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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杜马议员维克托·舍伊尼斯与另外几位议员曾经参加过营救这些战俘的工作。他向人们介绍的情况是：“开始时把这些孩子——被俘的俄罗斯士兵带来给我们看。他们完全无精打采，很肮脏，衣衫褴褛。他们讲述说，根本没有告诉他们去哪里和去干什么，他们被装进车厢运到了莫兹多克，接着从莫兹多克又被用没有修好的车辆运到格罗兹尼，而且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彼此都不认识。这不是在什么地方多少经过了磨练的部队，而是匆忙收罗起来的士兵……”
第二部分第一次车臣战争（7）
这位议员说：“我认为这是由俄罗斯的指挥部搞出来的一个屠宰场。他们把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经过战火锻炼和对作战行动没有准备的士兵抛了出来。”
1995年1月4日13时，对战场的情况大为不满的叶利钦将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内务部长叶林等统统传到克里姆林宫，讨论车臣战事。在听取了格拉乔夫的汇报后，叶利钦一下子提出了这么多问题。
格罗兹尼战斗行动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进城后下一步干什么？军队的任务是什么？内务部队的任务是什么？
为什么市内作战行动没有内务部队的支持？
为什么用年轻战士在市内作战？他们是否进行过在市内作战的训练？
在市内使用坦克和装甲技术兵器的依据是什么（这个问题显然是针对格拉乔夫以前说过“在市内使用坦克是无知的”提出的）？
为什么不切断武装分子由南面和其他方向进入格罗兹尼的道路，使之得到了补充？
什么时间能攻克市内的要害目标？或者说直到最后能不能完成？
实际伤亡是多少？我们、武装分子和平民的实际伤亡各是多少？
哪些目标遭到火箭打击和飞机轰炸？为什么油田起火？
杜达耶夫究竟在什么地方？在地下室藏着还是逃跑了？如果是逃跑，为什么没逮住他？
格罗兹尼的作战行动是怎么策划的？
有没有关于武装分子据点的情报？计划怎么使这些据点中立化？采取了什么政策？
是否研究过撤退方案？
与坦克有无稳定的联系？给坦克下达了什么命令？
谢·科瓦廖夫根据安·科济列夫的秘密请求与杜达耶夫谈判的结果怎么样？
总统像机关枪扫射一样，一下子提出了这么多问题，可见他对车臣的战事非常焦虑。可是，这些问题一起提了出来，使与会者光把题目背下来就得些时间了，哪里还能找到答案？鉴于对车臣开战的决策层都不能圆满解答总统提出的问题，叶利钦下令，从1月5日零时零分起，停止轰炸和炮击格罗兹尼的目标。
其实叶利钦提出的这些问题，最有权利回答的不是别人，只能是他自己。因为其中好多事情涉及到高层决策或者是在高层决策失误影响下造成的。对于发生在车臣这场战争，应当说联邦和车臣双方早都有心理准备，但当战斗在四年后真正打响时，俄军却仍然是仓促上阵，乱作一团。在这次战争中，联邦总计动用了4个兵种、5个军区和3个舰队的10多万人马，可谓用牛刀杀鸡。但由于事先准备得不充分，作战计划非常粗糙，所以，大多数部队都是在战斗开始后匆匆赶到，随即就投入军事行动的。60％部队在向车臣进发途中临时编组，官兵之间互不相识，不少新兵不仅没参加过战斗，有的连枪都不会用。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思想政治工作没有跟上，参战队伍士气相当低落。士兵们在进入战壕后不是研究如何消灭敌人，而是在讨论这场战争是否合理合法。由于对战争认识不一致，国防部有3名副部长辞职；11位将军致函国家杜马，对战争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一批战地指挥官因贻误战机被撤职。所有这些，导致俄军在开战后，全无王师之相，在给自己造成了不应有损失的同时，还助长了非法武装分子的气焰。
尽管俄罗斯军队在对格罗兹尼的进攻中没有打出世界第二军事强国武装部队的气势，但占领这座城市毕竟是早晚的事情。经过两个多月的争夺，1995年3月6日，俄军终于攻下非法武装在格罗兹尼的最后一个据点，解放了这座城市。在最后的争夺中，俄军出动了“苏—25”强击机，还投下了几枚能穿透水泥墙的炸弹。
杜达耶夫没有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他的有生力量是在完全可以坚持战斗的情况下，主动撤出的，而且非法武装主要成员一个都没有死伤或被俘，这就为后来解决车臣问题留下了隐患，甚至可以说是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几天后，俄军将格罗兹尼防务移交给内务部所辖部队，挥师南下，对盘踞在古捷尔梅斯、萨马什金、巴穆特等地的非法武装进行清剿。然而城外的战事比集中力量攻打一个城市进行得更糟。非法武装分子化整为零，分成数不清的战斗小组，藏在平民中间，与其周旋。以至于俄军每次使用重武器或空中力量时，伤及的平民都比武装分子多得多。为此，国家杜马在4月12日通过了《关于调解车臣危机的措施》法，禁止在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动用武装部队和建立非常的管理机关，但是这项法律被叶利钦行使总统权力否决了。
第二部分第一次车臣战争（8）
4月28日，叶利钦签署《有关使车臣局势正常化的补充措施》命令，宣布从当日零时起，至5月12日零时，在车臣停止军事行动。但这份《命令》同时指出，“当出现武装挑衅时，俄军可以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这已经是叶利钦在战斗进行过程中第二次命令部队在未取得最后胜利前停火了，联邦总统这个决定是在一个国际大背景下提出的。因为1995年5月9日，将要在莫斯科举行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等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将应邀参加。莫斯科不想让这些贵宾分不清哪些是庆祝胜利五十年的礼炮，哪些响声正在把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和无辜的平民炸得血肉横飞。
总统的命令得到了贯彻，但军方对此怨声载道。他们认为这半个月的时间，足以使非法武装得到很好的休整和补充，而最终的结果是造成更多俄罗斯军人流血牺牲。
这时，从莫斯科到格罗兹尼，人们都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总统把这场战争过于政治化了。
一架架贵宾专机刚刚离开莫斯科伏努沃机场，“苏—25”对车臣的轰炸就恢复了。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较量，俄军终于控制了车臣90％的领土，把非法武装分子赶进了靠近格鲁吉亚潘基西峡谷的深山。
四以恐取胜的布琼诺夫斯克事件
1995年6月14日，也就是俄军攻下杜达耶夫最后一个较大据点沙托伊的第二天，一起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了。非法武装分子巴萨耶夫率领100多名敢死队员，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跳出俄军包围圈，来到俄罗斯南部城市布琼诺夫斯克，劫持了1000多名人质，要求与俄军谈判。为了保证人质的安全，联邦政府被迫做出重大让步，基本满足了恐怖分子要求。6月19日，俄军开始撤退，巴萨耶夫也撤回车臣，800多名人质获救。
谁也不曾想到，造成数以万计人员伤亡的第一次车臣战争竟然是这样结束的。
由于指挥这次行动的恐怖分子头目巴萨耶夫至今仍未归案，所以，关于这次事件的组织策划和一些重要情节并没有彻底搞清，俄罗斯内务部根据目击者和受害人以及参与处理这件事情官员提供的情况，归纳出来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1995年6月14日中午，在车臣通向俄罗斯联邦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布琼诺夫斯克市的公路上，出现了一支车队。他们由三辆带帆布篷的“卡玛斯”和一辆“日古利”组成，四辆车都没有车牌和扩大号，但从颜色看，三辆大车显然是军车，而走在前面的“日古利”是一辆警车。
前面不远处就是位于格奥尔吉耶夫斯克—卡斯皮斯克公路104公里处的检查站了，但车队没有减速停车接受检查的意思。由于这里距车臣边境只有100多公里，所以，检查人员比较认真。当天值班的一个军官和两个士兵看到这种情况赶紧出来阻拦，但坐在小车里一个身穿警服的人，只是用手向车厢上面指了指，厉声告诉他们车里装的是从战场上拉下来的俄罗斯军人尸体，随后就带着车队冲过哨卡。
这个情况很快反映到布琼诺夫斯克市内务局值班室，值班人员也觉得情况可疑，于是下令追堵。车队是在距检查站三公里的地方被一名内务部人员发现的，但这时早已进入市区，而且有一辆“卡玛斯”已经脱离车队，向医院开去。事后人们才知道，武装分子在这辆车上装了许多武器弹药，同时，不少于50名恐怖分子不知什么时候早已潜入市区，等候在那里。当这些人拿到武器后，医院很快就被他们控制了。
走在路上的另外几辆汽车此刻仍然拒绝检查，直到内务局大楼出现在眼前时，他们才将车停下。但就在汽车还未停稳的瞬间，从几辆车上突然跳下近百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他们手持自动步枪和火箭筒，在几秒钟之内就打倒了跟在后面陆续赶来的警察和内务部工作人员。然后，一边疯狂地向大楼扫射，一边向里面冲去。很快，这座五层大楼就被他们占领，所有工作人员都成了人质，恐怖分子把他们赶到大楼外面的广场上。这时，人们才知道同时遭到攻击的还有附近的市政府大楼、少年宫、消防队、储蓄银行大楼和“斯塔夫罗波尔”工业建筑银行大楼。
此刻，被集中到广场上的人质已达400~500人，恐怖分子在路上截了几辆公共汽车，把他们赶到车上，由“卡玛斯”一前一后押送着向医院走去。路上，武装分子不时朝街道两侧的建筑物开枪和对天鸣枪，制造恐怖气氛，以防人质逃跑。
当日16时，被劫持的人质来到医院。这时，在这里工作的450名医护人员和大约500名病人也早已被看管起来，他们被集中到一起，其中的七名军警当场被杀害。
布琼诺夫斯克市是个只有5万人口的小城，但这时被扣在医院的已达1400多。也就是说，有将近3％的居民成了恐怖分子的人质。
直到18时，街上的枪声才逐渐停下来，所有的恐怖分子都退到医院。在这一个下午的袭击中，有六名歹徒被打死。被武装分子打死打伤的有70多人。
消息震动了俄罗斯，震惊了全世界。正在休假的切尔诺梅尔金总理返回莫斯科，立即要求内务部设法与恐怖分子取得联系，了解释放人质的条件。
第二部分第一次车臣战争（9）
当天深夜，一个叫沙米尔·巴萨耶夫的人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因为他不仅承认发生在布琼诺夫斯克市的恐怖事件是自己策划和指挥的，而且还以杜达耶夫政府颠覆和破坏支队指挥员的身份，提出释放人质的前提是结束车臣战争；由叶利钦或切尔诺梅尔金直接与杜达耶夫谈判。
15日早晨，由于