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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碎片》：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
关于麻将的记忆碎片
行无忌
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我认为人是有权处理自己的生命的。有记者问北大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的养生之道是什么，老先生很痛快地答道：“抽烟、喝酒、打麻将。”他的学生谨遵恩师教诲，一个个给弄得面黄肌瘦，英年早逝。
这是他们的权利。
一位朋友当年喜欢上一个女孩，酷爱打麻将，并且长得无比纤弱，玲珑玉指大概也只有拿得起十三张牌的力气。如今他们已经结婚好几年了，可能是让麻将熬的，她的身段依然魔鬼般苗条，成为一众为体重发愁的女子艳羡的对象。
这是他的权利。
一天，一位同事热情地邀请我去打羽毛球，我予以拒绝。
“从来就没见你运动过。”她娇嗔道。
“别瞎说，我可是健将级的呢。”
“什么？”她像听到李白戒酒一样惊讶。
“麻将跟拖拉机两项。”我得意地答道。
这是我的权利。
少年游
如今已记不清是谁第一个把麻将引入大学宿舍的了，这个问题也成为我们毕业十年聚会时争论的疑案之一，有好几个人希望组织上认定那个沙漠上的布道者是他，为此吵得脸红脖子粗。
我们玩的第一副麻将是竹子刻的，这一点倒很符合它的文化渊源和品位。到第二天，一副就不够用了。另一副马上被人抱来，估计是家里淘汰下来的，每张牌由绿白两色劣质塑料
壳组成，以劣质胶水粘合在一起，中空，内装优质泥沙以增加分量。几圈下来，用做麻毯的床单别说睡人，就是睡刺猬都嫌硌得慌。
看了两圈消化掉规则之后，我战战兢兢地上手，十三张牌不能摆放成一条线，必须得仨一群俩一活搁成几个小堡垒才能算清楚。第一把听的是东风与六万对倒，以我精深的数学知识马上得出结论，六万出现的概率远远低于东风，而我当时混乱运转的脑子是记不住这两口叫的，只能把东风一张牌像情人的名字一样在心中紧张地念叨着，所以当有人打出六万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反应，两圈之后才后悔得恨不能坐科幻电影中的时间机器回到那张六万被打出手的瞬间。
在以后十几年的麻将生涯中，我屡次被一个笨手笨脚的新手摧残。事实上那天我也以同样的方式摧残了别人——与六万失之交臂后的第三圈，我亲手将东风抓到了手里。
确认无误后，我擦擦汗稳定了一下情绪，学别人和牌后的潇洒姿势将牌摊开，处女和就这样诞生了。
永遇乐
那年寒假回到家中，看父亲跟邻居玩牌，我手痒地坐在他旁边，听牌后帮他抓牌，以准确的手感摸出是不是他需要的那张。那时的我混蛋地得意着，但以现在的心情看，做为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我对麻将的熟练掌握肯定令老父亲痛心不已。
但当时我和我的同学们对麻将的痴迷情感已经不是其它任何东西能够代替的了。客观地评价，这种狂热让我们的青春显得十分轻狂，但以当时枯燥的学生生活来看，麻将是为数不
多的调剂，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有网络、DCD和电子游戏可供挥霍，他们甚至奢侈到每个宿舍都有电话，一些人还有手机。
很快，麻将成为我们生活中绝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点可以从大家的外号中窥见一斑。有了麻将之后，我们的外号迅速由原来的家畜、家禽、蔬菜、身体部位类扩展出新的内容，比如一个人叫“田五根”，那很明显地说明此人擅长和五条，跟他一块儿玩牌时一定要把五条早早跑出去或在牌局后期捂得严严实实的。
十几年过去了，居然有一些同学混成了名人，但如果那些追星族知道他们青春期时的行径后，光环肯定荡然无存。比如一个被别人视为作家的同学，他的外号叫“王四桶”，不言而喻，他擅长开四饼的暗杠。那个著名节目主持人衣着光鲜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但你要知道他的外号后恐怕要吓一跳——麻疯病——这个令人恶心的称呼是因为他曾经在某一夜像个疯子似的连庄七把。
某IT英雄向别人吹嘘他刻苦求学的经历，但知道他老底的人都知道，当年他看别人打张四万没事儿，就跟了张七万，结果点了个清一色一条龙，这一奇耻大辱令他当场口吐白沫，被人掐了几下人中后，又接着玩下去。他的这一笑柄和敬业精神成为当时我们好几周内的谈资，甚至女生在熄灯后的床上聊的也是那张七万是多么极度危险。
恨无常
百年树人的学校是不允许我们这么胡来的，于是猫捉耗子的游戏就这样开始。两条路线的斗争持续了我们整个的大学生活。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麻将第N次被没收之后，受组织上委派，我和斌斌怀揣大家凑的一百斤粮票，骑自行车赶到海淀镇，用九十斤的侃价抱回了第N＋1副麻将——粮票是那个时代的另一种一般等价物，我们身上的许多行头都是靠这种硬通货换来的，比如袜子、电子
表，以及那种铜扣上镶着“梦特娇”标志带身上印着“金利来”字样的很地道的人造革腰带。
当晚是隆重的新麻将启用仪式，由几个老麻师负责为新牌开光。本来这一荣耀包括我，但平时很少玩的斌斌非要来第一把，这一要求是他下午用自行车驮我去换麻将时就提出的，我不能食言，只好坐在旁边帮他看牌。
新手的手气就是好，斌斌第一把牌起手就有三个西风。我热心地把西风攥在手里等着开杠，让他整理其它牌。就是这时，学生宿舍管理科的张科长出现在我们身边……
人被带走了，牌被带走了，只有三张西风骨肉离散在我的手里。
一念之差，受处分的人由我变成了斌斌，这一处分严重地影响了他毕业时分配到理想的单位，而我本善良，非但没有侥幸逃脱的幸灾乐祸，还惦记着张科长用我们那副新牌玩麻将，少三个西风多恶心？要不——给人家送去？
张科长啊，你那瘦弱憔悴的身影，多少次出现在成千上百的男生的噩梦中？
迷离劫
我到北京上大学后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去了趟动物园，满足了一下儿时的梦想；大学毕业后几个同学重逢，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吆五喝六地在自己的屋子里打了几圈麻将，满足了一下大学时的梦想——在不用担惊受怕的环境里痛痛快快地打麻将。
毕业几年后，又见到了已经退休的张科长。这时也成为上班族的我已经能跟他平等对话了，但仍有余悸，就邀请他打了两圈麻将，消解一下心中的阴影。
“你们这些学生啊，真不懂事，你们的条件这么好，就是不知道好好珍惜，哪像我们，当年想学习都没地方……”在饭桌上，张科长又开始了他语重心长的唠叨，但这一次我们却真的是听进去了，尽管已晚。
像张科长这样的学校行政人员往往有一个被蹉跎掉的青春，所以他们一见我们这种败家子就气不打一处来。这样的人还包括另一所兄弟院校的另一位科长，这样的话也被这位科长在一个男生宿舍中说出来过。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他隐隐约约听到这个宿舍中有麻将声，就敲响门。报明身份后，等了颇有一会儿，他才被请进去——宿舍里只有三个人，看起来不像在打麻将。
扑空后的他略显失望，准备好的一肚子训话也得说出来才不至于憋得慌，于是就坐到床边，跟这三个学生开始了苦口婆心的思想教育，与张科长那番话差相仿佛。
他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屋里确有四个人正在玩牌。为了伪造现场，他们急中生不智，让一个人爬到了窗外手扒窗台隐藏起来。
科长的忆苦思甜刚进行了不到六分之一处，窗外传来一声惨叫……
一个学生从二楼掉下，摔至小腿骨折。
打麻将的人有手疼的，有眼疼的，有头疼的，有心疼的，从1989年那个秋天开始，又多了个一打麻将就腿疼的。
踏莎行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回老家去，割舍不断的麻将情谊让我和几个大学同学像走亲戚一样经常来往。
一般的情景是这样的，我坐火车到北京，北京站（那时还没有建成北京西站这坨豆腐渣工程）人头攒动的出站口会站着三个或四个神情肃穆的人，其中一人拎着一个跟公文包似的麻将盒，内装一百三十六张被摸得滚瓜烂熟的麻将牌和两粒晶莹剔透的色子，等我出来，二
话不说，坐公共汽车（那时北京很少见到出租车，并且也坐不起，更甭提私家车了）赶到和平里某人的集体宿舍处，麻至三巡，一个突然顾念到友谊的人会抬头问我：“老六，这次在北京呆几天？”
我也抬起头：“哎吆，你脸上怎么裹纱布了？”
“唉，前两天喝多了酒摔的。”
一夜无话。
小强打得兴起，便想赖掉与新交女友的约会，抽空到公用电话处打个电话，用忧急如焚的口吻说：“小红啊，我的同学喝多了，正在医院打吊针呢，我得伺候他，你看……”
姑娘被这个义薄云天的男人深深感动了，完全谅解了他的爽约，还口气缠绵地表达了对他的敬仰。
那真是一个细心又善良的姑娘，半年后他们的好事儿成了，我赶到北京贺喜，她还劝我们少喝些酒：“别跟那次似的，喝到医院里去。”
“医院？”我对这一忠告嗤之以鼻，“我的酒量怎么可能进医院？告诉你吧，从青春期到更年期，我就从来没有跟医院发生过任何关系！”
一片乌云在我的眼前升起。
煞风景
刚工作那会儿，时间跟口袋里的钱一样空，我们穷得闲得只能打麻将了。
社会的进步是这样完成的：如今一部手机的价格在前些年只够买个数字BB机的，而当年买一部手机的钱拿到现在，几乎就能买一辆降价后的汽车。当年的我们，只能用得起数字BB机，很不方便，智慧就在这样的不方便中应运而生。
一个人只要起了麻意，就给他的老麻友打个传呼，数字留言是1003，表示目前的状态是一缺三。对方有了回应后，下一个求偶信号就成了2002，直至3001。
麻桌上有一个很奇妙的规律，一般主动张罗打牌的人肯定要输，而胜利则多属于那些半推半就的人，所以有人在接到邀请时往往要给自己建一个贞节牌坊：“哎呀，我不太想玩。”
遇到这种情况你一定不要死缠烂打，而要很豁达地说：“那我再找阿牛吧。”
那人就扛不住了，不过还要做一下姿态：“求求你再多求我两遍吧。”
这种坏毛病流毒甚广，去年我过生日时，把哥几个拉到一个度假村欢度良宵。一进房间，只见几个男人有的搬桌子，有的找麻毯，有的摆麻将，有的预备烟灰缸，却都扭着屁股娇滴滴地说：“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玩。”然后就像饥饿的人见到面包一样向麻将扑去。
打到天亮，兴尽而归，却发现那个度假村山青水秀，曲径通幽，可惜碰上的是浑身上下没半根雅骨的我们，真是媚眼做给瞎子看了。
魂不归
没有人愿意承认打麻将是一件风雅的活动，但我要提一桩跟麻将有关的韵事。
梁启超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首先是个提倡维新的政治家，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