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忡地说。
林阿姨一时语塞了，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只能依稀分辨出脸的轮廓，但是从她的不均匀的呼吸声中我能感觉出她的激动。
“你不用担心，”林阿姨说，“我不会把芦苇的事情说出去。他其实已经是你们的孩子了，你不要往别处想。”林阿姨迟疑了一下接着说，“于伟对你太好，我还没有见过这么体贴妻子的丈夫，他要是话说重了，你别计较了，何况他也认错了。”
我没有回答她什么，林阿姨起身离开了。我陷在黑暗中觉得头昏脑涨。我打芦苇这还是第一次，我打他时是那么心安理得，其实我已经把他看成自己的孩子了。我下手是否重了一些？他明天是否会拒绝我抱他？
天还没亮我就悄悄离开家。冬天太阳出来得很晚，街面上的路灯惨淡地亮着。很少有行人，车辆也稀稀落落，我朝长途汽车站走去。我很想一个人去鱼塔镇苍茫的原野上走上一刻，也许那上面奔跑的羊群会给我信心和温暖。
只有去楚天坝的长途汽车才路过鱼塔镇，而那班汽车要八点以后才能发车。我瑟瑟发抖地钻进汽车站旁一家私人餐馆。里面光线暗淡，桌和椅都不干净，几个早起的民工正在喝热气腾腾的豆腐脑。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婆娘，因为起了大早，她面色疲惫，呵欠连天。她见了我并没有现出很热情的样子，仿佛她的生意是件无关紧要的事。我坐下来，问她有没有豆浆和油条，她肿着眼泡无精打采地回答说：“没有。”
“那有米粥和酥饼呢？”我说，“鸡蛋羹也可以。”
“没——有——”她拉长了声调说。
“那有什么？”我接着问下去。
阴影（3）
她懒得再和我说话，而是抬起浑圆的胳膊指了一下那几个吃饭的民工，意思是说他们吃的就是餐馆有的。
豆腐脑、馒头、花生米和咸菜，挺经典地出现在我眼前。
我恶作剧般地大声吆喝：“来碗豆腐脑！”
老板娘被吓得激灵一下，起身为我去端豆腐脑，待她转身的时候我又大喊一声：“外加一个白面馒头！”
几个民工发出窃窃的笑声。
老板娘端来了豆腐脑和白面馒头，重重地放在我面前，然后她歪着身子挑衅地看着我。
“再给我来碟花生米和咸菜！”我仍然大声说。
“我耳朵不聋。”她摇摆着身子说，“你一大早晨跟我喊什么呀？都是南来北往的客，大家客气一些不好吗？”
我装作浑然不觉地继续大声说：“我说话真有那么大的声音吗？！不会吧？！我怎么没觉得？！你们说我刚才的说话声吓着你们了吗？！”我转向那几个民工，他们笑得嘴中喷出白花花的豆腐脑。
老板娘终于被我给气精神了，对待下面进来的客人就不那么蔫头蔫脑的了。我心下想： 这才像个老板娘的样子。而我自己也因为大声说了一通话神清气爽，我吃光了豆腐脑和馒头。花生米卤得时间过久，味道和颜色都不好，使我联想到死人的脚指头，所以全部剩下了。
吃过饭，天蒙蒙亮了。我走出餐馆，发现做小买卖的人已经出现在各个街角了。有人吆喝馅饼，也有人吆喝瓜果糖茶，还有人在卖热气腾腾的包子。我进售票处买了一张票，然后来到长途车前。司机正钻在车下用炭火烤车，跟车的女孩子因为穿着单薄而冻得哆哆嗦嗦的。我是第一个上车的人。玻璃窗上蒙着厚厚的霜花，我用指甲轻轻刮着霜花，不觉刮透出一个婴儿的轮廓。晨曦就透过晶莹的划痕朝我涌来，那婴儿呈现出金黄｜色，毛茸茸的，分外可爱。立时我想起芦苇，眼睛便湿了。
我到达鱼塔镇的时间是九点半左右。我是长途车上最早下来的乘客。汽车像甩一个弃儿似的将我丢在远离镇子的路口，就加大马力朝楚天坝去了。我像落了群的孤单的羊一样东张西望地朝鱼塔镇走去。天色寡白寡白的，太阳呈现着贫血的憔悴姿态，不远处的鱼塔镇在原野上像块补丁似的贴在那。我没有碰见任何行人和牲畜。当我走进镇子，也没有看见炊烟升起，只有老羊倌的家散发出烟火气息。那头牛仍然在厕所旁垂头站着，它的身上沾满霜雪。我一直朝那片静悄悄的原野走去，我太想在此时见到那个神秘的牧羊人了。
冬日的天空因为与大地苍茫的色调相近而没有太大的反差，所以天与地之间分野不明，天也就显得低了许多，这使得原野相对获得了一种视野上的开阔。我一眼便望见了原野上那缕炫目的黑色，他被周围翻涌的白色包围着。那便是羊群中的牧羊人了。
我一直朝他走去，朝羊群走去。我的到来使羊群一阵骚动，它们发出咩咩的叫声。
牧羊人消瘦了许多，他的神情似乎更为阴郁。他甩了一下鞭子，羊群便撒了欢似的朝前方奔跑。
“你一个人来的？”他沙哑地问。
我点点头。
“你们两个人生气了？”他又问。
我摇摇头。
“你在骗我，”牧羊人的神色有些紧张，“你们一定是生了气了，这我能看出来。你们为了什么生气？”
我只能如实说了：“为了孩子。”
他倒噎了一口气，睁大眼睛，焦急地等待下文。
“孩子睡醒后饿了，保姆为他沏奶，只是迟了一些，他便拍保姆的脸，并且把奶瓶打翻在地。”我盯着牧羊人的眼睛说，“我打了他。”
“你打了他？”牧羊人轻声说，“你打了他……”跟着他又问，“你打了他哪里？”
“屁股，”我说，“我知道不能打小孩子的脑袋。”
“这就对，”牧羊人艰涩地笑了，“不能打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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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4）
“孩子他爸爸因为我打孩子跟我吵了起来。”我摊开双手，“他从来没和我吵过架，他太溺爱孩子了，昨晚我们吵得很凶。”
“小孩子不能太惯着了，”牧羊人看了一眼说，“不能不承认棍棒出孝子，可也不能从这么小就体罚他。”
“我想从小时就注意对他教育。”我说。
“你们都没有错。”半晌，他才说出一句总结式的话，然后问我，“你是偷偷溜出来的？”
“是的，”我说，“我一大早就出来了，我坐的去楚天坝的长途汽车。”
“你男人一会准来接你。”他说。
“不会的，”我说，“他根本不知道我来这。”
“他会猜到的。”牧羊人咧嘴笑笑。
我和他在原野上散着步，他的目光追寻着前方的羊群，而我的目光则放在脚下的白雪上。我问他上个礼拜为什么没有来？他叹口气说：“我家姑娘病了，病得不轻，我不能来。”
“她得的什么病？”我问。
“她不吃东西，连水都不想喝。”牧羊人忽然蹲下身子，扔下羊鞭子，用双手抱住脑袋，“大夫说她得了厌食症，她瘦得不成｜人样，恐怕活不长了！”他抽泣起来。
“她几岁了？”
“刚过六岁。”他呜咽着说，“她生日小，其实还不到六整岁。”
“她怎么会得了厌食症？”我想起了得这种病早逝的美国乡村女歌手卡伦·卡彭特。
“她想事……”他号啕了一声，“她想——”
“这么小的孩子就有心事？”我有些不信地说，“这怎么可能？”
“她想……”他只能悲伤地吐出这两个字。
“厌食症不是不可以治的，”我说，“带她进城看过了吗？”
“该看的都看了，就是不行，她就是不吃东西，连水也不想喝。大夫只能给她挂葡萄糖维持着。”他忽然分开双手，泪眼婆娑地看着我，说，“她老是想……”
我不知该如何安慰他。我说可以想办法为他引荐一位城里的医生，我还可以到他家去看看那个孩子，问她究竟想要什么，尽量满足她。
“谁也满足不了她，”他又重复说，“她想——”
“她不至于想要天上的月亮吧？”
“她想——”他只能喃喃说出这两个字。
他的悲伤使我觉得天气分外寒冷。羊群已经脱离了我们的视野。一股风吹过来，我打了个哆嗦。他哭过后倒显得平静多了，他呆呆地看着前方，说：“你看——你看——”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听到了车声。吉普车正经过鱼塔镇朝原野驶来。
“我没说错。”他喃喃地说，“我得去看看羊群了。”
牧羊人告别我，有气无力地朝鱼塔镇走去。
吉普车一摇一晃地向我驶来，车轮搅起的雪纷纷扬扬，我对自己说，芦苇他爸爸来接我回家了，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于伟停下车，打开车门，他歪着头笑望着我：“嗨，一夜不同床就委屈了？”说着，朝我伸出一双温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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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1）
芦苇能扶着墙壁磕磕绊绊地走几步路了。每当他能多走几步而不至于摔倒时，他就得意洋洋地别过头来冲我们咿哇叫着，仿佛在欢呼他的胜利。而当他不慎摇晃着跌倒时，这小男子汉一点也没有英雄气概，他会马上撇着嘴放声大哭，直到大人把他扶起为止。过了春节，天气一天天转暖，不知不觉之中，大地上封存的积雪开始消融，一些小巷子就泥泞不堪了。天色转蓝，云彩也开始洁白地呈现，树木的枝条变得舒展柔软，总之春天正在无声地来临。
林阿姨在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从家里带回了桑桑的死讯。她回去取换季的衣服，发现邮筒里有一封来自美国的信。林阿姨一看陌生的字体便明白是有人在报告桑桑的死讯了。她战战兢兢地打开信，是桑桑的一位华人朋友写来的，她告知桑桑死于一个礼拜日的傍晚，死时极其平静，脸上还挂着笑意。现在桑桑已经被安葬了。她死前惟一的心愿就是喝一大口甘美的红葡萄酒，结果她如愿以偿了。
“临死还恶习不改，还要喝酒！”林阿姨颤抖地说。
“她没有给你留下任何遗言？”我问。
“没有。”林阿姨说，“她只是托她的朋友告诉我她的死讯，她连一个字都不给我留。”
“桑桑是很彻底的人，”我说，“她大概是不想让你为她难过。”
“她死了对她也许是一件幸福的事。”林阿姨缓缓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无牵无挂了。”
“别这么说，林阿姨，”我说，“还有芦苇呢。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了。”
林阿姨没有说什么，她转身进了厨房。我悄悄地跟过去，发现她一边给芦苇沏奶一边悄悄垂泪。
“等于伟忙过这一段，天气转暖了，我们一起到鱼塔镇的原野上写生。”我说，“我们还带上芦苇。”
她在点头的一瞬我的眼前忽然现出一朵苍老的浮云，那是林阿姨满头灰白的头发，我是第一次感觉到她的衰老。
四月末的一个礼拜日，天清气朗，我们一大早就驱车从城里出发了。林阿姨抱着芦苇，芦苇的怀中则抱着牧羊人为他做的木头熊。芦苇穿着一套雪白的毛衣毛裤，神情活泼，像只淘气的小羊羔。
出城以后太阳升得高了一些，雪亮的阳光照耀着起伏的原野，由于百草萌发，那种生机勃勃广阔的绿色格外令人赏心悦目。我不由哼起了一首美国乡村歌曲《昔日重来》。这首充满伤感怀旧情绪的歌常常把我打动。它的歌唱者卡伦·卡彭特就是那个因为得了厌食症而离去的天才歌唱家。唱完歌，我蓦然想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