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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沈家时还是习惯于用沈万三来概括。
明中期以后的人士，除了大学士朱国祯撰写的《皇明史概》下笔慎重，以刘三吾所撰沈汉杰墓志铭为基本依据，对“俗传”沈万三事持怀疑态度；其他著书立说者多不免捕风捉影、人云亦云。就连嘉靖至万历初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在沈万三事迹上记载也有失误。王世贞把沈文度写成了沈万三的儿子，而且把洪武末年已一败涂地的沈家描写得在永乐时期仍然富裕非常。这件事情与他极力追求写一部“国朝”信史的愿望未免相距太远了。由于王世贞的名气大，钦定《明史》的编纂者未察其讹，又把这段情节采入《佞臣·纪纲传》。光绪《周庄镇志》也沿袭其说，还在开头加上“沈旺，字文度，万三之子”，真是越搞越乱。
沈万三一生的活动应集中于元朝，沈万三与朱元璋之间的种种传说并非真实，有关沈万三在明初的众多“事迹”均是讹传。
可是时至今日，在周庄还流传着沈万三因富致祸的传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传说？并且这种传说会如此逼真，以至于流传至今？
众多关于沈万三的传说文本都涉及到以下几个主题，因出资建城或犒军而遭流放、家产被籍没、连带江南被课以重赋等等，这些都与明太祖朱元璋有着不解之缘。既然沈万三为元末人，自然无法承担修筑南京城的任务，更不可能与明太祖对半而筑。但在明都城修城时，确实有许多江浙富民参与其中。
早在朱元璋称吴王时，就曾徙苏州的富民充实濠州。明朝初建时，定鼎南京，为充实都城，又下令迁徙江浙一带富民四万多户充实京师（南京）。他们的到来，无疑对南京城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富民们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都承担了大部分修建任务，这其中也就有无数个类似“沈万三”的富民。
沈万三的传说中包含着人们对于明太祖查抄、打击江南富民的记忆和对于江南重赋的不满情绪。洪武十六年，明军平定云南后，朱元璋诏令颍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班师，留西平侯沐英率领数万民众，镇守滇中。后来因建卫所屯田，又多次调内地军队入滇屯戍，此后不断移民实边，云南地区也成为明初流放囚犯的重要地点，众多的江浙居民到了云南。至今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等许多地方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元宵节，朱元璋和马皇后在南京赏灯，看见柳树湾有人做了一盏灯，是一个大脚女人骑在马上，很是威风。后来有人说这是在讽刺马皇后大脚，出身低贱。于是朱元璋一生气将柳树湾的人全都发配云南边陲。时至今日，丽江等地还有许多沈姓人氏坚持认为自己的先祖是从应天府柳树湾充军来到云南的。明初大量江南移民背井离乡，迁徙到云南，这种对迁徙的共同记忆既包含了对家乡故土的怀念，被迫流亡的无奈，也是作为凝聚客民的重要文化资源。为什么人们相信沈万三被充军到云南？也许沈家的后人可能真的遭受此种命运，但更可能只是一种附会，是对明初大量人口，尤其是许多江南富民因罪谪戍云南边境的折射。
在有关沈万三传说的多种文本中，都有沈万三被抄家或课以重税的情节，沈万三的命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朱元璋对江南富室大族的打击。江南富室宁愿拥护张士诚而不愿站在朱元璋这一边，引起朱元璋的异常反感。一直到明初，江南士绅对明政权和太祖朱元璋还深怀芥蒂，而太祖在占据江南后，因怒张士诚久据江南，对当地士绅也采取了严厉的打击。并且出于消除隐患、巩固政权等多方面的考虑，朱元璋对江南富民采取了严苛的政策。除多次强制迁徙，课以重赋之外，还利用“胡党”、“蓝党”、“空印案”、“郭桓案”，藉“通党”为名，大力打击江南地主势力（包括相当多的江南官吏）。太祖对打击有碍自己统治的富豪势力不遗馀力，这种残酷与专断恐怕堪称空前绝后。沈家的遭遇正是元末明初江南地主豪富的缩影，当时有一些家资富饶的大族即招来杀身灭族之祸，这些人当中固然有结党营私或者为种种不法事而罪有应得者，但也有许多人是无辜的。传说中沈万三因富致祸的情节，流露出人们对太祖朱元璋残害无辜的不满以及对受害者的无限同情。
沈万三或沈秀不是沈富特有的称谓，沈氏家族的其他子弟也极有可能继承“万户三秀”的名号。人们将沈万三后人的某些事迹也附会到他的身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逐步将明初移民、太祖打击江南地主大族、江南多官田重赋以及胡蓝之狱等都附着到沈万三身上，沈万三也就成了江南富民在明初受打击的一个缩影。
胡惟庸党案
云奇身为内使，居西华门，离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谋逆，为何不先期告发，一定要事迫眉睫时，才拦驾告发？况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谋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墙也不可能看到刀枪林立。谋反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实在蹊跷。
云奇告变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井里涌出了醴泉，邀请明太祖前来观赏。这是大明的祥瑞呀，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突然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急得说不出话来。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乱棍齐上，差点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发现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于是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即处死。
云奇身为内使，居西华门，离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谋逆，为何不先期告发，一定要事迫眉睫时，才拦驾告发？况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谋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墙也不可能看到刀枪林立。谋反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实在蹊跷。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还会去胡惟庸家看所谓的祥瑞？可见，云奇告变纯属子虚乌有。
胡惟庸案前后株连竟达十馀年之久，诛杀了三万馀人，成为明初一大案。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臣下，切以胡惟庸为鉴。
胡惟庸案真相到底如何？明代法令严峻，多讳言此事。即使到清朝修《明史》时，也只是说胡惟庸被诛时“反状未尽露”，这不免让人生疑。
丞相胡惟庸
胡惟庸（？～1380），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为李善长的同乡。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颇受宠信。
朱元璋登基，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是朱元璋攻下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指挥作战，组织供应，事事皆能妥善处理。还在朱元璋称吴王时，李善长便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为功臣之首。洪武元年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徐达常年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掌握在李善长手中。之后，他的儿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为驸马，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
淮西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威胁到皇权。朱元璋对他颇存顾忌，于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为名，让李善长告老还乡，时年五十八岁。其实，朱元璋早就有意撤换李善长，还曾经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
刘基说：“善长为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朱元璋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朕将令卿为右相。”刘基连忙顿首道：“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刘基预料到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必然会受到排挤，故而坚决不肯任相职。朱元璋又问：“杨宪何如？”刘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
太祖又问及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朱元璋默然无言。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任用了善于逢迎的胡惟庸。刘基叹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胡惟庸得知后，便对刘基忌恨在心。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基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因李善长的提携，胡惟庸于洪武六年，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后，他的精明干练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赏识。这期间，胡惟庸还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为妻，结成姻亲，使得他与李善长关系更进一步。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加上李善长的旧属们也极力帮助他，胡惟庸可谓如鱼得水。由于他逢迎有术，渐得朱元璋宠任。到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独揽丞相之权。
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独揽丞相大权，生杀黜陟，为所欲为。内外诸司所上的奏章，胡惟庸必先取阅，对自己不利的，就隐匿不上报。他任意提拔、处罚官员，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功臣武夫失意者，都奔走于他的门下，送给他的金帛、名马、玩好，不计其数。胡惟庸一时间权倾朝野，许多人都看他脸色行事，敢怒不敢言。
对于异己者，胡惟庸必定会打击报复。之前，因入相问题，胡惟庸就与刘基有过节。恰恰瓯闽间有一片空地名叫谈洋，一向为盐枭占据，刘基奏请设巡检司进行管辖，盐枭不服，反而纠众作乱。刘基儿子刘琏将实情上奏，没有事先向中书省报告。掌管中书省的胡惟庸认为刘基蔑视他，越加愤怒，于是唆使刑部尚书吴云弹劾刘基，诬称谈洋有王气，刘基想据为己有，用来修墓，应严加惩处。朱元璋便对刘基夺俸，刘基忧愤成疾，没过多长时间就去世了。
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的擅权乱政，深恶痛绝，便把他的劣迹上告朱元璋。谁知竟被胡惟庸闻知，忌恨在心，企图诱使徐达家的守门人福寿谋害徐达。但因福寿揭发，未能得逞。可见胡惟庸气量狭窄、心计毒辣。
对于胡惟庸的所作所为，朱元璋也略有察觉，对他的擅权更是感到不满。洪武十二年九月，又有阻隔占城贡使一事发生，胡惟庸等人未及时引见占城贡使，又与礼部互相推卸责任，朱元璋一怒之下，将他们尽行囚禁，不难看出，此时胡惟庸已经受到朱元璋的严重猜忌。就在这年十二月，又查出汪广洋被赐死时，有个从死的妾陈氏，竟是获罪后妻女并皆入官的陈知县的女儿。朱元璋得知后，更为震怒，说道：“没官妇女只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敕令法司要彻底追查此事，因此从胡惟庸以至六部堂属各官都难辞其咎、负有罪责。此时胡惟庸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
在胡惟庸已明显失宠的情况下，大概是揣度到朱元璋的心理，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首先告胡惟庸谋反。与此同时，被谪为中书省属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也揭发了胡惟庸的许多隐私。
朱元璋接到告变后，立即命廷臣进行审讯，随即就把胡惟庸处死了。告变人涂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