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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辩证。
鬼的聚会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每到风雨晦冥，明锐的雨线由疏而密，从阴霾密布的天空中簇落。疲惫的长安在白茫茫的水汽中被刺骨的寒湿冻得面皮青紫。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市廛忽然什么都烟消云散似地安静下来，连黄犬的狺狺也有一声没一声地。九陌红尘中忙忙碌碌的人们纷纷回家中避一避这愁煞人的秋雨秋风。飞舞的青蝇们也几乎一瞬间就从长安的表面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家可归的鬼们却在这时成群结队地聚集到务本坊的西门，聚集成鬼市。茫茫九衢，到处是鬼的喧嚣，忽远、忽近、忽高、忽低的，似乎是无处不在。空气里，水面上，每一个圆涡、每一颗雨珠都咧开嘴。无数张口在秋风中纵声吟啸同一个句子。侧耳聆听，似乎是诗鬼李贺的一句旧作在反反复复：
落寞谁家子？来感长安秋。
象是对我说的，又好象不是。于是，我伫立在唐朝的最中央，伫立在长安秋暝里，听风、听雨、听鬼唱歌，听一段风起叶落的故事。
我可以将这个故事复述一遍。
第一篇：枭鸣松桂树
深宫欠缺绿意，除了中和殿一侧还有三两株桂树——这些植物也枯萎近百年了。谁都不愿提议将那曾经香气馥郁的残骸掘去。诡异的宫阙里有着太多莫名的禁忌。为了掘去已经没有生命的花树破坏帝王家的风水，或者触犯冥冥中不可知的神道，实在有些犯不着。于是，死去的桂树作为一个逝去的时代留下来的旧道具被遗弃在宫壶。被遗弃的，还有巨大而可怖的黑影，仿佛死去许久的怪兽陈尸于宫阙前空旷得清冷的砖地上。这是含元殿在寒日最后斜照里投射下的巨大阴翳。老去的宫城本身也不过就是个立体的阴影，横亘在日夜交替的年月里。金碧已黯淡了很多年，雕纹也早磨损得所剩无几了。疏于修葺，原本洁白的石阶被灰霉青苔锈蚀得斑驳不堪。那肮脏的洁白教人联想到未及枯朽的骨殖。从千百间奢华而阴暗的宫室里蒸发出来的血腥气息，还有无数在雕栏玉砌之间翩翻的亡魂，最后都酿成阴寒之气，都被宫廷悉数贮蓄起来。当这个容器无可挽回地残破下去后，阴气就从砖石的缝隙间不绝如缕地渗漏出来，使人体会到挥之不去的逼人寒意。更毋庸说，现在——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时令已是早春，苦寒却无异于暮冬。放眼周匝，毫无生气可言，除了三数只野枭，在枯树上、在宫室上空飘忽无定的阴霾里鸹噪不止。粗糙的枭哭充斥着暮色里空荡荡的宫廷，仿佛几个巫人在徒劳地预言——几个时辰后的暗夜里，枭哭里难以破解的讔语就要应验了。
历史不提供讔语。它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概括，使我们借助对同一事物彼此迥异的概括来认识概括者自身。“元和宫变”可以被洗练地概括为：宦官陈弘志弑宪宗。新、旧唐书没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因此，就事件的具体经过来说，我们对元和宫变知之甚少。但是，我们还是要对手头少而又少的文字进行推敲，在极其简陋的文字里钩校可能是极其隐蔽的真相。
宪宗李纯罹难，道士柳泌难辞其咎。兴唐观终年火气不消的铜釜里，韶州出产的钟乳石被他炼成鱼肚白的粉末，然后盛在瓷钵里恭敬地进献到御几上。李纯迷信在医家看来颇具毒性的丹药，不顾廷臣的反对不间断地用温酒送服。药物助长了炽烈的心火。中和殿的阉人们经常莫名其妙地被斥责，甚至杖杀，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陈弘志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最终他铤而走险，不知用什么手段杀死了李纯。
这是一个未必真实但大体上说得过去的解释。但对罪犯的处理却清楚地表明事情远非如此简单。陈弘志没有受到惩罚，而是很快离开了政治旋涡的中心，远赴淮南担任监军使。这不能不被理解为一种别有用意的赍赏。如果是这样，元和宫变就应该是一次计划周详的行动，弑君则是整个计划关键的环节。当计划实现后，参与者陈弘志理所当然地分取属于他的一杯羹。不过，他也只是参与者而已——元和宫变的定性由刑事案件升格为政治事件也就意味着陈弘志所扮演的角色由刑事案件的主犯降格为政治事件的从犯。在他身后，有更为高贵的主谋。尽管多年以后礼部检校官王皞还在以元和宫变事体不明为由为李纯的发妻郭氏湔雪嫌疑，可在大家普遍认为：
“宪宗之贼非郭氏、穆宗而谁哉。”
前者是李纯结发妻子，也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孙女；后者是李纯与她所出之子，在李纯被弑后御极称帝。
生前功名渐趋黯淡后，郭子仪作为历史上一个明亮到眩烂的形象还长久地存在着。人们喜欢用一出名为《满堂笏》的热闹戏来表现他。那是一出以他的儿子郭暧与升平公主夫妻口角为题材的戏剧，所以又叫《打金枝》。它具备诸多迎合平民口味的元素，比如：豪门辛秘、男女纠葛、一波三折的情节和圆满收场。所以脍炙人口，久演不衰。遗憾的是，郭氏和李纯的婚姻却成了这本喜剧的悲剧性补记。郭氏的母亲升平公主系代宗皇帝的女儿，而代宗是李纯的曾祖父。从这一层血缘上讲，郭氏不仅是李纯的妻子，也是他的姑母。皇室重视这桩婚姻笼络勋臣的政治功效，没有计较辈份。可这确实是一门不和谐的亲事。
郭氏之子遂王，日后的穆宗李宥，也不能见宠于父亲。无论体、魄，他都缺乏理想君主应有的强健。有人从优生观念出发将这归因于李纯和郭氏的不伦婚姻。其实，放眼上下三百年，我们不难发现，李宥在他的家族中并非另类。他的孱弱之于李唐皇室，一如血友病之于数个世纪后的欧洲诸王族。我们在李渊身上见过；在李治身上，更为明显；还有李显、李旦……名单几可囊括唐室列帝。体魄上的巨大缺陷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千篇一律地外化为摇摆不定的过程和无可奈何的结局。他们留给后人的政治形象大多病态地苍白。划归另类的，倒应该是李纯，是他所极力效仿的太宗、玄宗，是那些和激动人心的岁月联系在一起的名字。他们所展示的刚猛有为，仿佛某种隐性基因的性状，在帝系传承中隔（三或四）代遗传。这是王朝的悲哀。与李纯父子巨大性格反差和尖锐矛盾形成鲜明对比，儿子对母亲倒有着深深的眷恋。郭氏迁居兴庆宫后，李宥“朝夕供御，务华衍侈”，每月望朔坚持行定省之礼。在为父亲服丧时也不放弃声色之乐的人，大概不会对弘扬孝道的表面文章有什么敷衍的兴趣。所以我相信，他对母亲的优待是真挚情感的流露。
恋母仇父，加上即位后，特别是长庆二年卧病后李宥在床闱间对朝廷命妇（应该年纪不轻）的特殊兴趣，都是典型的俄底浦斯情结症状。如果是这样，元和宫变就是索福克勒斯悲剧的中国版本。可惜，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方法依赖于尽可能丰富、真实并且是晦密的细节，而这正是有着诸多避讳的中国史书无法提供的。文字材料的过分简陋使我们无法运用精神分析工具来解析李宥不醒的恶梦和醒后梦魇般的生活。
没有关系。对弑君动机问题，政治因素似乎远比廋藏在灵魂底层的俄底浦斯情结更具解释力：也许是李宥的无能带累郭氏无法正位中宫——生母成为皇后将赋与他嫡子身份，从而使父亲必须服从古老而权威的“嫡子继承制”，失去选择更好继承者的机会；抑或是郭氏强盛的门第使丈夫心存疑虑，生怕自己身后会重现太阿倒持于外戚的局面，才不愿让无能的李宥承继大统？究竟李纯是出于何种考虑，现在我们说不清了。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郭氏母子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元和十五年前后，当他们发觉李纯将要作出对他们不利的抉择，从而将他们的命运引向不测的境地时，妻子背叛了丈夫，儿子背叛了父亲。
这种情形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神龙年间，中宗也是被自己的妻女鸩杀的。近卫武装和文职官僚一起对弑君者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韦庶人母女很快就被他们释放出的巨大能量碾为齑粉。随后不到十年，王朝信步踏上了历史之巅去领略“开元盛世”的无限光景。元和宫变却终结了“元和中兴”的短暂辉煌。
在李纯晏驾后，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死于非命，而右军中尉却率领麾下的神策军控制了宫中的局势。事后神策军卒每人得到了五十缗酬庸。所以，元和宫变也被人看作宦官集团不同派系的一次对决。正因如此，轻飘飘的一纸《河间传》被看成对李纯命运的沉重告诫。我们也获取了元和宫变的第四种解读。前三种是：
对皇帝虐待的个人反抗；
俄底浦斯情结的病态表现；
皇室内讧。
可是，这还不是答案的全部。元和宫变就如朱红的茎从雕栏玉砌的础下悄然托出的一朵，绽放在那些因关注过去而变得深邃的目光里，任你把繁萼复瓣剥了一层又一层，却总也不见意想中的蕊。从那些被前人剥下的落英里，我拈起了很不起眼的一瓣事实。它不比其他的事实来得重要，可也许它真的被忽略了：
在宫变中，比宦官更可研究的是文职官僚们的立场——同神龙宫变比较，两次宫变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也许玄机恰恰就在于此：神龙年间的宫变巩固了皇帝与文职官僚集团的合作关系，而元和宫变恐怕正相反。
文职官僚集团从一开始就介入储位之争。早在元和四年，翰林学士李绛上疏请立皇储。与他们的意愿相悖，李纯选择了邓王李宁而非遂王李宥，选择了一个官僚们很难抗拒的理由：立嫡以长。换言之，他是不承认郭氏能给她儿子带来继承优先权的。可惜，上天似乎并不眷顾“词尚经雅，动皆中礼”的皇长子。册储的仪式初选在孟夏季节进行——那是长安一年中最明媚的时节了：九城沁绿；肥厚的叶掌撑出层层叠叠的生意，将翳然气象掩盖得一点不露；仕女们心情愉快地往来于青鸦鸦的季节里，笑着、闹着、揣摩着盛典的每一个细节，并在若干年后把每一个细节都羼入她们青涩的回忆——不带有灰黑的情景在记忆中已越来越少了……然而，精心的策划在不期而至的缠绵雨水里湿透了。铅灰的雨云在随后数月内封锁着帝京的天空。仪式推迟到孟秋，又因同样的原因推迟到十月才告完成。这时已到颓废的冬天。经过了长逾六个月的宕延，从上到下，包括皇帝本人都是带着应付的心态在如期而至的凛冽寒风中履行完繁琐的程序。那年的雨也许暗示着上苍的旨意。因为仅仅过了两年又两个月，惠昭太子李宁就薨殁了。由于国典中没有太子丧仪，权摄太常博士的国子司业自创了一套繁琐的仪注。那场隆重得异乎寻常的葬礼也意味着李宁的两个弟弟澧王和遂王之间的角逐展开了。
澧王的生母——掖庭宫一个低贱的宫娥能给她儿子的实在太少了。在围绕立储展开的角逐中，遂王李宥是凭借优越的母系背景获得了文职官僚集团压倒性的支持。尽管李纯不愿意承认他继承大位的优越地位，这场较量仍以他胜出告一段落。矛盾没有解决。种种迹象表明，李宥成为太子不过是他的父亲迫于文职官僚集团的压力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
第一，诏命翰林学士崔群代澧王草拟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