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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乾符六年（公元879年）秋天，黄巢在进攻广州前曾上表求任广州节度使就此放弃反叛，朝廷不批准，逐攻陷广州。如此看来，《水浒传》宋江求招安的事例是有史可依的。
室全部杀掉，一个没漏。杀宗室如此，就不用说官吏了。所以，唐末诗人韦有诗曰：“朱门甲第无一半，天街尽踏公卿骨。”
黄巢以贩私盐的社会边缘人物起家，他也有过科举进仕的梦想，只是多次参加考试没能考上，不免地要对现行体制报以不满，乃至仇恨。与他同时代的李振之虐杀清流（见本书第四章）的深层个人意识就是对中举进士者的仇恨。加之，贩私盐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在与官方的博弈中免不了要受贪官污吏的敲诈乃至侮辱，由此也埋下了深刻的仇恨的种子。假使他进入体制内，或许以合法的暴力报复当初处罚他的低级官吏，比如以肃贪为名杀一批查私盐的官吏。但那个概率很小－－不一定出任监察类职务，而且可能的杀人数也较小。
历史并没给黄巢这样的机会，他只有用超常规的杀戮即屠城，渲泄心中的不满了。从他的言志诗中就能看出：“他花开时我不开，我花开时万花杀。透天香阵满长安，遍地尽穿黄金甲。”
底层社会的仇恨已经根深蒂固，形成文化遗传的一部分。于是话本（或说史）也“混
入”历史，构成了公众记忆的一部分。《水浒传》主人公，小吏宋江几乎是一个活脱脱的黄巢，也许艺术化的“他”（宋）更能真实地考证现实化的“他”（黄）。宋江在浔阳楼以戴罪之身即比贩私盐黄巢更边缘化时，发出了比黄巢更直接、清晰且强烈的复仇声音。在《西江月》词中说：“他年若得报此仇，血染浔阳江口”，在诗中说：“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注7】
我们无须多讨论艺术化的表述，《水浒传》的创作年代与真实发生的事件（及相关事件）相隔两三百年，但若紧随着历史同类真实事件的流脉来看，方腊（更真实的现实宋江）的仇恨则不仅对准上层社会，也对准了平民即底层社会。
方腊是清溪县（今浙江淳安）地方上的小财主，有一座漆园【注8】。官方造作局看他小有资产，就多次找借口整治他，以诈取钱财。方腊怀恨在心，但不敢发作。当时吴中（即现在苏杭一带）正被花石纲困扰，百姓也是怨声载道，时值太学生邓肃上书规劝皇帝赵佶，遭到放逐（革去功名遣返原籍），方腊瞅准机会，利用摩尼教（也称明教）暗中聚集贫苦百姓，为反叛做准备。宣和二年（1120年）冬天，方腊展开了复仇的斗争。他的组织系统很完备，一下子就以一个成型的体系出现在世人面前：有首领的名号（称为“圣公”），有年号（曰“永乐”），官吏、将帅及各级作战人员一应俱全。老百姓除了惊得的发呆外，就是裹进造反的滚滚洪流，第二年，（真实的）宋江也起兵造反了…
社会后果无须考虑
尽管方腊的叛乱，经过半年的时间就被镇压下去了，但他报复的记录一直令大宋各级官员们胆颤心惊：在短短的半年里，共攻破六个州五十二个县，共杀死官民二百万人。方腊所部也抢掠妇女【注9】，山洞被童贯军队攻破后，裸体在树林中上吊自杀的被掳（奸）妇女，前后相望达百余里。
按当时宋朝的人口最高纪录三千六百余万计，等十八个人中就有一个被杀。比一场可怕的瘟疫夺走的人命还要多【注10】。明末的张献忠比之于方腊，虽然杀得人没那么多，但他发泄仇恨的手段却让人读来脊背发凉。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张献忠终于攻下屡战不克的六安城。他认为该城屡攻不克的原因是百姓帮官军守城，可是在官军的威逼下，百姓敢不尽力吗？一城百姓夹在了官与贼之间。张献忠可不听这一套分辩，不由分说，把全城活着的人一个削一只臂，男左女右，整个六安成了残疾城！
【注7】见《水浒传》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宋江《西江月》全词：“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全诗为“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注8】很象《水浒传》中晁盖或史进的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小说中晁盖的村子叫东溪村，与方腊的县名相近。
【注9】《水浒传》中所叙矮脚虎王英想占有被俘的清风寨知寨夫人当有真实情况为依据。
【注10】《水浒传》中所叙李逵以耳朵数计杀人数，也当有真实情况为依据。
第二年（1643年），张献忠攻下武昌，把城中幸存的人统统赶出城，用铁甲骑兵把他们包围起来，往长江里逼。长江里浮满了死尸，以致于武昌鱼都没法食用了。张部再行搜城，把最后藏起来的几百人全部处以肉刑，或砍肢（一如六安的办法），或是挖眼睛，或是割鼻子。整个屠城过程，比之后来日本军队在南京的大屠杀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历史的长轴上不但刻满了同种、同宗相仇恨、相杀戮的事实，对外族人也如此，并终因此遭到了诸如扬州十日那样的血腥报复。
汉代与匈奴的关系，当是一大奇观。
匈奴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以牧畜为主，尤重养马。冶铜业发达，冶铁与制陶也有
一定规模。战国时，活动于秦、赵、燕三国以北的地区。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各部，建立国家。经过东征西讨，南并北击，达到疆域东尽辽河、南抵长城、西至葱岭、北达贝加尔湖的盛况。由于其强势存在并与中国（秦汉）有漫长的边界，秦汉一直视其为边患，尤其匈奴屡有南下的攻扰之举，令南面的强大王朝不得不防。然而，匈奴终未对秦汉形成毁灭性的打击优势。
至汉初，由于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弱势和平路线（见第九章），此后，与匈奴保持近四十年（从公元前170年至前132年）的和平态势。其间，只有一次小规模的冲突即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六月，匈奴入侵雁门（今山西境内），榆上郡（今陕西延安、榆林一带），名将李广以计破坏了匈奴的此次骚扰。从匈奴的本次进攻看，本身没有什么明确的战略意图，更象一个小部落的偶然之举。
对于汉朝来说，有惊无险。
到了汉武帝刘彻执政初期，这种弱势和平路钱被彻底放弃了。刘彻要挑起一场新的战争，来渲泄他对异种的仇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即他掌权的第八个年头儿，民间的爱国主义者（汉代的“愤青”）豪强之士聂壹经过大行（相当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恢向汉武帝建议：“匈奴最近才与我们汉朝和亲【注11】，亲近、信任我们。我们借此可施以诱杀之计。让边境的吏民用财物引诱他们前来，然后埋伏士兵预以击杀。如此，匈奴必渐消亡。”
刘彻及朝廷的大臣们，在国力强盛的骄傲情绪下，让一个无赖引诱了。骄傲变成了仇恨！
刘彻派韩安国、李广、王恢率军三十万去执行这一如儿童游戏般的计策。结果由于一个群众“演员”即被匈奴抓去的雁门尉史（相当于市公安局长）如实说出了汉朝有大军埋伏在马邑的事实，匈奴便悄然撤军了。
此次游戏破产，刘彻十分恼怒，逮捕了王恢，准备交司法部门处理。王恢自觉罪责不轻，就自杀了。
虽然经过此次不快后，匈奴仍和汉朝做边境贸易，但却放弃了和亲政策。刘彻呢，由骄傲而仇恨，由失败而恼怒，由恼怒而更加仇恨。汉初以来的和平政策也宣告结束，双方频繁的交战也开始了。
元光六年（前129年）春，匈奴入侵上谷郡（今河北怀来），青年骑兵将领卫青前去抵抗，化险为夷；元朔元年（前128年）秋，匈奴入侵右北平郡（今辽宁凌原），“飞将军”
【注11】和亲：西汉初年对匈奴实行的一种妥协政策。西汉建立初期，匈奴常犯边境，刘邦曾亲自率兵迎击，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七天。突围后，西汉政府深感实力不足，便采纳娄敬的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即把汉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维持友好关系。每年还要送去大批丝绸、粮食、酒等礼物，并与匈奴进行贸易。汉初七八十年间，一直采用这种政策。
社会后果无须考虑
李广前去抵抗并兼任太守，未发生大战；
元朔二年，春，匈奴再扰边境；
元朔五年春，匈奴攻朔方（今内蒙杭锦北）…
刘彻挑起的边境战争几乎伴随了此后他的整个执政期。他的穷兵黩武政策也受到了后人的严厉批判，如夏侯胜反对给他加庙号的言论。
刘彻既然已经开启了仇外政策，凭他的性格，他是要一直坚持到底的。匈奴在他执政期间虽为汉朝的军事力量所削弱，但终末放弃入侵的政策，西晋时曾在长城以内建立了赵、夏、北凉政权。
由于汉武北击匈奴政策的“成功”，汉族的仇外心理也形成了定势。
对外族宣示仇恨也是一些想从低级职位跃升到高位的官僚们一条捷径。在国家力量并不算强盛或说比原来有所衰落的时候，尤其如此。他们迎合帝王追求强国梦或恢复往日荣耀的心理，带着刻毒去执行使命。
汉昭帝刘弗陵时代的骏马监傅介子就是如此，他远没了张骞【注12】的宽厚的胸襟。
天凤四年（公元前77年），骏马监傅介子出使大宛国，昭帝下诏让他顺路责问楼兰国王，楼兰国王表示服罪。傅介子回到汉朝后，对大将军霍光说：“楼兰国王曾多次反复，不把他杀掉，他国就无所害怕。我愿意前去杀掉他，以此威力来告示各国。”大将军霍光把此事禀报了昭帝后，得到了同意。傅介子带了很多金钱，扬言说要把这些金币赏赐给外国，到了楼兰国以后，楼兰国王为了得到这些汉朝的财物，就来与傅介子会晤。傅介子和他坐在一起饮酒，等楼兰王喝醉以后，傅介子对他说：“汉朝天子有事派我来秘密报告大王。”楼兰国王起身跟着傅介子进入帷帐里，有两位壮士从他的后面向他刺去。于是斩下楼兰王的头，让驿站的车马很快送回长安，并把楼兰国王的头挂在北门上。汉朝拥立楼兰国王在汉朝的弟弟尉屠耆为楼兰国王，并把楼兰国的名字改为鄯善。昭帝封傅介子为义阳侯。
为了打击长城以北有少数民族，唐、明两大强盛的王朝分别采取过野蛮的烧荒政策。
每至秋季草见枯黄，唐（明）之兵则北出几百里，放火焚烧牧草，以使游牧民族无法屯积牧草，也就无法向南进攻。这种烧荒政策，对南北民族的互相仇恨心理的催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历代治史者有意回避，可考资料至今已经很稀少。唐、明两代历史，只是寥寥数语以记之。但，毫无疑问，作为国家的重要政策，皇帝是要关心它的行之效果的。边关每年烧荒完后，要把出兵的里数、所烧的面积等重要数据上报到最高层。
在历史上，高纬度游牧民族向低纬度转移是必然之事，只是当时的人们并没认识到这一必然，所以狭隘的民族观即种族主义便有了出现的可能。早在唐朝建国的三百年之前西晋的一位学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