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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学提议大家写《关于作弊的记忆碎片》，而在那年头，作弊是老师也帮忙的事儿。像我的偶像、青年女诗人杨榴红，她教社会学。《社会学概论》期末考试时，是我第一次上这门课，一见到她，惊为天人。她苗条纤细的身体用一袭阿拉伯风味的长裙裹着（十几年后有人叫这“波西米亚风格”），慵懒地坐在讲台的桌子上，一俟另一个长得很丑却很严厉的监考老师走出去，她马上便伸出修长的食指搁在红唇上，示意我们可以抄写了，脸上是宽容而调皮的坏笑。
毫不夸张地说，我在考试开始前一个小时，除了自己的名字外一个字也没有写，而是始终痴痴地看着她，一是因为我连抄都不知道从何抄起，必须得等旁边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答好后再让俺照葫芦画瓢，另一个原因是，我必须抓紧这最后两个小时将她铭刻在心中，弥补因为逃课而错失掉的整整一学期欣赏她的机会。
非常非常遗憾，那次考试我居然及格了。而按照我的如意算盘，是要重修《社会学》概论的，好能再盯着她看一个学期。未遂后，我与对门宿舍的大鼻子成立了一个杨榴红俱乐部，准备卖酸奶，用赚来的钱为我们的偶像买一副隐性眼镜——我们认为她不戴那副大框眼镜会更好看。
我的《社会学概论》得以及格，并不是因为我抄得有多好，而是那年头的老师都手下留情，轻易不会让学生为了一门傻课而蒙上不及格的灰尘。所以，想不及格也难。
所以，我要追忆一段永远钉在我的成长史耻辱柱上的往事。
那一年的英语课，我们换了个新老师。第一堂课，那厮用夹杂着迈阿密口音的英语说，他刚从美国回来，非常认同美国的教育手法，学生可以来上课，也可以不上课，no problem。
我这么一听，心里就有底了，那一学期的英语课，就基本上没去过。
期末考试，我们要通过学校的四级考试，黑色幽默的一幕发生了，我们宿舍四个考四级的，只有我一人及格，但最终总评成绩，却是只有我一人不及格。那厮还特有理地说，是因为我的考勤太差。
本来我在英语学习方面特有天赋——这一点有中外许多人士可以作证。但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老师，让及了格的人不及格，又让不及格的人及了格，就这样把一个语言天才扼杀在摇篮中。
听说那厮家住动物园附近——我并没有说住动物园的人就是畜类，而我们经常去北展剧场看电影，都是坐332路到动物园下车，然后过一个天桥到马路这边，再走到北京展览馆。每次行走在天桥上，我都想，也许那家伙正骑着自行车往家赶，正在桥底下，我就拎起一块板砖，向那孙子愤怒地掷去，哈哈哈哈，痛快……
这一阴暗的复仇心理使我患上了强烈的天桥强迫症——只要在天桥上走，哪怕是在纽约，都有往下扔砖头的欲望。美国朋友，拜托躲远些。
可以不读书，听起来是很放纵的毁人，其实是诲人不倦的。
科学家们说，时代是懒汉们推动着往前走的，诸如不愿意甩墩布的人发明了吸尘器等等。如果一个人被允许可以偷懒不读书，那么他肯定会寻找一切不去读某一本书的理由，这将更有利于他不迷信权威和名著，培养冷静审视的态度、选择批判的眼光。
就是凭着这股子懒劲，我感觉到巴尔扎克的小说实在是难看，当然比起左拉的来还算有趣；路遥那么老套的文笔，怎么能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不过，他确实比贾平凹要老实得多，而老贾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农民，字里行间却充满了狡黠、算计、虚荣和市侩气，他的书不看也罢。
听北大人如数家珍地说，他们校园里那个工商银行储蓄所，里面一半的钱都是王力老师的——《古代汉语》给他挣的稿费，那真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传奇。我们学古代汉语用的也是这套四本一套的教材——那时候特别羡慕所谓的签名本，就产生了一个自力更生的灵感，比如这套书，我就在扉页上写下了“老六先生雅正”，落款是努力模仿的魏碑体“王力敬献”。
玩笑归玩笑，崇敬归崇敬，但这门课实在是没意思，把文学和文字弄得跟搞科研一样。高考时我一门心思要考中文系，开始学这门课后才忍不住后怕起来。
幸亏可以逃课，老师也高抬贵手，才没有把古代汉语学得那么精细。
王力老师，对不起了，我失去的是古代汉语那门课的“优”，进而失去了当选优秀毕业生的资格，进而失去了分配到比较好的单位。但是在这门课结束后，我得以真正享受起古色古香的国语，并没有被拆成一个个的使动用法、语气助词和平仄，我看《诗经》也没什么磕绊，也才发现《史记》居然是那么伟大的一部著作。
可以不读书，从更深的意义上说，绝对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也是八十年代真正的魅力——你可以被允许进行相反方面的选择了。
是的，我可以热爱读书，也应该可以不读书；我可以说“是”，也应该可以说“不”；我最好是走直路，但也可以走弯路；我应该认真地过每一分钟，但也可以度过一段毫无意义的时光；我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但如果碌碌无为过一辈子的话，也犯不着觉得对不起谁。
我被要求加入到你的行列里来一起建设，也应允许我进行一番破坏；你希望我赞成你，你也允许我对你质疑和反对；我可以对你充满敬意，但你也要接受我对你产生疏离和背弃。
在那个时代，你不用承受那么多“必须”，甚至，你的勇气与出格还得到鼓励和赞赏。
正如美国法学界进行的那番争论，公民焚烧国旗犯不犯法？——“如果一个国家连焚烧国旗的自由都给你，那这个国家还不足够你来爱吗？”
这种弹性和宽松度，比起萨达姆在只有他一人候选的总统选举中还要弄出个近乎百分百的支持率来，比起中央电视台鼓吹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有百分之九十几的观众好评如潮来，要人道得多了。
让我们把这种“不读书主义”发扬光大：
姑娘，我向你求爱，你可以点头，是我莫大的幸福，但是，我也能接受你的拒绝。
哥们，我们的交情是一辈子的，但是，如果你有新的，新的彼岸，就可以离开我。我同样也可以。
亲爱的，我知道你希望我爱你十足十，但是，也请允许我，爱你只有六成六。
幸福的感觉涌遍全身
让我继续歌唱八十年代。
那个年代，百废待兴之际，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失血过久的肌体突然恢复了正常的血液循环，难免会兴奋异常，流动加速。人们的读书热情就像六年不让泡妞的拉塞尔·克罗（14）被突然扔在梅格·瑞安面前一样，怎能不荷尔之大蒙？
拿电影来说吧。1985年，北京举行法国影展，一部《火之战》（15）的票被炒到了七十元一张，而那时我上寄宿高中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十五元，这张票够生活一个学期——这部片子如今出了DVD，可以用七块钱买张D5，约等于一个麦香鱼；1989年，《走出非洲》在武汉的一家音像资料馆放映，大屏幕投影，画质模糊得如同气象云图，配音糟糕得如同街女拉客，但仍是万人空巷，成为那两个星期内恋人之间的最佳礼物，文化人之间的最佳话题，多少人如醉如痴，感慨奥斯卡是多么实至名归——十五年后，当年那个连看三遍的汉子与我一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突然停下脚步，揪住街边小店飘出的一缕音乐——“听，《走出非洲》！”
拿书来说吧。看过憋到极限的山洪喷薄而出的情景，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一本《红与黑》能让那么多人看得泪如雨下；你就能理解《日瓦格医生》的出版是比如今美国攻打伊拉克更让人们奔走相告的消息；你就能理解一个姑妈是书店员工的人能得到多少人的献媚；你就能理解一个姑娘为什么能让你像个疯子一样寤寐思服心旌摇荡——在十几年后的这个春夜，你仍能想起她捧读《天使望故乡》（16）的样子：头发枯黄，脑袋埋在书里像个虾米，戴着大大的眼镜，嘴出神地抿紧，两条长长的腿紧张地交结在一起，浑然不知世界的转动，还有你的存在。
中断的时间链条被重新接上，不管新的，还是旧的，在你眼中都是簇新的。你既在争夺失去的时间，又在与世界一同前行，你既在温故，又在知新，那时候的中国，比谁都丰富，我们在用一天走别人几年的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与师兄师姐们相比，我们这一代生逢其时，没有被失去太多的时间，反倒是别人被压缩的时间也释放到我们的校园。知识大潮涌来的时候，正值消化力和吸收力最旺盛的青春期。在自己最能读书的年龄，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读书，有大把的书可以读，有大把的人可以一起读，世上还有比这更让人愉快的事情吗？
孟德斑鸠说：没有。
至今想起来，仍是幸福的感觉涌遍全身。
从初中时看到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三册删节本《飘》，知道这是生活方式腐朽没落的江青最爱看的外国小说，惊诧于书中“郝思嘉”、“卫希礼”的译名开始，我就开始了寻宝之旅。就像段誉被乔峰带到丐帮，杏子林中，商略平生义，四周高手如云，每一个人面前都要抱拳作揖（17），而我在书海里，见到每一本书都要说一声“久仰”、“与君相见，幸何如哉”，然后一见如故，联榻抵足而眠。
啊，我的勃兰兑斯（18），我的威廉·曼彻斯特（19），我的《流放者归来》，我的《伊甸园之门》（20），到买到十二本全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整整半年沉浸其中，看得手心冒汗体似筛糠时，这种探宝旅程达到了高潮。当看到拉斯柯尼科夫走在广场上，突然想俯下身亲吻那片肮脏土地的时候，正是深夜，我趴在被窝里，赤身裸体，泣不成声。
我的八十年代。
1991年，我走上工作岗位，一个月工资和奖金加起来是一百二十元，所以大家都哭着喊着要上夜班，这样每月可以有五十元的夜班补助，很大一笔钱耶。
汇报这个帐目不是为了哭穷，而是为了显富——两年后，国家普调工资，我一个月的收入突然成了六七百元。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的工资是六七百元，可那会儿的书还是按照人们一二百元的工资水平定的价呀！
这是我另一处生逢其时的幸福生涯，并且更愉快的是，此时的我恰如其分地失恋了，不用把钱捐给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真是——从来没这么款过。
中华书局二十册一套的《资治通鉴》是58。2元，精装的《剑桥中国史》全部九本才一百多块，《中国人史纲》两本一套才8。45元，而两本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你知道是多少钱吗？
对不起，猜错了，是三元整。
你觊觎许久的美书（有人反对我创造出这个词吗？），终于可以被你如愿以偿地搬回家了。记得那时总是哥几个一块去书店，分头觅食，那厮喊道：“老六，我看到了一本浅蓝色的书。”
“你大爷的！”我的色盲并不怕人笑话，可毕竟书店里有那么多人，如果让我循色找去，结果捧着红宝书回家，岂不污了读书人的名头？
“是左琴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