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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达139人。在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丫叉会能在四州县同时拜会，说明事先是经过较长时间酝酿的。
二丐帮种类（4）
江西、广东等地的“沙包会”或“沙钵会”其起始年代不详。道光二十年二月，李保庭等六十一人在江西崇义县结拜沙包会“各出钱六十三文，买备香烛酒肉，敬神结盟，以使聚赌行窃，互相帮护”。道光末年，广东沙包会首领王萧氏发动起义，不过这一丐帮组织已经同天地会发生了融合。
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交界处的“花子会”或“粢巴会”道光十六年（1836）有人奏报：“江西广信府属之上绕、广丰等县，福建建宁府属之崇安、薄城、松溪等县，浙江处州府属之龙泉、庆元等县，三省毗连之区、封禁山内有丐匪盘踞，号称花子会，俱系无赖之徒结党扰害。其会有大会首、副会首、散头目等名。大会潜往浙江金华府义乌、永康二县，行踪诡秘。每年五月十三日于僻静古庙聚会一次，蒸捣糯米为食，又名为粢马会。欲纠众讹作，则以竹筷缠扎鸡毛，上系铜钱一枚，分头传示。会中人见即赶往，有吃水放水之称。此会转入彼教，有钻圈跳圈之号。居民不敢告发，地方官不甚置意，愈聚愈众，难保日久不滋生事端。”可见这些地区的丐帮已具有严密的等级制度，定期聚会，并有黑话暗号，各个丐帮之间划分势力范围，进行有组织的强行乞讨活动。
湖南的“孤老会”道光十年（1935），湖北江陵县人郑老鼠在湖南澧州、安乡边界与阿弥子等人纠约八十八人拜会，以会内之人孤身者居多，取名孤老会。分南北二字派，由郑老鼠、阿弥子分别管束。同伙之人，皆须允其于家中躲避。南方派窃得财物，交郑老鼠变卖，北字派窃得财物，交阿弥子变卖。所得钱文皆由郑老鼠作三股派分，郑老鼠阿弥子共得一股，行窃之人得一股，存一股留作帮助照料其他人之用，倘被官差拿获，不许逞凶拒捕，不许扳供同伙。如遇村民欺凌，同会之人互相通知，以便帮助。这些只许偷窃，不许抢劫、不许拒捕的规定，其精神实质与边钱会完全一样，反映了窃贼的共同心态。孤老会按南北字派分脏的结会方式，后来也为其他乞丐、窃贼帮会所吸收，故亦称为“南北会”。
上述种种会党组织都以乞丐为主要会众成员，故而我们将其作为丐帮之一类，但它们是特别的一类，因为这类组织无论就其组织目标、群体活动，还是组织规范都与标准的或典型的丐帮相去甚远。边钱会、罗筐会、孝义会、红黑会、孤老会、花子会等组织与其说是丐帮之一类，毋宁说是会党之一类。这些组织的活动目标、内部组织结构与哥老会、天地会等帮会组织颇为相近，在此我们仅将其论列，以便读者全面了解。下面我们重点分析的丐帮组织，则以第一类为主要对象，间或涉及第二类，即官办丐帮或亦官亦民的丐帮组织。
三丐帮的特质（1）
①以首属关系为核心的初级群体
丐帮作为一种民间自发的群体，是乞丐者流在其长期的行乞生活中为着某种工具性需要（如乞讨的便利、乞讨资源的分配、互助互济、形成某种集体的力量等等）和表意性需要（如切磋学习、感情交流、相互慰藉等等）而自然形成的。就此而立，丐帮有类于社会学上的所谓的“初级群体”或“首属群体”，按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库利和米德的说法，初级群体或首属群体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它以血缘关系、感情关系、个人关系为人际交往—互动的主要关系形成，由引在群体内部形成带有强烈人格色彩的初级关系；这种群体以约定俗成的习惯为行为准则和规范，它是人类生活中最初始的、最基本的群体形式，家庭，邻里、村社、宗族、公社等等可视为初级群体的典型代表。
如果我们以此为标准来剖视丐帮内部的群体结构，它显然是带有浓厚的初级群体特质的一种社会群体。
首先，从丐帮形成的途径来看，它是自然形成的。
丐帮是众多乞丐在长期行乞生涯中为着自己的生计、为了维系共同的生活方式而联合起来的。这一过程大约在宋代前后即已完成。乞丐者流从零散的、游动不定的、个人的行为发展形成为结帮成伙，以某种集团行为出现于世上，其间没有外力的强制与干预，也不是社会为了某种特定的功能目的而人为加以组织，它纯粹是自发的、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当然，贫困的普通化、城市的日益世俗化、商品经济的发达、乞丐队伍的扩大、其他秘密民间会社之兴起都对丐帮之形成产生了影响，但这些因素只是以环境条件的形式对丐帮形成提了一种背景和土壤，创造了一定的机会，至于丐帮的形成，则主要是——乞丐在长期的同质活动中，经长期的互动交往而自然形式的，而不是社会外力强制的结果。
其次，从丐帮内部的成员互动关系来看，它是一种以首属关系为主的社会群体。
丐帮虽有丐首，或曰丐头、杆上、团头、甲头等等，丐头与普通成员之间也有严格的等级关系和权力隶属关系，然而这种等级权力关系多以宗法式或类亲属关系出现的，并非正式组织的政治分层关系，丐头与普通成员的权力关系来源于宗法权威，而不是政治体系的赋予。因此是非正式的、不甚严格的。除丐头而外，众多丐帮成员之间没有明显的地位身份差异，他们多以兄弟相称，以辈份为序排列尊卑，成员间的交往互动以随性的、个人的方式进行，较少受到成文规范制度的约束，人际互动呈现出浓郁的人格化特征。因此，丐帮成员间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首属关系，丐帮正是基于首属关系而结合起来的一种初级群体。
最后，从丐帮内部的群体规范来看，其行为规范是不甚严格、不甚正规的。
各类丐帮虽然都有种种帮规、准则、条令、禁忌等行为规范，这种规范用以强化帮内群体成员的和睦稳定，禁止其成员的偷窃、抢劫等越轨行为，以及有关行乞地域、方式的明确规定。不论这些规范的内容如何、繁简程度如何，它们都是约定俗成的，口耳相传的，并以某种非下式的方式在丐帮内部实行。在实施的过程中，各类规范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条款的可塑性较大。这也迥异于正规组织的制度规章，正式组织的制度远较此正式、严格。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丐帮是一种初级群体或首属群体，或者说是一种带有明显初级关系色彩的社会群体。
②帮会与行会的特性
丐帮者，乞丐之帮会也。仅从字面上就可以说明乞丐的组织是具有帮会性质的，事实也确乎如此。
帮会是一种秘密会社或秘密社会团体，它是一种带有自己鲜明亚文化彩色，甚或带有明显反文化色彩的社会群体。作为秘密会社的帮会组织形成于宋代以后，大盛于清代，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帮会组织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的帮会组织名目众多，形态各异，至明清之交，形成北方以白莲教为核心，南方以洪门（即天地会）为中心的两大全国性帮会组织系统。
综合考察中国古代帮会组织的结构功能特征，我们发现，尽管它们形式多样、名目繁多，但在群体意识、群体结构、行为方式等方面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从群体意识上看，维系帮会组织的精神理念是“平等”观念，这是在不平等的现实社会中广大民众一直向往的社会理想，在各种民间帮会社团中，“平等”理念是吸引他们、使他们聚合在一起，支撑他们活动的精神支柱。
从组织结构上分析，中国古代帮会组织都是一种“类亲属结构”的群体，以社会学概念言之，则可称之为一种首属群体或初级群体。陈旭麓先生说，在中国历史上，会党组织（即帮会）是与家庭组织、行会组织鼎足而立的平民社会的“第三种社会组织”。这种“第三社会组织”就其群体组织结构而言，是介于家庭组织与行会组织之间的。既有家族组织的结构特征，又具有某些行会组织的结构特征。质言之，在各类帮会社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既有类似血缘班辈的长幼尊卑之序，又有行会中师徒弟子的等级次序。成员之间上下等级以类亲属的班辈排定，整个组织内部又概以平等的类亲属关系相维系。《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与《水浒》中梁山泊头领兼兄弟的体制可视为其理想的结构模式。
三丐帮的特质（2）
从功能作用上看，中国古代帮会组织都有其特殊政治诉求，那就是实现平等理想，有如天地会堂前贴的对联：“忠义堂前无大小，不欺富贵不欺贫。”“自入洪门之后，你父母即我之父母，你兄弟姊妹即我之兄弟姊妹，你妻我之嫂，你子我之侄。”“入彼党伙、不携赀粮，穿衣吃饭，不分你我。”同时，帮会组织还承担着社会生活的互相扶持，互相救助的保障功能。如白莲教称入教为“在里”，同为“在里”之人，则“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在封建社会中，广大民众不仅在政治上毫无权利，经济上也常常是赤贫无靠，各种帮会组织正是满足了广大民众的这一需求，在政治上满足其平等的需求，在经济及社会生活上提供一些保障机制，故而广大民众乐于参入其间。孙中山先生曾精辟的指出，明清帮会社团“其团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这是对帮会组织社会功能最生动的诠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丐帮是一种以乞丐间首属关系为结束而组合起来的初级社会群体，它是乞丐在长期的同质活动中自发形成的，它传载着乞丐亚文化，表现了乞丐的基本行为特征，它既具有帮会式的社团功能，又具有行业协会的功能。
四丐首（1）
丐帮的首领通常称为丐头或丐首。丐帮因地而异，种类繁多，丐头的名称也五花八门。京城丐帮称其首领为“黄杆子”、“蓝杆子”，华北地区的丐帮“穷家门”，其首领则称“当家”，其中小头目又叫“篓子头”；东北地区“大筐”的首领名为“落子头”，还有“团头”、“甲头”、“头牌”、“掌门”、“花子头”等等，名目杂多，不一而足。丐头是丐帮中地位最尊显的人物，他们的行为、生活既带有乞丐亚文化类型的某些特征，又与普通乞丐有明显的区别，他们的行为取向、生活方式更多地是接近主流文化的，分析丐首的行为与生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考察乞丐文化的多层面、多样化表现。
①富埒王侯的生活
丐帮是一种自发的初级社会群体，其首领的产生也有其独特方式，早期丐帮的首领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今天已难详知，清末民初的丐首，据学者的研究，其产生方式不外以下三种：
其一，乞丐们自己选拔推出来。
这类丐首大多是身强力壮、财力过人的强人，或者是流氓恶棍，行事蛮横无理者，他们以材力、声威、恶势力震慑了众丐，从而为众丐所服膺，被推为丐首。
其二，破落的世家子弟。
有些达官显宦、巨商富贾其兴家时显赫一时，其后子弟一代不如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