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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民团
既然谁都知道土匪淫掠烧杀、为害深重而且劣性难改，那政府又为什么要对其进行怀柔招抚呢？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①兵力不敷布防。比如在苏鲁豫皖地区，如果凭官方剿匪报告，有些时候土匪人数相当于一地驻军的半数以上。
②土匪的作战能力较强。小杆土匪长于袭击隐蔽，“聚则为贼，散则为民”，官军不易剿灭。大杆土匪人众枪多，兵匪、积匪能征惯战。这些人若能为己所用，既无须装备，也无须训练，军阀自然更愿意将其招抚，而不愿因剿匪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③为使土匪免为敌对势力所招抚，或被他们煽动起来制造麻烦，从而招抚。
④以匪治匪。比如张作霖招抚后，就卖力地把另一匪酋杜立三诱捕枪杀。江西匪首周文山投靠蒋经国后，也尽力剿灭另一股匪黎英、黎雄。
3、剿抚兼施
对于匪患问题的治理，任何一届政府都不是单纯地采取或剿或抚的政策，而是剿抚兼施，对匪帮进行分化瓦解，武力围剿与利禄引诱相结合。
愿意归顺者，招抚使其有新生之路；顽固不化者，严惩以警戒他人。例如，1918年10月，巨野县商会会长魏翰卿就认为：“夫治贼之法，不外剿抚。顾剿而不抚，无以开其生路；而抚而不剿，无以警其邪心。”（陆军部档（北十一）757，陆军部档1014（二）97，转引自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41页）
清末江西九江警察
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兹不赘述。
当然，历届政府除了直接对为非作歹的土匪进行治理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其他政策，以防止匪患的产生和肆虐。比如，南京国民政府曾采取这样一些措施：①注重地方政权建设，实行保甲制度和联保连坐法，多方加强控制；②对于流民，或遣返回乡，或设立游民乞丐习艺所和感化所加以收容，防止他们转化为匪；③灾荒期间实施救济，尽力消除匪患的来源。
剿匪布告
匪患的肃清中国共产党肃清匪患
剿匪英雄杨子荣
二 中国共产党肃清匪患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迅即投入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斗争洪流，切身的革命实践，使中共认识到，在土匪活动甚烈的中国乡村，要发动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就不能无视这批流氓武装力量的存在。对于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形势的不断变化和中共自身的日益成熟，其具体认识和解决方法也各不相同，而最终以全面军事清剿结束了群魔乱舞的局面，使这一长期危害中国社会肌体的毒瘤得以彻底清除。下面我们试分期加以叙述。
1、注重联络、分化打击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土匪的认识还比较肤浅，认为土匪中的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是在沉重的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下，因生活不下去而被迫为匪的，有些成员基本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只有少部分是烧杀淫掠、为非作歹的劣徒，对他们的破坏性和顽固性则认识不足。中共这一时期对土匪所采取的策略是注重联络、分化打击。
共产党人被杀现场
1925年，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对土匪问题的三种策略：
①帮助农民反抗压迫的土匪，予以适当联络；②被地主利用而压迫农民的土匪，一面实行武力对抗，一面极力向他们宣传并揭破地主利用他们的图谋，启发他们反对地主的压迫，回到农民队伍中来；③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训练农民自卫军，进行防御。
政策颁布以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效果并不理想。一部分土匪愿与革命合作，有的加入了农会，但这却引起了“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的攻击。第二种土匪惟利是图，见风使舵，谁出的钱多就为谁卖命。所以不管革命者怎样联络，他们也经常被地主利用来攻打农会。第三种专以农民为敌，更无须多说。这样，他们实际上都阻碍革命的行动，妨害农会的发展。一年以后，中共广东区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有肃清土匪的必要”。湖南的情况与广东类似。
欢迎剿匪部队
2、合作为主、注重改造时期
1927年，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在血雨腥风之中，力量大幅削弱的共产党人被迫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在边远落后的政治真空地带寻找自己的落脚点，而这些地区正是长期以来土匪的栖身之地。同是出身贫苦、被迫反抗，同在夹缝中求生存，这种相同的境遇使二者的接近具有了可能性，同时，中共在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逐渐深化了对土匪的认识，从而形成了合作为主、注重改造的对匪政策。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土匪“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毛泽东选集》，第640～641页）这段论述成为中共制定对土匪政策的指导思想。
比如，闽西地区的党组织所采取的对匪政策：
①以抢劫为业，勾结豪绅资产阶级与革命为敌的土匪，坚决解除其武装。
②虽以抢劫为业，但与豪绅资产阶级有冲突，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土匪，派人插入他们的队伍，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领袖（反动的和不革命的），使之站在反豪绅资产阶级战线上来。
③对半耕田、半抢劫的土匪，应把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进攻地主阶级。
④……在白色区域则应设法拉拢流氓分子，使之不为豪绅资产阶级利用。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5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闽西根据地在联合与改造土匪的工作方面就取得了很大成绩，使许多贫民出身的土匪或投入红军、或参加农会，脱离了反革命阵营和绿林生涯，顽固不化者则由于孤立无援只得流窜他乡，从而瓦解了此地的股匪。
至于井冈山根据地，以王佐、袁文才部队的改造最具典型意义。毛泽东、何长工对王、袁等人以礼相待，坦诚相交，传播革命思想，启发他们的觉悟，终于将一支阶级观念模糊、具有很重的流寇思想、游民习气的绿林队伍，改造为战斗力很强的工农红军。
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与土匪的合作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当时游击队活动的伏牛山区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区，但由于游击队自身力量很小，不足以吸引他们参加革命队伍，中共就派陈香斋深入匪帮，做匪运工作。他讲义气，同土匪拜把兄弟，很快得到土匪的拥护。由于陈香斋的努力，很多土匪知道了共产党是解放穷人的，所以他们不反对共产党，有时还听游击队指挥，不破坏共产党组织起来的群众，不拉游击队活动区域的群众的肉票，如果拉错了，游击队拿信去，他们就放回。这种彼此相安的做法对革命也很有帮助。
其它根据地在联合与改造土匪绿林武装方面，也创造了不少经验，如陕甘边区刘志丹改造郭宝珊的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特委改造从旧日“神团”转化而来的游击队，都是很成功的范例。
当然，中共在联合与收编土匪的实践中也并非一帆风顺，这种合作受双方实力及当时的生存环境影响较大。收编过来的一些土匪，由于散漫放荡已成习惯，受不了革命队伍中的极端艰苦的生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革命的暂时失败又使他们悲观失望，这样，他们就故态复萌，不时骚扰群众，有的土匪调到前方去就动摇、逃跑、留下祸根。同时，他们身上积聚的流氓习气，也严重腐蚀革命军队的建设，“产生出许多错误的政治观念，如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政策、惩办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极端民主化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51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团结争取、联合抗日时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丢城失地，纷纷南逃，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下，许多地方土匪活动猖獗，各种性质的地方武装蜂拥而起，成为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人争取的目标。
在日军大举进犯、民族危亡在即的情况下，团结和争取一切力量进行全面的民族自卫战争，成为这一时期的最主要的任务。为了发动人民战争，进行持久抗日，中共对土匪武装的主要政策是争取他们积极抗日，协同作战，同时逐渐改变他们的性质。比如，晋察冀边区的做法就颇有代表性。聂荣臻对于任何主动要求抗日的“杂色司令”、“主任”，都热情欢迎，但并不急于改编。即使对于纪律很坏的土匪武装，暂时也不实行武力解决，而是本着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对他们耐心地说服教育。有时遇到个别人的无理反抗，不得不加以拘留，但经过一番说服教育后，仍然送他们回部队。这些做法，较好地团结了尽可能多的武装力量一起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随着敌后抗战日益艰苦，土匪武装分化明显，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接受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加入到八路军行列；有的本性难移，依然烧杀劫掠；有的投入日军的怀抱，作了汉奸走狗；也有的见风使舵，脚踏数只船，明里靠八路军，暗里靠日军，还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勾结，在根据地搞磨擦，为害一方，成为根据地发展和巩固的一大障碍，对这种武装，八路军当然是坚决歼灭。
总起来说，这一时期，中共的争取与联合土匪武装的政策较为成功，土匪参与抗日阵营比较普遍。如东北地区，长久以来一直是马贼巢穴，自“九一八”事变后，一些具有民族正义感的土匪、马贼纷纷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组成了约30万抗日义勇军，这些武装后来多改编为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中不少于半数的人原先是绿林人物。他们活跃在黑水白山之间，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给来犯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被处决的乱兵。兵乱常常转为匪。
4、武力围剿、肃清镇压时期
抗战结束后，龟缩重庆的国民政府为抢夺胜利果实，大肆搜罗收编各地土匪残余武装，疯狂争夺地盘、袭击人民军队、枪杀干部群众、破坏土地改革和地方民主政权建设。这一时期的土匪已经完全堕落为国民政府发动内战的帮凶，残害人民的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