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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到底是没长醒还是太沧桑？
不管他们怎么说，我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我并不十分在意他人的目光，让自己活得舒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要风度不要温度”是绝对无法用在我身上的，一到十一月，我就会把臃肿的羽绒服从箱子底拖出来穿上，走在学校里看着男男女女穿着中看不中用的衣服在风中呵手跺脚时，更觉得心中越发温暖。班上有个女生声称穿一件毛衣一件外套就可以过冬，我很想知道她到底是怎么活到第二年春天的。
哎呀，想远了！这不还在上课么，我怎么扯到那头去了！赶紧将精神拉回课堂上，现在是一个胖胖的，长得挺白净的男生在发言，我觉得他很像食堂里做的馒头。他讲的是读《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感想，正是我感兴趣的话题。
可能是比较紧张，他的表达经常不那么准确，我听了一会儿，明白他想以《奥涅金》为立足点讨论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的形象，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题目，牵扯了太多历史和宗教的因素，他也很尽力地想说明白讲清楚，但似乎力不从心，将莱蒙托夫说成了“蒙莱托夫”，还想不起拉夫列茨基这个名字。等他说完坐下，大家都觉得有点混乱，找不着头绪。
老师示意我发言。这次的结业论文我做的就是一篇关于俄国文学发展的综述，从《伊戈尔远征记》一直写到《日瓦戈医生》，花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由于时间跨度太大，我必须慎重选择每一部讨论的作品，尽量保持结构的完整和连贯，以防成为一篇俄国文学作品目录。在这篇综述中，我着重分析了欧洲文化对俄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矛盾，以及混乱的价值观造成的俄国人内心的迷惘，其中当然少不了“多余的人”，而我使用的模特是毕巧林，而不是许多人钟爱的奥涅金——我认为奥涅金最终还是爱上了塔吉亚娜，没有把“多余的人”的置身事外和愤世疾俗进行到底。
一周之前我便将综述交给了老师，所以他知道此刻要我发言我可以说很多。但我并不想说，一方面是我以前说过的原因，另一方面，自从我和老师达成谅解，他就特别喜欢上课时让我发言，似乎我的话都很有价值，搞得选这门课的人都知道有个叫裴海泓的人话特多。其实在很多方面我都懂得很少，比如现代文学，也没有太大兴趣，但为了不让老师失望，我只好强迫自己去读去查资料，但因为不喜欢所以做起来效率很低，我只能加倍投入时间精力，但效果并不总是很好——比如《洛丽塔》就让我看得头昏脑胀，直想把作者拖出来狠揍一顿，没办法，只好把纳博科夫排除在俄国作家之外。以免影响综述的整体质量。
我很抱歉地摇头，老师似乎不懂我的意思，仍然用眼神要求我站起来，我只好又摆了摆手，他便不再看我，转向了其他同学，用温暖的目光鼓励着每一个人，催促他们抓住思想中每一个微小的火花，捕捉情感的每一次跳跃的痕迹，剥去他们羞怯的外壳，让鲜活柔嫩的心灵暴露在词汇的醇酒中，他就像一阵风，撩拨着年轻人内心深处对美的渴望和追求，唉，我多么喜爱他洞察一切的目光，我从没见过比他更善于驾驭语言的人，假如有一天我能像他一样，从我口中说出的话能和他的一样生动精致，我会怀着多么喜悦的心情奉上我的一切！
Chapter 14
这是我第二次来老师家。准确地说是受邀吃晚饭。
出门前我对着镜子仔细检查过，避免任何会被认为是孩子气或吊儿郎当的东西，比如棒球帽，再比如那条粉红色的绒毛大围巾（必须承认，那颜色曾遭到许多非议，但围巾是我妈买了又嫌不合适，丢在衣柜里，我觉得很暖和才捡来用的）。我本来打算穿老爸的长大衣，配我表妹送的羊毛围巾，结果一照镜子发觉跟《上海滩》里的丁力差不多，吓得我立刻换回羽绒服。
站在深蓝色的防盗门前，我第N次整理仪容。紧张。真是的，又不是要去见陌生人，怎么还会紧张呢！深吸气。按门铃。先按一下，隔两秒，再按一下——确保主人能听到，又不会急匆匆的显得失礼。
门后响起了脚步声，好像是用跑的，拖鞋在地板上敲得“嗑嗑嗑”的响。门“呼”地被拉开，老师手握锅铲站在门口，腰上还系着围裙，“阿泓你来啦！快进来，自己倒水喝啊，我在煎鱼！”说完又“嗑嗑嗑”地跑走了。
不会吧——！我还以为他会叫外卖，谁知道是他自己下厨！有人说现在会做饭的女人越来越少了，那会做饭的男人岂不是块宝？我自己也会做几个菜，但从来懒得做，家里有手艺赛大厨的老妈，也轮不到我出手，偶尔老妈有事照顾不了我的饮食，我就去超市买那种洗干净切好的蔬菜，拌成沙拉，饭是不煮的，吃面包（虽然我更喜欢馒头，但馒头冷了需要热，面包不用），汤也是不煮的，要么喝水，要么喝牛奶。出于对自己的了解，我很怀疑单身男人的厨艺，而且老妈把我的胃口养得刁，万一老师做的东西难以下咽，那不是很悲惨？——我倒不是怕东西难吃，而是如果我表现出来不喜欢吃一定会让老师很没面子，而那种心里想一套行动上做一套的事情我一向做不好。
我从鞋柜里找了双看起来最暖和的棉拖鞋穿上，鞋底又厚又软，走在地板上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么冷的天，搞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还穿橡胶拖鞋。一进客厅我就明白了原因——房角柜式空调的液晶屏上闪烁着淡绿色的“24°C”。我没语言了。
我家的的空调基本上只在夏天用，成都的冬天温度并不太低，最冷也有四、五度，用空调反而使人不舒服。以前我以为北方人肯定不怕冷，上了大学才知道，其实北方人比南方人更怕冷，更不要说热了。在我们寝室，每年冬天陈新烨叫冷的次数比其余五个加起来还多，我问他如果在成都都觉得受不了，回太原岂不是没活路了？他说太原十月中旬就开始供暖气，呆在屋子里时只用穿件毛衣就行了。靠！搞了半天北方人的娇气都是国家惯出来的！南方夏天多热啊，怎么不见供冷气呢！
环顾四周，除了懒人沙发被丢到了墙角，茶几上的报纸理得整整齐齐，其余的一切还和上次一样，墙上仍然挂着那幅令人反感的画。哼哼，不把这垃圾弄下来我誓不为人！别以为我只是随便说说，今天我是有备而来。半期前我就拜托以前教我油画的潘老师帮我花张装饰画（听说潘老师还是某某美术协会的主席，平时找他求画的也不乏其人，我跟他学过八年画，关系相当不错，常去他家玩，师母也很喜欢我，高考时我没报美院他们很为我叹息了一阵子，后来听我说以后免费为他们看牙才又高兴了起来），一周前才拿到。打开画的那一瞬间，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太漂亮了！那是一幅朗毕克风格的肖像画，立体写实主义画法，画面上的金发妇人形体清晰分明，笔触细腻精致，抹去笔锋，显得光滑坚实，理想化的光线给立体的人物以块面感，规整的构图使人物处在一种精确感与秩序感当中，透出稳定的结构印象与冷漠的感觉——尽管我是学员派的坚决拥护者，却也不能不承认这样一幅画挂在老师这间极富现代感的客厅中再合适不过了！
从厨房里飘出一股煎炒香味，引得我跟踪而去。不错，至少闻上去不错，我站在厨房门口，享受着混着花椒和油香的气味。
“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我礼节性地问了一句。
“没有，”老师头也顾不得回，声音听起来就向有大敌当前一样，看来还是比不上我老妈，老妈料理厨房比料理我还顺手。
我又回到客厅里，去翻那一架子唱片。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布鲁克纳和贝多芬都是一套一套地买，还是切利和卡拉扬的录音，哪像我啊，买一张正价版CD要架好大的势。哼，等我有钱了，要按照公司目录把唱片全买下来垒成墙！
在一大堆贝多芬中间，一张熟悉的唱片拽住了我的目光——舒伯特的第八、第九交响曲。我也有这张西诺波利的录音，只不过是重发版的，让我百听不厌。
我把CD放进播放机，调整好功放，把播放锁定在第八的第一乐章——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用西诺波利自己的话说，它属于哀悼的悲伤的音乐，代表着音乐文献中最慌乱不安的范例。
缓慢、低沉的引子出现了，我惊叹于昂贵的音箱所营造出的真实的空间感和密度感，我觉得自己就坐在乐队前，甚至能感受到弓弦交错所产生的共鸣！赞叹了一会儿，我又回到音乐上，此时已经到了展开部，是整个乐章最哀伤的部分，犹如痛苦的呻吟、绝望的悲戚和艰难的抗争，它是对失去的美好事物的祭奠般的纪念，它是梦，是回忆，那般纤细，稍纵即逝，却又因为空虚和沉寂而发出痉挛的嘶鸣。旋律漫无目的地在时间的缝隙中游动，缠绕在奏鸣曲支架上，成为折磨与被折磨的延伸，成为波德莱尔的“不可再现的距离的幻影”。
“你怎么坐在地上啊？”我在舒伯特的梦中沉沉浮浮，突然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惊得我心跳骤停了几秒钟。
“拜托，不要突然在别人背后讲话，会吓死人的！”
“我叫了你两次了，你没听到？”老师还没把围裙取下来，看着有点滑稽。
“呃？”肯定是我听得太投入了。“菜做好啦？”我一边说一边将舒伯特换成轻松的弦乐四重奏，第八交响曲只适合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听。
“还正在烧，快了。咦，那是什么？”老师指着茶几上用报纸裹着的一块板子。”
“一个礼物。”我从地上爬起来，把他推到沙发上坐着，“打开看看。”
“礼物？真的吗？是什么？”老师小心翼翼地把包在外面的报纸拆开，我趴在沙发背上，从他的肩上方注视着他双手的动作，看着他用瘦削有力的手指缓缓剥下里面的牛皮纸。
富有装饰性质的画展现在面前。我在背后看不见老师的表情，但从他略微前倾的背部，绷紧的脖颈，以及久久没有言语，我知道他正全神贯注地欣赏着这幅画，我能感觉得到他的目光在那盘起的金发上聚焦，顺着雪白的纤颈滑到泛着迷人光泽的缎质晚礼服上，最后迷失在蓬松的皮毛披肩里。
“天哪，太美了！”他终于从唇间发出一身喘息似的赞叹。
我点了点头。
他转过身，微笑着望着我，伸出右手在我肩上轻轻抚摸了一下，这是个不寻常的动作，很轻，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的接触，仿佛一片树叶从我肩头拂过，犹如完全的偶然，我却有清晰的感觉，即使受到一拳重击我也不会产生如此深刻的感官感受，他所有的谢意，对这幅画的喜爱，都通过这比微风还轻柔的触摸传达给了我。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种极其温柔的感情从他眼底升起，向五月的阳光一样温暖，也流入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