以盐课接济,每年有上百万银子之多,以“公谊”来说,李鸿章亦不能不替吴棠遮盖。
由于往返需要四、五个月,所以李鸿章是奉旨“带印出省”的,舟车所到之处,就是湖广总督的行署,照样有全班幕僚替他办理文牍。这封写给曾国藩的信,除了问候以外,便是替吴棠解释。念完一段,曾国藩摆一摆手,示意暂停,他要把李鸿章的话,先辨一辨意味。
在平常,这些信是不容易为幕友看到的,李鸿章的言外之意,也只有他一个人在心里体会。现在既已公开,不妨进一步谈一谈,于是他喊着薛福成的号问:“叔耘!少荃未到成都,似乎已经成竹在胸,照你看,他这些话,何必先告诉我?”
“这也是尊重师门的意思。而且……,”薛福成苦笑道,“少公的处事,爵相深知,何劳下问?”
曾国藩点点头,心里在想,李鸿章常常有话自己不肯说,善借他人之口,这封信的意思,是要自己先为吴棠辩白几句,为他将来替吴棠开脱作伏笔。此事不急,摆着再说好了。
“请念下去。”他说,“不知道他去看了春霆没有?”
鲍超是夔州人,盖了一座极大的宅子,家居养病,已有两年,李鸿章自然没有不跟他见一面的道理。“下面正就是谈春霆,”薛福成看着信笑了,“春霆有复出之意,爵相,你猜春霆想干什么?”
曾国藩沉吟了一会问道:“莫非想开府?”
“爵相真正是知人之明!”薛福成笑道:“霆帅想当云贵总督,未免匪夷所思。”
这确是有些匪夷所思。历来封疆任用汉人,在资格上虽不比部院大臣那么严,通常都须两榜进士,吏、礼两部更非翰林出身不可,但督、抚下马治民比上马治军的时候多,不通文理,无法胜任。现在的云贵总督刘岳昭,是曾国藩的同乡,以军功起家,业绩多在四川、云南、贵州一带,他能够做到总督,虽多少是靠官运亨通,毕竟也还是秀才的底子。至于鲍超,除了自己的姓名以外,几乎不识什么字,想当总督,未免太不自量。
只是曾国藩涵养功深,为人忠厚,而且鲍超是他的“爱将”,所以不肯露一点诽笑的神色,“这也无非是想以遣功自见。”他说,“其志可嘉!”
可嘉之外,就是可笑可怜了!薛福成知道曾国藩不喜欢听刻薄话,便笑笑不言,继续往下念李鸿章的信。
信中谈到四川酉阳州的教案,朝命李鸿章就近查办,已有和平了结的希望,他特为告诉曾国藩,也就是期望“老师”对他支持。曾国藩以大学士兼领直督,国家重臣,且又近在京畿,朝廷遇有大政,亦往往咨询他的意见,如果问到酉阳州的教案,有了李鸿章所提的办法,他就易于作答了。
听完信,曾国藩不胜感慨地说:“洋务不难办,难在办教案,教案亦不难办,难在自己人的意见太多。”
这已是含蓄的话,“意见太多”四个字,实在是指倭仁那班天下之大,不知中国之外,还有外洋的道学先生,是真道学也还罢了,还有徐桐那班听见“洋”字便要掩耳疾走的假道学。薛福成和他在曾国藩幕府中的同事,通达的居多,这时便因为曾国藩的感慨,引起了一番冗长的议论。
教案之起,由来已非一日。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极一时,这是因为圣祖的祖母孝庄太后,就笃信天主教,她的“教父”是个德国人,华名叫做汤若望,明朝天启年间到中国来传教,由徐光启的举荐,入翰林院供职。崇祯二年五月初一日蚀,用“大统历”、“回回历”推算时刻,统通不准,只有徐光启用西法推算,有如预见,于是特开“历局”修新历,由汤若望参与工作。他又会修“火器”,所以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师,辅臣李廷泰督师剿贼,特地把汤若望带入军中管枪炮。
入清以后,汤若望一面传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监正。孝庄太后和世祖母子对他极其信任,圣祖能正储位,就因为汤若望一句话,说他已经出过天花,可保无虞。顺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驾崩,越显得汤若望有先见之明。因此,圣祖对他亦异常尊信,修明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亲倡行。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缘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对了!闽浙总督满保首先于雍正元年上疏,说“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闻见渐淆,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员外,余俱安置澳门。
天主堂改为公廨。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
世宗准了满保的奏请,给了半年的限期来迁移,同时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这还都是因为圣祖崩逝未久,他仰体亲心,格外宽厚之处。到了雍正三年,更严禁入“西洋教”,这个禁令,过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先胜后败,结果订了赔款割地的《江宁条约》,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这“五口通商事务”由两江总督兼理,兼授的官衔,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英国人一心想通商,法国人注重在传教。道光二十四年,在黄埔的一条法国兵船上,签订了三十五条的《中法商约》。接着,法国公使克勒尼,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耆英据情转奏,礼部议定,准在五个通商海口,设立天主教堂,但“不许奸诱妇女,诳骗病人眼睛”,洋教士为人治病,有时会动刀,所以民间有洋人挖眼睛的传说,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别申明约束。
自此以后,信教的人渐渐又多了,此辈被称为“教民”,教民只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从士大夫到老百姓,无不深恶痛绝。“忘本”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可得而诛,同时教民中亦难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势力,欺压乡里,益增民教的仇恨。小则群殴,大则杀教士、烧教堂的“教案”,层出不穷,没有一个地方官听见“教案”二字不头痛。
到了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内犯京师,文宗仓皇逃难到热河,订了城下之盟,由恭王出面所订的中法条约,准许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国教士得在各省租买田地,起造教堂。这一来,“教案”越多,朝廷正有洪杨的腹心大患,不敢再跟洋人起衅,同时中法条约中又规定地方官“滥行查拿”教民,须加处分,因此,遇到“教案”,总是教民占上风。民教相仇,积渐成了难解难分之势。眼前就有贵州遵义和四川酉阳州两起,迁延日久,使得法国公使罗淑亚无可忍耐,竟自称“外臣”上奏,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居然亦为他代递“外臣”的奏折。两国的交涉,变成内部的纠纷,好象部院之间,各有主张,唯待军机议奏,皇帝裁决。为此,把文祥气出一场病来,亦为此,加派沈桂芬在“总署”行走,免得董恂再胡闹。
曾国藩的幕友,议论教案到此,无不浩叹。由董恂又谈到崇厚——他是咸丰十年新开的北方三个通商口岸:天津、牛庄、登州的“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在旗人中算是洋务好手,但他办洋务,只是一味媚软,纵容得洋人气焰甚高。大家都认为这不是好现象,总有一天因为洋人的“欺人太甚”而激出变故来。
“民教相仇,亦不能全怪洋人,民智未开,误会益深,这才是隐忧。”
曾国藩接着便举了个例,从他到任以来,好几次有人拦舆告状,说有小孩走失,是为天津教堂拐了去“挖眼剖心,采生配药”,请求伸冤。
“这是野番凶恶之族都不忍为的事,西洋文明各国,如何会有此残忍的行为?以理而论,决无其事,然而你跟百姓说不清楚,如之奈何?”
但是,天津一带,不断有孩子走失,那是事实,曾国藩接到状子,除了严饬地方官查拿“拐子”以外,不能再有什么处置。虽然有好些状子中,指控天津东门外,运河西岸的“慈仁堂”,收养孤儿、弃婴,不怀好意,曾国藩却未肯轻信。只是有个打算,等有机会要亲自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机会很快地到了,这年十月间,出省勘察永定河浚深的工程,到了天津,总督出巡,煊赫非凡,天津的道、府、县,一起随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曾国藩接上岸,驻节在长芦大盐商查氏的水西庄。查勘了盐政、校阅了崇厚所统率的洋枪队和洋炮队,然后请查狱讼。
这是他到任以后,决心要办好的一件事。曾经亲手编写了一篇“清讼事宜”,通饬各州县,限期将积案办理清楚,遇到重大的案子,提省亲自审阅,每次出巡,亦必定要亲临州县衙门,查核办理积案的情形。在天津,他最注意的,就是告教堂拐孩子的状子。
因为右眼昏蒙不明的症状,越来越重,他依旧只能听,不能看,听完天津县知县刘杰的“面禀”,他说:“拐走孩子的状子,有二十几案,一案未破,其故何在?总有个说法,我倒要听听。”
“回中堂的话,实在惭愧。”刘杰满脸惶恐地说,“盗案都破了,就这拐案不能破,卑职也困惑得很,唯有严饬差役,加紧缉捕。只是其中有一层关碍,卑职跟崇大人回过,崇太人一再吩咐要慎重,事情就不免棘手了。”
“噢,是何关碍?你说!”
“拐了孩子去,总有个着落,男孩子卖给跑江湖的,用鞭子打出一身功夫,用来敛钱,眉清目秀的女孩子,卖入娼家,长大了好作摇钱树。”刘杰加重了语气说:“卑职派人明查暗访,就是没有这样事,这就不能不疑心到慈仁堂了。”
“不错,慈仁堂!”曾国藩很注意地,“我正要问慈仁堂,是个育婴堂是不是?”
“慈仁堂也是教堂,规模大得很,有念经的、有读书的、有看病的、也有育婴堂,收容的也不尽是婴儿,五六岁、七八岁的孩子都有。虽说是做好事,不过,花钱买好事来做,就不大近人情了。”
“‘花钱买好事来做’,此语甚新,我倒有点想不明白。”
“是这样,凡有人送孤儿弃婴到堂,堂里的洋尼姑发钱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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