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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五年武宗驾崩，使李德裕失去了最强有力的支持。五年里，朝政“皆独决于李德裕，他相无预焉”。他亲自承旨草诏，使号称“内相”的翰林学士沦为服笔札之役的风尘俗吏。李德裕毫不留情地打压牛党；冒着可能招致普遍抵触的危险指派柳仲郢精简地方官吏；连内廷也感受到来自李德裕的压力了：枢密使出纳王言的作用被削弱；监军的权力也小了；宦官的领袖仇士良甚至被迫休致；李德裕还想解除宦官的兵权、财权，但他终究没能改变宦官对神策军和内库的把持——那是宦官势力的命脉，是他们必须全力以赴捍卫的。李德裕甚至插手删改《宪宗实录》，影响皇后的册立……正是在手中权力无限制地扩大的同时，他使自己的政治空间逼仄到了极点。他的反对派们宦官们选择仇视武宗的皇叔李忱入继大位，庙号宣宗。宦官要借他之手打击李德裕。表面上看，李忱登基是李德裕罢相的原因，其实因果关系正好相反：皇叔不可思议地柩前即位不过是宦官扳倒李德裕所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一代贤相万里投荒，被谪贬到崖州，谪贬到天南的烟瘴蛮溪。那里，离长安很远很远，暮色里的啼鸟如果想回来，都有半年的路程……
四、落花犹似坠楼人
唐宣宗是宪宗的十三子。父亲遇弑时他还是个孩子，一个被认为很愚钝的孩子。由于生母与宪宗元配郭氏有隙，他的前半生是在歧视和迫害中度过的。传说他曾为躲避武宗的毒手而出家云游，浪迹天涯。也许这只是个传说。但由于宫廷档案毁于晚唐战火，从宣宗开始，我们没有实录作为历史的叙述依据了，而关于宣宗的传说又特别多。我怀疑，这是宣宗有意所为，一个在三个侄儿之后不合长幼之序地继位的皇帝要用神奇的传说为自己的统治加上一道光环。那些传说由他亲自告诉宠臣令狐绹，由后者的子侄写进《贞陵遗事》。他刻意地仿效宪宗，甚至是太宗，以至于被称为“小太宗”；他用一切机会显示自己对元和一朝深切的怀念：父亲曾任用过的权贵，现在他们的子弟很多被不次超擢，他们在南衙北司的身影，唤起了人们对三十年前一段峥嵘岁月的回忆，暗示着大中朝对那个时代的传承。
当然，这还不够。他追究元和宫变中的罪人们，追究穆宗的罪过以否定他和他的三个儿子得位的正统性。甚至不惜将郭氏逼上绝路，让她几乎要用坠楼的方式来祭奠流水落花般逝去的往昔。
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言，“宣宗之治是一个清算和评估过去的时代”。经过会昌六年四月和大中二年正月两次清算，李党被肃清了；牛党也变成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很明晰的历史名词。宣宗收回大权使中唐党争失去争夺的目标，很快地烟销云散。阉寺盘根错节的势力虽然没有被连根铲除，但宣宗借清算元和逆党之机对其大加清洗。在整个大中朝，权阉们直接干预朝政比较少见。笼络文官、清洗文官和宦官，以及神化自己——宣宗在长安确立起天子无可争议的权威，唐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
也许，儿时所受到过的歧视使宣宗异乎寻常地重视自己的形象。也许，得位不正，还有身世复杂，使他极度自卑也极度自尊。自卑和自尊，在对待臣下时却外化为刻薄和猜忌，连深渥圣眷的令狐绹也要在宣宗不信任的睨视下汗湿重衣。刻薄和刻薄后面隐藏的偏见被宣宗自己概括为一句话：“外庭不可与谋。”亲耳聆听这话的只有翰林学士韦澳。无怪乎他会大有深意地对宰相周墀说：愿相公无权。既然皇帝控制而不能为一个伟大的复兴计划去利用文职官僚集团，抛弃手中剩下的权力确实是宰辅们的明智选择。没有共事者的宣宗自然只能让手中的权力耗散在对腰带的关注、对言语的揣摩、对诗句的考察上，耗散在对那么多的细节的追求和追究上面。长安的文官们在宣宗苛求细节的眼光中慢慢地摒弃了三十年党争中养成的冒失习气，越来越无所作为。
王夫之“有唐之亡，亡于宣宗”的说法也许过分了，但“聪察明断”表象下隐藏的悲剧性固执确实是于事无补。安史之乱后，东南财赋与西北武力相结合给王朝以新的生机。现在，这种结合行将告终了。以大中九年浙东军乱为序幕，岭南叛乱、湖南叛乱、江西叛乱、宣州叛乱……唐朝，一株把根系深深植入东南肥美的水土，却在西北向天探出最高一枝的参天大树。现在他的根系已经开始腐烂了。这也就意味着落花，乃至落叶的时分终于要到来了。
让我们在落花中回想五十年来的恩怨是非吧：从永贞革新到元和中兴，从文宗、武宗到宣宗……从来不曾有过一个王朝，在一步一步走向黄昏的时候，几番振作，几番挣扎，只希望能再现那曾经有过不会再有的繁华。宪宗不在了，杀死他的宦官、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也不在了。就是那个从东宫就开始陪伴他一生却又最终抛弃他的女人，也只能孤零零地走上高高的勤政务本楼……
大中十三年八月的某一日，壬辰或者癸巳日，当人们推开咸宁殿虚掩的门，发现宣宗头朝东边永远地睡着了。也许不是，是几起几落后的如梦初醒。
宣宗之死
回顾晚唐的历史舞台，我们只看到一束耀眼的强光端端地打在李忱的头上，照亮了每一个细节，使号称“小太宗”的他在强光下纤毫毕现。可光柱以外的世界正在无疆的黑暗中沉沦。十三年来，李忱以为整个世界都在沉睡，只有他一人在黑暗中孤独地思考。他越来越真切地看到死亡的黑暗影子正在向他逼近过来，将把他完全笼罩，把他吞噬下去。早在死亡真正到来前，李忱就已经垮了。因为，他对死亡怀有一种杯弓蛇影式的恐惧了。
那一年，京兆府的参军卢甚受上峰差遣，巡视京畿周围的馆驿。在一个小驿站里，他遇到了因结婚请假路过这里的左补阙崔瑄。驿站里的上房只有一间，可两人都不想退让，在驿厅里争执起来了。按照惯例，左补阙是天子身边的谏官，属于清望官，比京兆府中杂佐官员参军地位要高一些。但此时的崔瑄是因私外出，而卢甚却是公事出差，也有优先的道理。事情一下成了僵局。崔瑄大概在争夺中落了下风，回到长安后火气未消，处心积虑地谋划着要报复一下卢甚。左补阙品级不高，却是有权直接上书皇帝的近臣。崔瑄资格又很老，连当朝宰相崔铉都是他的门生。仗着朝中有此奥援，他很快就找了个题目上了封奏章，诬陷卢甚。卢甚回京后，很快就被下到御史狱中接受审问。
官员入狱，就要换下居官的服色，穿上待罪的白色囚服。看着狱吏手中的白衣，遭此横祸的卢甚心中被不平的怨气给梗住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口不择言地说，又不是天子驾崩，为什么要穿白衣？
这句话一下触动了李忱心中最深的痛。崔瑄诬告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真实，这已经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卢甚在李忱最惧怕死亡的时候，谈到了他的死亡。卢甚的无心之言立刻被李忱误读成一句恶毒的诅咒。那强行压抑的恐惧突然转变成不可遏制的怒火。李忱咬牙切齿地宣布立刻将卢甚除籍为民，贬到万里之外的岭表。这已经是非常过分的处置了。唐朝的岭南是真正的烟瘴之地。在长安人看来，那里是弥漫着死亡气息的鬼门关。只有身罹重罪的官员才会被放逐到那里。可是，没有人敢为卢甚说话。
就这样，卢甚黯然离开了长安。一句戏言带给他的悲惨命运还远没有结束。卢甚不知道，当他步履蹒跚地走在南下的驿路上时，大受刺激的李忱象被困住的野兽在深宫中狂暴地转来转去。死亡的字眼使他歇斯底里，他用沙哑的声音发出了一道更加疯狂的指令：他要杀死这个敢于诅咒他的人。他忘了，这个王朝的天子不诛杀文官，已经有很久很久了。
宦官在洛源驿赶上了卢甚。当这个故事在一个驿站开头的时候，谁也没有预料到，它会以这种方式在另一个驿站收场。执行死刑的宦官取出小刀，从卢甚的尸体上剔下喉结，拿回去复命。因为，唐朝规定官员被赐死后，喉结要被剔下来，让宣旨意的人带回为证。在回来的路上，这个宦官和这个悲剧的另一位主人公崔瑄不期而遇。他从口袋里取出一点血淋淋的东西，平静地告诉对方：这就是卢甚的喉结。
崔瑄木然地站在道旁，站了很久，告诉他这个消息的宦官已经消失在路的尽头——这也不是他想得到的结局。
李忱终究会意识到自己的荒唐。他默默地把崔瑄从左补阙迁为阳翟宰，这个会让他想起自己的错误的人必须从他身边走开。但是，这挽回不了什么。人们都知道，使卢甚送命的，正是李忱对死亡的恐惧。他已经把自己的脆弱完全暴露在大众怜悯的目光中。这种怜悯与其说是给已死的卢甚，不如说是给未死的李忱，那个在死亡到来前就已经失去常态的李忱。
就在这时，一群明眸皓齿的少女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李忱的生活。她们来自风光旖旎的越州。在春秋时，那里是越国旧地，有西子浣纱的溪流。曾为那传说中的浣纱女忘记了游动的鱼曾无数次为临水照花的江南美人而无声无息地痴痴沉沦，千年后还在清澈的流水中游来游去。为了抚慰李忱苍老而寂寞的灵魂，美丽的少女们走出越州的明丽山水间，千里迢迢来到了大唐的宫廷。从西子故里间走来的女子乐队让风雅的李忱为之惊艳。她们的身上缭绕着着江南迷茫的烟水气息，让李忱恍惚记起，多少年前他也曾是一个徊彷在江南的杏花烟雨中的过客，踏着无边的春色，从无数婀娜的浣纱女、采莲女身边悄然经过。现在，他不无遗憾地思索着，为什么如诗如画的江南没有留住他匆匆的脚步。如果是那样，长安的一切，那暮霭沉沉的宫廷和表情木然的大臣都将与他无关，他会是山水间一个垂钩钓明月的隐者，板桥上行吟的诗人——“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余杭尽不如”，李忱轻声吟诵着赞美越州的诗句。那一张张似曾相识的笑靥把年迈的他又带回到从前……
李忱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怡然自得地享受过生命了。这么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于皇帝的端庄、严肃。偶尔，他也会流着眼泪写诗来哀悼诗人白居易的亡故；或者和十六宅的兄弟们一起欣赏他为《菩萨蛮》填的新词；在闲暇的时候，李忱还常和大臣们一起品鉴流行的诗歌。可是，这样感性的时刻已经越来越少了。李忱的生活象从完美的模子中铸造出来的一样精致和刻板。他在临摹太宗的生活时失去了自己的灵韵。因为，他临摹的范本，是《贞观政要》中经过筛选和提炼的生活，非常的苍白。现在，人们又看到了一个为异性的美丽而着迷的李忱，不那么合乎教条，有但缺陷，但很有生活趣味的李忱。
可就在这时，李忱召来了掌管掖庭宫的内侍，很平静地吩咐他鸩杀几个月来深蒙上宠的越女。内侍错愕地望着李忱，生怕自己听错了。几年来，宫中的宦官们对李忱的精明已经有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知道李忱的每一个作法都有他自己的深意。从某种意义上讲，宦官们甚至有些崇拜这个心思缜密，态度冷静的帝王，知道他有着他们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