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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我们看戏看得足够地仔细，就会发现《秦》剧负心汉因负心而挨铡，只是一种表面的逻辑，陈世美的被杀，实际另有其原因。细推起来，《秦》剧为陈世美开列的罪名有四：不忠——隐瞒了已有妻室的事实，有欺君之嫌；不孝——双亲弃养，亲死不葬；不义——杀妻；不慈——灭子，等于更大的不孝。除此之外，还可以附带一个“逼死韩琦”的罪过。这些罪名在一个正常的传统社会里，有些实际上是很难发生的，考中而做官的人，抛弃妻子倒是有可能，但自己的爹妈都不要了，却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性，科举制度本身的程序和规则就排除了这种可能。做官的人连爹妈死了不守制三年，都会遭到言官的弹劾，从此再也别想出头，更何况将自己的爹妈死了不去安葬了。不是说做官的人个个孝顺，但是为了堵别人的嘴（特别是政敌），他们装样子也得装得像模像样，相对于士绅而言，他们所承受的道德压力显然要比一般老百姓大得多，只要他们还打算维持自己的身份地位，就不大可能去冒这种天下之大不韪。《秦》剧之所以将陈世美说得如此没人味，近乎禽兽不如，一则为了激起民愤，二则恰是为了给铡陈世美寻找合法依据。显然，从传统社会的法律依据来讲，作为一个高官，仅凭杀妻一条，似乎没有必死的道理，就是山乡穷壤，一介莽夫打死了老婆，真正抵命的也不多。所以如果没有另外三条罪状，秦香莲未必会那么理直气壮，包老爷的龙头铡也未必能挨得上陈驸马的脖子。也就是说，尽管秦香莲冤出大天来，如果不给陈世美加上另外三顶大帽子，那么包公的铡刀也只好望着陈驸马的脖子兴叹。
然而，尽管《秦》剧的作者（大概不止一个两个）高明地把陈世美妖魔化了，让一个简单的负心汉变成了十恶不赦的恶棍，也让秦香莲十分决绝而痛快地逼包老爷把自己的夫君咔嚓一声铡了，但摆在秦香莲尤其是她那一双儿女面前的伦理困境却依然存在，毕竟，她的夫和他们的父是由于秦香莲的缘故才丢了吃饭的家伙。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悖论，按《秦》剧作者的设计，陈世美从法律上（根子是伦理上）该杀，但在现实中杀了他却有伦理上的问题。在父权制的伦理性的法律体系中，女子只有熬到了婆婆的地步，才算有了一点位置，基本上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面对丈夫，即使是横暴的负心汉，并没有有效的法律惩治武器，忍耐和原谅是她们最可能的选择。不受气的妻子，往往由于娘家的势力在起作用，而娘家的地位与势力则是由于存在另一些男人的缘故。即使那些娘家有势力的女人，面对负心汉，也只能做到在乡老或者官府的干预下出口闲气，并没有多大的可能选择离婚或者给丈夫更重的法律惩处。越是出身大家有身份的女人，就越是在乎“从一而终”，不论出于什么理由，女人的再婚都是丢人现眼的事情。男人对于女人有“七出”之条，但女人反过来却连“一出”也没有。即使碰到了抛弃家庭和对妻子施暴的男人，官府和乡里宗族对他惩罚之后，还是得让那个恶人回到家里，让饱受痛苦的妇女忍受他。只要传统的基因没有断根，那么秦香莲之辈的伦理困境就永远没有突围的可能。
所以，如此多的反映负心汉故事的传统戏剧小说，只有《秦》剧选择了“铡杀模式”，而其他的都归于“棒打模式”，即使同为《秦》剧，也有“棒打”的处理演出本。戏剧学家赵景深说大团圆结局的《秦》剧庸俗，那是他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说话，而与他同时代的农村，处理类似的“负心案”，铡刀一般是要被丢在一边的，“苦主”不会告官，宗族也不会将负心汉沉潭，像对待有点出格行为的寡妇那样。恶人受到的薄惩，无非棒子之类的舞动，最终是在三老四长、七姑八婆的责骂与劝和中，夫妻趁乱和好，九九归一，还是学者们所不喜欢的“大团圆”。甚至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面对越见其多的负心案，令各级妇联、单位和法官感到头疼的还是这样的问题，如果允许离婚呢，似乎遂了“现代陈世美”的愿，如果坚持不许离婚呢，似乎也是便宜了那可恶的汉子。即使这样，更多的面对负心汉的妻子，还是情愿选择维持本来已经破碎的婚姻关系。这也是众多的“包二奶”的男人敢于如此放肆的原因。只要没有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男女的法律地位也就无法真正平等。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秦》剧的陈世美还是被铡了？而且显然这个结局深受人们的欢迎，所有类似剧目加起来，也没有《铡美案》这样火而且火得时间那么长。小说《西游补》里的秦桧叹曰：秦桧前面的秦桧也多，秦桧后面的秦桧也多，为什么单叫秦桧一个受苦？其实陈世美也可以说，陈世美前面的陈世美也多，陈世美后面的陈世美也多，为什么单叫陈世美一个吃铡刀？道理其实很简单，铡陈世美是为了捧老包。从前的负心故事的戏剧和小说，讲的是男人薄幸，女子痴情，基本上是男女对立的二元结构，而《铡美案》讲的则是包公如何地秉公办案，不畏强权，为弱者伸冤。由二元化为三元，但这第三元却喧宾夺主，毫不客气地占据了主角的地位，秦香莲的冤与陈世美的恶都化为了包公刚正不阿、不畏权贵行为的陪衬。在这个剧中，大家最热心的其实是皇帝女婿怎么没良心，怎么没人味，怎样为非作歹，而皇家又怎样昧着良心不讲道理一味袒护自家姑爷，而包公最后怎样顶住了天大的压力，舍得一身剐，敢将皇帝的女婿拉下马，而且还毫不客气地铡了他两段，传统包公案的戏剧，这是一个主基调。清官的公正清明，不仅是指日常百姓的官司上理得清断得明，关键是要敢于碰硬。都说包公有三口铡刀，一为狗头铡，一为虎头铡，一为龙头铡，一铡平民百姓，二铡贪官污吏，三铡凤子龙孙，而我们在各种包公戏中，只听说用龙头铡和虎头铡，而绝少开启狗头铡，包公在过去老百姓眼里，就是现在的“中纪委”，专治大个的，铡些个牛二狗蛋，大概没人乐意看。中国老百姓当然看不清政治背后的黑幕里到底在怎样操作，但他们有一个非常简明的判断方法，就是看你在涉及有权势人们的案件中到底怎么判，敢不敢向着弱者说话。如果碰上了那么一个半个敢于碰硬的耿直的官吏，那么老百姓就会将众善归之，千好万好地传诵一万年。中国的老百姓其实也挺喜欢那些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更喜欢除恶铲强的侠客，但是最乐意的莫过于让清官为他们主持公道。豪强恶霸（特别是那些依权仗势的皇亲国戚豪门恶少）如果被侠客惩罚，固然也大快人心，但终不如被清官法办来得过瘾，具有官方和法律的意义。这也许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的“法律意识”。老百姓一方面热衷于嘲弄皇权（传统戏剧里的皇帝大多昏庸、无能，爱听小老婆的话，纵容丈人舅子为非作歹，《秦》剧让皇帝的女儿嫁人做二房，也暗含着戏弄），一方面又让来自皇权的权威为他们主持正义和公道，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各级政府和妇联组织一提起维护妇女权利，就断不了要惩罚“陈世美”，保护“秦香莲”，显然，这是《秦》剧留给人们的印象。陈世美和秦香莲已经化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他们代表着自古以来就屡见不鲜的负心与婚变，然而实际上，《秦》剧留给人们的印象不过是观众的错会意。剧中的老包，其实并没有多少维护“妇女权利”的意思，《秦》剧咔嚓一声铡掉陈世美的脑袋，所捍卫的依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的伦理原则，而在这个伦理体系里，无论秦香莲们冤深如海，也只能在合乎原则的条件下得到一点安慰。说实在的，真正的秦香莲能有棒子已经不错了。
我们知道，所有的包公案都是戏剧和小说，真正的包拯其实远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13。——讲史的傩戏，一个被遗忘部落
来到贵州腹地一个叫安顺的小城，时常会看到一些身着对襟长袍的老年男女，女子尤多，腰系黑带，头上梳着古怪的发式，拦着一道帕巾，长袍上虽有绣花与否的差别，但一律绝对的右衽。开始，我以为是哪个不知名的少数民族，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当地所谓的“屯堡人”。如果问这些古色古香的老人自己，他们会很自豪地说，他们是大汉族，如果再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是南京人、安徽人或者湖南人等，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是安顺人，可是他们的口音，却离他们遥远的“故乡”差得很远，更像是变了腔调的安顺话。“大汉族”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当我进入屯堡人居住的村寨，这个谜才逐步地被解开。我去的地方叫云峰八寨，听起来好像是武侠小说里的地名，当然，住在里面的，并没有什么武林人士，只是一些穿着古怪、口音也与当地人略有差异的农民。不过，云峰八寨里的居民，跟武事还是有点关系，因为他们的祖先，都是驻屯军人。原来，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遣傅友德、蓝玉和沐英率大军征云南。经过四年征战，征服了整个云贵地区。为了防止被征服地复叛，大军班师后，沐英率一部分军队留驻屯垦。由于安顺系进入云南的咽喉，自然成为驻屯军主要集居地，这些来自安徽、湖南等地的明军，在安顺一待就是六百余年。这六百年，屯军们依军队的十户、百户、千户的编制结寨居住，像这云峰八寨，一个本寨，住的是千户长，其余分寨，则依首领的姓氏，叫做雷寨、王寨……而且，至今在安顺刘官乡还保留着傅大将军墓（据查只是傅友德的衣冠冢）。
本寨往往建在相对平坦的地方，当地称之为“坝”。本寨由若干分寨拱卫着，也有少数分寨设立在险要的山口，大概那是少数民族出入的要道。每个村寨都有坚固的寨墙和高大的寨门，经过六百多年的风雨剥蚀，却依然不失其旧观。整个寨子的房屋都是用石头砌成的，进入寨中宛若陷入石墙构成的迷宫，到处是枪眼和陷阱，即使摸到了门，也是石头的，不仅打不开，而且会被两旁枪眼中的火枪射伤。不过只要进了石头的堡垒，无论是古朴的石雕木雕，精美的垂花头，还是门楣上刻着的家训，看着都是那么眼熟。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中原建筑的石头版本。至于每个寨子里堂皇的祠堂，更说明了屯堡人对故宗故土的深深眷恋。
今天的屯堡，最好看的除了身着明朝服饰的老妇人以及老墙老屋，还有每逢过年才演的傩戏。傩戏是从原始的驱鬼逐疫的舞乐仪式发展而来的一种古老剧种，中国内地已经几乎绝迹，但在西南地区却大量留存。西南其他地区的傩戏，一般都属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不脱请神娱神目的，戏剧故事情节不强，即使有剧情，也只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