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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终于醒了，他同意约德尔的决策，然后立即从萨尔茨山驱车去克莱斯海姆宫。在那里举行的军事形势会议上，他站在一幅巨大的诺曼底地图前指出：“他们是来向巨浪送死的。”
不久，在难以维持的、从荷兰到法国南部的漫长战线上，希特勒只剩下了六十个装备不全的师，而盟军每天都在向法国运送大量兵员和物资。陆军B 集团军司令埃尔温·隆美尔陆军元帅在盟军登陆前就直截了当地对希特勒说过，如果西线得不到他所要求的增援，那就意味着战争失败。这种形势现在已经开始。
在这种毫无指望的形势下，一个三十六岁的受勋军官进入了历史的画面，他决心结束这个已经失败的战争。在1944年7月20日至1945年5月9日纳粹德国投降期间，这场战争给德国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灾难。他就是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其曾外祖父是格奈泽瑙，父亲曾经当过符滕堡末代国王的枢密大臣。施陶芬贝格出生于巴伐利亚的那汀根，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孪生哥哥。三兄弟都才华横溢：亚历山大是历史学家，贝托尔特是法学家，克劳斯几经波折后决定加入国防军当职业军官。自小体弱多病的克劳斯·施陶芬贝格一表人才，好学不倦，头脑冷静，思考周密，善于说服人。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艾伦·布洛克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闪光的人物”。
和他的两位兄长一样，他在斯图加特上过埃伯哈尔德——卢德维希文科中学，青年时代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后来加入斯特凡·格奥尔格的圈子，中学毕业后当了第十六骑兵团的骑手，这是一支有着光辉传统的部队，驻扎在班贝格。
1930年，施陶芬贝格晋升为少尉。后来成为坦克将军的哈索·冯·曼陀菲尔曾经当过他的上司。有人说， 1933 年纳粹上台时，年轻的施陶芬贝格
曾带领一群欢欣鼓舞的人上街游行，这是个居心叵测的传说。班贝格，这个号称具有中世纪和天主教精神特点的“德国罗马”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褐色潮流的影响，因为班贝格的骑士们遵守了军人不参加政治游行的规定。当然，施陶芬贝格和几乎所有的年轻军官一样，也赞同希特勒党的某些政纲。
传记作家约阿希姆·克拉马茨写道：“毫无疑问，他曾经一度努力把思想和现实加以区别。在当时的德国，很多有声望的人为了稳走局势而不得不暂时接受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非道德论。这也许就是施陶芬贝格当时的想法。。虽然施陶芬贝格对国家社会主义领袖们的野蛮的、没有教养的、有时候完全是装腔作势的做法感到反感，但是由于出身和职业的原因，一种强烈的民族伦理道德观念仍然支配着他，使他同情国家社会主义民族运动。”
1933年，施陶芬贝格升为中尉，1937年升为上尉。1938年，班贝格的犹太教堂也被烧毁，砸玻璃窗之夜的事情对这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是一次关键性的转折，从此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施陶芬贝格升为校官后被派往乌珀塔尔的第一机械化师任职，先后出战过波兰、法国和北非。1943年4月7日，当时是第十坦克师作战参谋的施陶芬贝格在加斯非附近的盟军低空扫射中受了重伤，被送回德国，他所在的师全部被俘。在慕尼黑军医院，医生们久久不能断定，他是否能度过死亡的难关。
这位伯爵毅力过人，他甚至拒绝服用镇痛剂和安眠药。“看到他被打得千疮百孔，实在令人心酸。他的母亲照料着他。。虽然肢残伤痛，但是施陶芬贝格仍然不屈不挠。”
他几乎还未痊愈义要求奔赴前线，后被安排在柏林陆军部办公厅当参谋长。这时候他早已成了希特勒的坚定反对者。他以精辟的论点加入了密谋分子的行列：”将军不行就该用上校。”
这位伯爵不仅展示了智慧和不怕死的精神，而且在他的陆军补充军的新岗位上找到了达此目的的可能。他借口镇压千百万外国劳工的暴动，制订了一个以“女武神”为代号的计划。施陶芬贝格决心实施这个“女武神”计划，从1942年初开始。“狼穴”宜至希特勒为了逃避俄国人而迁移到柏林后仍然在扩建。在几千名工人当中也有很多久国人，他们受到了希特勒外勤警卫营部队的监视，住在故意维持原状的营地边上，但是即使在严格监视下也能够经常进入内圈。 1944 年6 月，那里共有两万八千名工人，其中有几百人在希特勒地下避弹室所在的一号禁区内工作。
这个地方的保安措施是极为严格的，但是也经常出现差错。1942 年底，有一个上校在去十八公里外的茅尔瓦尔德最高统帅部的途中在交通车里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进了一号禁区，而这里只有持特别证件的人才能进入。他下车后走进军官食堂，欢迎他的是希特勒的海军副官那斯科·冯·普特卡默尔。当普特卡默尔告诉他这是什么地方时，这位上校还不信，直到他看见窗外经过的希特勒时他才相信。
更为危险的是， 1942 年7 月9 日，一个波兰劳役企图越过铁丝网，被当场击毙，人们从他的装面包的口袋里搜出一把作案用的折刀。还有一次，人们从里宾特洛甫的副官厄亭格上尉的公文包里搜出了一颗手榴弹和一瓶汽油，引起了一阵恐慌。这位军官声称，这是用来在万一情况下销毁“国家机密文件”用的。
保卫希特勒方面的漏洞还有很多，如那个治胃痛的药瓶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瓶子（往往是无人照看的）就放在希特勒的餐桌旁，只有他一人服用这种药品。那些在挖空心思研究如何才能消灭这个独裁者的密谋分子们，本可以找到一个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即设法在这瓶胃药里放人一种迅速有效的剧毒药品。多年来，有很多人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却无人这样想过。一些人有用武力结束希特勒生命的勇气，但是却无足够的杀人想象力，一度受博尔曼的委托记录希特勒席间谈话的亨利·皮克指出，凡是能够进入元首大本营的坚定刺客“都有足够的以这种方式杀死希特勒的机会”。
中午一点钟，希特勒准备接见后备军司令弗里德里希·弗罗姆上将及其陪同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元首堡垒的人口处，他们和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和空军将军卡尔·博登沙茨聊了几句。军官们进去后，希特勒向他们样子致意。这次军事会议时间很短，从一点十分开始到一点四十分结束。接着开其他会议。
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这次又未出席合议，不过即使他今天在场，施陶芬贝格也无法进行这次谋杀。炸弹虽然放在他的公文包里，柏林的同谋们这时也已过早地执行了“女武神”计划（本来只有弗罗姆才有这种权利），但是这位伯爵没有夹破这个至少需要十分钟才会引起爆炸的酸液信管的机会。在会议室，在希特勒的眼皮底下，他设法这样做，就这样，他的第二次尝试又失败了。但是这位连连失败的刺客并不因此而善罢甘休。他还有7 月20日两次去东普鲁士汇报后备军可以向东线派多少人员的机会。
柏林班德勒街的密谋分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撤销他们的戒备措施。弗罗姆获知背着他所千的事后极为恼怒。他是个两面讨好的骑墙派，密谋分子经常向他提出暗示和要求，但他从不加以指责；另一方面，这位把安宁的生活和正常的睡眠置于良知之上的上将，依然执行着希特勒的各项命令，但是最终还是未能逃脱被绞死的命运。
还未做好准备占领广播电台和在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上的基本上没有什么警卫的盖世大保总部，他们本来是可以从中解救出几个密谋分子的，如尤利乌斯·勒贝尔。他们也没有去逮捕柏林大区党部书记戈培尔，尽管柏林警察局长黑尔多夫伯爵早已深深陷入密谋集团之中并急待做些工作。”
四点钟左右，柏林驻军司令冯·哈泽将军终于下令出兵占领政府驻地，他派前希特勒青年团首领奥托·恩斯特·雷默尔少校率“大德意志”警卫营出发。班德勒街的气氛是压抑的，甚至是悲观的，那位深孚众望、然而根本不适应密谋活动的埃尔温·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的态度犹为典型。他耽误了几小时，虽然也全副武装出现在现场。他对混乱的局面极为恼火，于是先回到了措森，后来又跑到他的庄园，最后终于被盖世太保的暴徒逮捕。
在“狼穴”，希特勒的武士们非但没有采取行动，反而在互相指责。海军上将邓尼茨大骂陆军的背叛行为和空军的无能；戈林称里宾特洛甫是外交上的低能儿；希特勒听着，默默地吞服着莫雷尔的各种药片，然后突然跳起来大发雷霆，扬言要把这些罪犯的老婆孩子统统斩尽杀绝。
在气氛紧张的柏林，谣言四起，但是广播电台仍然还在沉默。元首大本营正在准备希特勒对德国人民的讲话，但是奇怪的是，那里竟然没有转括设备。这位独裁者必须要等到从柯尼斯贝格派来一辆转播车后方能发表讲话，但这要花去好几个小时的时间。看来，在7 月20 日当天就向德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是不可能的了。
在帝国首府，“女武神”行动方案的第一个措施终于付诸实施了。柏林的警卫营先遗队已经出现在勃兰合堡门附近，并在继续向政府驻地挺进。这时，在班德勒街的臭尔布里特将军的办公室里，政变军官们的马拉松会议还没有结束。会议气氛直到有人报告施陶芬贝格的汽车已经到达院内时才出现一丝轻松。
这位从“狼穴”归来的刺客显得很轻松、兴奋和如释重负。他安慰同谋们说：“按常情判断，希特勒已死无疑。”五点钟以后，班德勒街的所有进出口都已被封锁，只有持施陶芬贝格亲自签发的桔黄色通行证的人方可进出这座建筑物。
五点三十分，密谋分子向武装部队各部发了一份由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签署的电报：“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去世。一个由对前线情况一无所知的党魁们组成的伤夭害理的集团，企图利用眼前的形势向正在浴血奋战的前线将士从背后插上一刀，同时力图攫取权力以达到营私的目的。在这一危急关头，帝国政府决定实行军事管制，以维护法制，井委托我以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
和以往一样，在巴黎的冯·克卢格元帅还有动摇，存在设法疏远叛乱分子。但是现在他说：“历史的钟声已经响。”他建议参谋们立即开始同英美谈判西线停火的问题。当他后来收到凯特尔的“元首安然无恙”的电报后，他又再次改变腔调。但是已经大晚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早已替他采取了行动，已发出了逮捕在巴黎的一千二百名党卫队员和保安处人员的命令。整个行动只用了几个小时。历史学家威廉·冯·施拉姆写道：“二十二点三十分，第一警卫团突击队征服了盖世太保。这样，这一行动实际上已经无法再取消了。如果这一行动在最后时刻被取消，那么这在德国历史上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事实首次清楚他说明了陆军和国家秘密警察之间的对立程度，同时也说明，那些恐怖制度的高级干部自己被抓后也不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