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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魏征不能理解这样一段和两个人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感情。李世民请他一道登上层观凭栏远眺昭陵。魏征熟视后却说：“臣昏眊，不能见。”
李世民不懂他的皮里阳秋，还亲自指给他看。魏征却说：“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
我知道自己不应该敌视一个还算正直的大臣，但我因这话而对这位道德力量的捍卫者心生厌烦，并因此怀疑他对人世间美好情感的理解能力。我是一个在解读历史时从不忽视道德评价体系重要性的人，但我同样坚持认为剥离了情感基础的道德，是貌似崇高的卑劣。魏征的问题就在于无视情感去奢谈以孝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将李世民对长孙氏的爱和对父亲的“孝”人为地对立起来，并希望用后者去贬低，甚至摧毁前者。
我为长孙氏感到庆幸，这种对立发生在她长眠之后，使她没有象礼教禁锢下的许多女性一样因为这种对立而成为悲剧的主角。但我又为长孙氏感到辛酸。
这不能完全归罪于魏征的不解风情，甚至不能简单归罪于纲常。那是一种深自内心、远至上古的观念在悄悄的左右着思维。在爱琴海，女人是用美妙的歌声引诱水手触礁毁灭的海妖，是把情人变成了野兽的喀尔刻；她是把渔夫吸入潭底的精灵。在近东，女人被奉献给了撒旦；在我们这里，她是妹喜、妲己、褒姒的身影叠印出来的四个字：红颜祸水。
看似强大的男性始终将女性看作男权世界秩序的潜在敌人，害怕以情欲去对抗责任，以现时去反对未来，害怕为欲望所奴役并割断与社会联系，最终受制于对方，成为在折磨与快感之间被动地摇摆不定的肉体。这是潜意识里对女性所怀有深深的恐惧。
长孙氏已经做得如此完美。她符合男性世界对他的另一半的全部期望，和他们共同构建起一种近乎于完美的和谐，而这种和谐又完全是男性主导的。可魏征还是将她和属于她的一段感情看成了威胁。其实，随着长孙氏的亡故，爱情因为主人公的离去而残缺。不会有真实而美好的肉体来诱惑，精神也因为死亡而凝固在一个时间点上，并部分物化为十卷《女则》。时间将抽绎这段感情，使之最后完成从实在到抽象的转变。但这不能消解魏征们的疑虑。他们害怕李世民会沉湎于对一个女人的怀念，他们害怕李世民树立起一个看重女性的样板，他们害怕……
风里的层观观照出男性的虚弱和他们所憧憬的理想状态的脆弱，于是它很快就被拆毁了——“上泣，为之毁观。”
但眺望的目光也许从来就没有收回来过。因为，长孙氏代表着一个几近圆满的境界。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注定要被支解和颠覆的境界。李淳风和袁天罡已经看见支解和颠覆的那个人悄然在昭陵上方的星空里闪烁不定。
梨花满地不开门——大唐宫廷的后长孙时代
一个过份圆满的境界，也就是一个注定要被支解和颠覆的境界。
李世民的元后长孙氏在立政殿一暝不视后，李世民曾想让杨氏主馔中宫，来填补她遗留下来的空缺。但是，他的想法遭到了以直言进谏而名垂青史的大臣魏征坚决的反对。
这确实是一个不可能被填补的空缺。
关于杨氏，史书上只有几个零零星星的片段：“恭仁……从侄女为巢剌王妃”、“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在杨师道的墓志铭也刻下了“姪以淑德华宗，怀芳淑掖”的字样。它们点明了杨氏的社会关系。那是她与男性世界的联系。忽略的，是她本身：她长什么样？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怎么感受的……所以我们无从拿她本身来和长孙氏比较。不过，我们还是很清楚，她绝对不是长孙氏的替补。
从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我们了解到杨氏出身隋朝宗室，是观王杨雄的后裔。她的叔父还是唐朝的中书令。不仅背景不逊色于长孙氏，在出阁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作为齐王李元吉，也就是巢剌王的王妃，杨氏曾和长孙氏是妯娌，有着大致相等的身份。但是玄武门事变改变了这一切。为了争夺最高权力，李氏兄弟阋墙最终发展到白刃相见的地步。李世民伏兵宫门，射杀了太子李建成。但是他也在树林里落马倒地。就在李元吉要用弓弦勒死李世民的紧要时刻，尉迟敬德的长箭洞穿了他的身体。那声霹雳弓响是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巨大偶然性在玄武门的空气中掠过时发出的巨大声音。如果利箭的准头偏了那么一点，如果勒住李世民脖子的弓弦已经收紧，如果……但所有的假设都被那破空有声的利箭一一刺破。杨氏和长孙氏曾变幻莫测的相对位置被箭头牢牢地钉住了：现在，长孙氏凤冠巍巍地站在了光彩照人的新天子李世民身旁；而杨氏混迹于那队被籍没的罪孥中，蓬头垢面地走进了掖庭宫黯淡的庭院。
李世民杀死了杨氏的丈夫，用她丈夫鲜血淋漓的头颅趋散了那些还在围攻秦王府的甲士，在稳定了局面后又杀死了她年幼的孩子们。杨氏则作为政变的附带成果被这个改变了她一生的男性占有了，象一个物件一样，还不如物件。物件易手并不必然会降低它自身的价值，而杨氏却在所有权人的转换之间无可挽回地贬值了。
长孙氏离开了人世后，李世民开始考虑将杨氏曾经失去的可能性在十年以后又还给她。但是，使她高贵过的齐王妃身份现在成为她晋位中宫的最大障碍。男权社会容忍了手足相残和野蛮占有，却不容许它们被推到历史舞台高照度的聚光灯下。在杨氏真实的人生故事中，李世民扮演了一个霸占弟妇的角色。这多少损害了他在更宏观的历史过程中树立起来的光辉形象。所以，杨氏的人生必须被肢解成看起来不相干的前后两段，掩耳盗铃式地使人们忘记那个在太极宫承雨露天恩的杨氏就是齐王妃，或者干脆把她隐藏起来。但是，齐王妃的耀眼身份使杨氏前半生难以被掩盖，于是人们试图掩盖她的后半生。掩盖她的后半生，才能掩盖或淡化李世民霸占弟妇的恶行。任何象样的封号都会使这个女人曝光，更遑论母仪天下的皇后了。所以，杨氏只是李世民欲望的对象，而不能摆脱她物化的地位。因为男性欲望是杨氏存在的唯一理由。她注定要蜷缩在寂寞深宫的某个角落里，没有封号，没有名字，没有任何可以标志其独立人格的身份，哪怕这种人格其实并不真正独立。
魏征在劝阻李世民立杨氏为后时说：
“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
这是整个男性世界的声音。他们将她看成拖累名声的赘物，损害盛德的利器。比起那个在灿若云霞的桃花林里踏歌的长孙氏，杨氏在男性目光中的历史形象黯淡、班驳，有着擦拭不去的污渍。她是巢王妃，是李世民的弟妇，她是与李世民的不伦恶行紧密相关的女人。因此她象征着恶行恶德，是天子华丽的衮龙袍袖口的斑斑点点，粘着玄武门的血污，却散发出淫荡的气息……难道不立杨氏为皇后，李世民就没有了夺人妻、杀人子的瑕疵而“比德唐、虞”了么？难道立杨氏为皇后，李世民就不能凭借他的天纵神武和虚心求治而比德唐、虞？魏征实在是将旧道德中皇帝新衣的一面演绎得淋漓尽致。可他没有想到，杨氏还有显赫的亲族，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儿子曹王李明。
于是，一个几乎被掩藏起来的女性还是违背魏征心意地留下了她经过的痕迹……
册立杨氏为皇后没有下文，贵妃韦珪应该成为长孙氏身后后宫地位最尊贵的女性。因为，按照唐制皇后之下有四位妃子：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都是正一品。贵妃排名列前，而且韦珪早在贞观元年就得到册封。由她来代行皇后的职权，统摄后宫，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
和杨氏一样，这个部分行使长孙氏之职的女性也曾有过一段凄惨的婚姻经历。韦珪是京兆杜陵人。在隋唐时有个“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俗谚就是用离青天不过区区一尺五来形容长安城以南的韦、杜两姓门第之高华。韦珪的曾祖父韦孝宽是北朝名将，曾以玉壁之战中惊人的防御能力名动天下。可能因隋朝左武卫大将军李子雄曾随从韦孝宽参与打败尉迟迥的相州之役，两家素有渊源，韦珪初嫁李子雄的儿子李珉。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当隋炀帝流连于东南的繁华的时候，曾经被他视为心腹的李子雄竟然在长安犯事被捕。也许是预感到被押送扬州后难逃一死，李子雄在路上潜逃了。走投无路的他去投奔同为关陇贵族的杨玄感，走上反叛的道路。大业九年，杨玄感兵败。作为谋主的李子雄父子双双被杀。隋末变幻无方的风云使韦珪在一夜之间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后来，令狐德棻在为韦珪撰写的墓志里为尊者讳，没有提到她先嫁李珉一事。似乎只有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个女性面对坎坷命运的无奈、无助，但它被有意地省略了。整个墓志中最让人动心的句子描绘了韦珪的美貌：
“春椒起咏，艳夺巫岫之莲；秋扃腾文，丽掩蜀江之锦。”
已经育有一女的寡妇能使惯看美色的秦王李世民一见倾心，足见她当得起墓志上的瑰丽辞藻。也正是这如花的容颜使她走进深宫，走进一段新的生活。李子雄一家与李唐皇室同姓，但没有什么渊源，韦珪幸运地避免了杨氏的尴尬处境。当时，人们对她的改嫁倒没有更多的非难，不象明朝的大臣会在朝堂上煞有介事地对天子高谈“中人之家不取再醮之妇。陛下万乘至尊，乃有此举，返之于心则不安，宣之于口则不顺，传之天下后世则可丑。谁为陛下进此者，罪可族也。”
李唐皇室不介意女性改嫁，原因还不完全是朱熹归纳的“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这是由时代决定的。他们依然要求女性的服从，这是不可能挣脱的定势，但他们并不斤斤计较于细节，在对细节的关注中把自己变得渺小。遑论皇室，士大夫又何尝不是呢？韩愈之女听其再嫁，王安石将寡媳嫁与门生，连向称理学正宗的二程家也有再醮之妇。当主宰着那个世界的男性有着相对还算开阔的胸襟时，整个世界也展现出无疆的壮阔景象来。唐朝和北宋的多数时候，“男性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性”这句话一再得到验证。他们靠征服世界所获取的魅力征服女性。在我们批判这种征服与被征服的两性关系的同时，也应该承认，比起器局狭隘的朱熹之流，这种征服多少还有种粗暴的可爱。南宋以后，男性在征服世界时无所作为，却将目光专注于压缩女性的生存空间。他们越来越把女性当成仅有的压迫对象，希望用尽量逼仄的空间来束缚她们。她们的缩手缩脚反过来给了又不自由的男性以虚假的自由感。对名节贞操的过分强调，正迎合了男性拓展能力日渐萎缩的现实。可是，在一个男权社会，男性是不可能通过征服女性来征服世界。这是朱熹他们所没有考虑到的。
李世民给了韦珪贵妃的名分，甚至还给了她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以定襄县主的身份。直到他在贞观二十三年去世，韦珪一直代替去世的皇后统摄后宫。也许，在李世民看开，有些东西是韦珪所代替不了的，所以后宫再也没有皇后。
李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