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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汉武帝法律恐怖主义的失败，都与权力密切相关。孔子想利用法律恐怖来制造政绩维护权力，甚至表达国际干涉的权力，但仇恨使他终于失败。刘彻对社会的全面仇恨，也终导致他对自己权力的维护，最后导致父子反目成仇。
由是观之，仇恨、阴谋与权力在不同的点上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由权力而仇恨，又由仇恨而阴谋，再由阴谋而权力，此中缺一不可。不为权力（含利益），仇恨无所生；没有仇恨就不会寻找消灭对手的方法，为了方法得当必找最佳方案，这就叫阴谋；阴谋的最后价值，就体现在权力是否获得上。
这个三角构架在社会内，还不易被察觉，一旦到了集团内部纷争时，就显得十分明显了。在这个三角中，操作的最熟练的莫过于秦二世、隋炀帝，而他们一时成功的社会时滞后果则是整体崩溃。
中国历史在秦隋两朝复演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自相似。
首先，它们的第一代领导人都特别迷信法律的作用。其次，第二代领导人拿到最高权力以后，都以自己的同宗或大臣为发泄仇恨的对象。
秦始皇的法律恐怖主义直接导致了陈胜吴广的暴动，后起的项羽把满腔的仇恨全交给了一把火－－烧他（皇帝）的阿房宫。陈吴事件虽发生在二世元年七月，但它仍是由始皇帝的严苛法律导致的，“失期法皆斩”。（书写至此，我也很觉纳闷儿，难道刘彻一点历史知识也不学？不知道秦失于酷法吗？－－看来权力会阻碍一个人的历史视线的！）
隋文帝呢，生性多疑，不喜欢读书，好用诈术驾御百官，同时自以为通晓法律，把法条作得严密深刻。为了使自己的法律显示威力，就得实行特务统治，经常性地派密探刺取朝廷内外官员的情况，一旦抓到小小证据，便处以重惩。为了搞证据，不惜派人实行假贿赂，一旦推托不过，受了礼，那就等于把命交出去了。
煽动仇恨以获政治资本
法律俨然与阴谋混杂在一起。当法律与阴谋的二重奏不起作用时，便肆意地提高法律的严苛程度。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杨坚竟然颁布了“偷一文钱以上者处死”的法条（算是第四章所载张咏故事的一个历史版本吧！），并且是闹事处死。曾经有三个人一起偷了一个西瓜，事情被揭发，立刻执行斩首。
这么严酷的法律当然把全国人都吓坏了，人们都晚起早睡，免得趁黑被人诬陷了。事情闹到最后发生了变乱：几个还讲点良心的小吏，共同劫持了主事的官员，要求废除该法条：“我们并不是贪受谁的钱财，才来冒死一请的，只是我们要为那些受冤枉人鸣不平罢了。你去为我们奏明皇上，自古以来，就没为把一文钱之盗处死的法条。如果你不上，我们还会来劫持你，到末了儿，大家都活不成了！”杨坚闻听此变，才算废除了那条荒唐的“盗一文以上处斩”的法条。
对法律的迷信，对底层社会的仇恨，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不变的特色！严刑峻法成了滥用法律、惩罚过度的循词。
对于底层社会如失期的戌卒和偷瓜者可以如此，对高层的政治的对立面则不那么容易。然而，由于没法条为援引，那种仇恨的渲泄在得手之时，几乎变得肆无忌惮。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秋，嬴政死，赵高在胁迫李斯认同他的阴谋后，决定在胡亥即位前，先杀掉扶苏与蒙恬。将伪造的诏书派人送给扶苏与蒙恬，先后杀害二人，随后就对准了所谓的潜在夺权者。
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夏四月，秦二世对赵高说：“我已经拥有天下了，我想尽量满足耳目声色的欲望，尽情享受内心追求的欢乐，就这样度过一生，行吗？”赵高说：“这是贤明的君主能够做到而昏乱的君主却加以禁止的事情。然而对沙丘的谋划，各位公子和大臣都起了疑心。现在陛下刚刚即位，这些人们心中不满，都不服气，恐怕要发动变乱，陛下怎能享受这样的欢乐呢！”秦二世说：“那怎么办？”赵高说：“实行严厉的法令，苛刻的刑罚，杀光大臣和宗室，换上自己新近信任的人，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尽情享乐了！”秦二世便改定法律，务求严酷，大臣和各位公子一旦犯罪，就交给赵高审讯处治。十二位公子被杀死在咸阳闹市，十位公主被肢解在杜县（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公子将闾仰天喊冤，然后自杀。公子高打算逃走，却又不敢，便上书要求：“请让我随先帝去死，把我安葬在骊山脚下。”秦二世大悦，赐钱来安葬他。
在被仇恨吞没的人当中，只有蒙恬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但最终也未逃出仇恨的罗网。当初扶苏看了诏书，直流眼泪，打算自杀。蒙恬说：“陛下派我率领三十万人马守卫边疆，公子担当监军，这是天下重任。如今单凭一个使者前来，怎知其中没有诈谋！经过核实再死，也不算晚。”扶苏说：“父亲让儿子去死，怎么还需要核实！”于是当即自杀。蒙恬不肯死，使者将他关在阳周（在今陕西子长西北）。二世正式登基后，便开始勒逼蒙恬，蒙恬知道大势已去，不可挽回，叹息说：“我家为秦国屡建功勋，取得信任，已经三代了。现在我握有三十万军队，这种形势使我有条件背叛秦朝。但是，我知道肯定会死却仍然恪守大义，是由于我不敢辱没先人的教诲，不敢忘掉先帝的知遇！”便服毒自杀。
后来的曹操在写给公众的让县明本令公告中，引用了蒙恬的故事。说明自己“势足以叛”而不代汉的理由【注4】。在他的霸道的陈述中，已经流露出了自己的隐忧，一旦交了军队，就会被仇恨吞灭，包括家人。
秦二世渲泄仇恨的动机还不太明显，最主要的动因是为了安保享乐；或者说，他的仇恨感完全是被赵高的疯狂的仇恨感感染所生。到了杨广那里，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除了
按历史套路杀了原太子杨勇外，还在有节奏地除掉贺若弼、薛道衡、张衡等有反对意见的人，一般是两、三年就办一起渲泄仇恨的政治大案。
这种有节奏的迫害使另一位野心家有些焦急和恐惧，他对杨广的仇恨感也与日俱争。因为他父亲杨素，帮助杨广夺权，最后都不免被猜忌以致忧惧而死。要保住自己不被杨广的仇恨所吞灭，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推翻他。用仇恨去消灭仇恨。
时机终于来了。
由于山东、河北一带发生了暴动事件，杨广要求楚国公杨玄感（袭父爵，有礼部尚书职）到黎阳（今河南浚县）挑壮丁，运送军输物资，但杨玄感挑得不是脚夫，而是反叛的志愿者。一个月挑了五千精壮青年，他对志愿者很厚待，让大家好肉好酒随便吃喝。吃喝够了，便发起誓师仪式，称：“当今皇上无道，不以百姓疾苦为念，天下骚动，死在辽东
战役的人已有数万。现在我带头反他，愿大家帮我，为黎民除灾去难！”五千精壮的小伙子当然愿意，山呼万岁，拥护杨玄感。杨玄感乘势进击东都洛阳。
【注4】曹在《让县自明本志全》中写道：昔乐毅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泣…胡亥之杀蒙恬，恬曰：“自言先人及至子孙，积位于秦二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辱先人之教以忘“尧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
煽动仇恨以获政治资本
杨玄感的反叛没有成功，但大大地打击了杨广的自信心，同时也增加了仇恨的膨胀系数。清查杨玄感案后，就杀了杨玄感的所谓党羽三万人，其中一半以上的是与杨玄感事件没任何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
仇恨，刻骨铭心的仇恨，是杨坚杨广父子的共同本性。史书说隋文帝杨坚以子弟为仇人，此话不假。子承父传的遗传竟如此明显：杨广不但仇恨贺若弼那样的名将，也仇恨著名的文人，他杀薛道衡时竟然说：“看你还写出‘空梁落燕泥’的诗来了吗？”在杀王胃时，说：“看你还写得出‘庭草无人随意缘’的佳句来了吗？”
仇恨、权力、阴谋在现实社会如此，渗透人们习惯思维的文学作品仍如此，《水浒传》中吴用挑拔林冲火并王伦【注5】也从历史书上如法炮制而来。
社会后果无须考虑
秦隋统治者仇恨系数的膨胀，也激发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仇恨。项羽屠戮咸阳城，杀了本来已投降的秦帝子婴，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痛快淋漓发泄了他的仇恨－－他所代表的那个阶层与整个社会对秦朝的仇恨。在此之前，项羽已经活埋了二十万已投降了秦朝士卒。天下少有杀降人、顺民的道理，可项羽不然。因为他与他部下都受过秦人的侮辱，当年来咸阳出苦力时，秦人对待他们无礼。如今仇人落在自己手里，要好好报复。项羽所率联军的各支都自发地表现出报复行为，把俘虏当奴隶来驱使，驱使就驱使了，还要外加羞辱。于是，俘虏中的官吏私下发泄起不满来，并迅速传播。项羽担心生变，一气之下把二十万人全活埋了。
杀人报仇上了瘾，咸阳的屠城就不可避免了。
杨广的仇恨招致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众多地方、众多人员的反叛，只要有点能力就起来反对他。比刘彻经历的群盗蜂起可要厉害百倍有余。更让他手足无措的是，内部人的反叛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河南捕讨使裴仁基投降了李密，陪衬这个重大事件的是窦建德称王。相较之下，裴的投降事件对他的打击远胜于刚刚发生的窦的称王事件，紧接着，李渊父子起兵反隋，杀了副手王威、高君雅。在李渊事件发生不到
半年，武阳郡（今河北大名）全郡在郡丞元宝藏的率领下向李密投降。而这个令杨广最头疼的李密与杨玄感一样，也是贵族子弟，其父李宽官至上柱国，封蒲山公。在武阳群举郡而叛的同时，冯翊（今陕西大荔）太守投降了李渊。
这样下去，他杨广是死路一条了。他没死在如草的贼寇手中，而是死于内部人之手，
郎将赵枢胁迫许公宇文化及杀杨广（被两人的部下令狐行达勒死）。
隋末大乱只是一个场景复杂的高潮而已，其实自东汉以来，中国每一个大帝国末期都
会出现“蜂涌”的反叛者，准确地说是复仇者。而后来的复仇者变得越加聪明起来，利用儒家均贫富的伦理作为自己的合法化基础，更加有利地动员了社会底层。
隋朝之叛，以起自体制内的力量如李密与李渊为主导，到了唐宋元明清则完全民间化了。民间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痛快淋漓地报仇，屠城，杀它个精光。纵观东汉以来，隋朝虽逢反叛的高潮，但没遇上大规模的屠城，可算不幸中的万幸了。唐代则没那么幸运了。
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率军攻克长安【注6】，把没来得及逃跑的李唐宗
【注5】《水浒传》第十九回＜林冲水寨大并火，晁盖梁山小夺泊＞中叙道：吴学究道：“兄长放心此一会倒有分做山寨之主。今日林教头必然有火并王伦之意，他若有些心懒，小生凭三才不烂之舌，不由他不火并。兄长身边各藏了暗器，只看小生把手来拈须为号，兄长便可协力。”
【注6】乾符六年（公元879年）秋天，黄巢在进攻广州前曾上表求任广州节度使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